古代游牧族群的头颅饮器

    一

    在欧亚大陆大草原上，自古活跃着众多游牧民族。在这个横贯东西的大舞台上，不同的游牧族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攻伐融合，不断变迁。各族群与部落之间虽有习俗上的差异，但也有草原民族共同的习性。在族群部落战争中，战胜者处理敌人的手段在很长时期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敌人头颅制造饮器是其一。

    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0-前425年)记载斯基泰人的风俗：他们把杀死的所有敌人的头颅带到国王那里。沿着两个耳朵在头颅上割一个圈，揪住头皮把它扯下来。然后用牛肋骨把头皮上的肉剔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把它当作手巾来保存，并把它吊在自己坐骑的马缰上作为夸耀。拥有这种头皮手巾最多的人，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尤其是，希罗多德特别提到斯基泰人以敌人的头颅当饮器的风俗：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把他的头颅内部弄干净，制成饮器，有重要的客人来访时，便用这种人头酒杯来款待客人。（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56页；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19-220页）

    这种风俗在东方也存在。公元前453年晋国大夫赵襄子联合韩、魏三家共同攻灭智伯，瓜分其地，杀死智伯，把他的头制成饮器。《战国策·赵策》载：“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淮南子·道应训》：“襄子疏队而击之，大败智伯，破其头，以为饮器。”赵国位于北方，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赵襄子所为可能是仿效北方的草原民族。后来赵武灵王推动“胡服骑射”，说明赵国颇受北方胡人习俗的影响。

    两百多年后，匈奴人中还盛行这种风俗。据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记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匈奴强大以后攻击大月氏：“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武帝反击匈奴，从匈奴俘虏口中了解的情况与此是一致的。“是时，天子（汉武帝）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西域传》也记载：“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在后来的游牧民族中，这种风俗仍然在流传。《魏书》记载，柔然可汗醜奴战胜高车可汗弥俄突，对后者仍是如此处理：“（北魏）肃宗初，（高车可汗）弥俄突与蠕蠕主醜奴战败被擒，醜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这种风俗在游牧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魏书·列传》卷一百三，《北史·列传》卷八十六同）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入侵欧洲的各游牧族群也保留着这种风俗。阿尔博因(?-573年)是意大利伦巴第王国的建立者，曾在战争中杀死潘诺尼亚（今匈牙利）日皮德人的首领库尼蒙德，并强占其女罗莎蒙德为妻，自立为潘诺尼亚王。出于习惯，他命人将库尼蒙德的头骨制成大杯，用来饮酒纪念他的胜利。阿尔博因在意大利占领许多地方，在维罗纳大摆宴席，酒酣兴发之际，命人用头骨杯盛酒，献给坐在对面的妻子，并大声喊道：请与乃父一起痛饮！这句话激起了罗莎蒙德的仇恨，阿尔博因最终被谋杀。（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保加尔人本属于中亚游牧民族，西迁后成为拜占庭帝国北方多瑙河防线上的“蛮族”之一。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这个边境族群始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皇帝尼基弗鲁斯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保加尔人，多次拒绝保加尔可汗克鲁姆的和谈请求，811年拜占庭帝国发动对保加尔人的讨伐，结果战败。保加尔人王克鲁姆将战死的皇帝头骨制成一个碗，强迫所有的保加尔人贵族用它饮酒。（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37页；N.H.拜尼斯主编：《拜占庭：东罗马文化概论》，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6页）与此相类似的是，972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围攻君士坦丁堡，不克。在撤退到第聂伯河畔时，遭到了佩切涅格可汗库里亚的突袭，斯维亚托斯拉夫被杀。《往年纪事》记载，他的头颅被做成了镶金嵌银的酒杯，还刻上了“总想夺取别人的土地，而自己的国土任受蹂躏”之类的铭文。（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2页）

    二

    欧亚大陆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虽都有以敌人头颅制造饮器的习俗，但制造手法与意涵似有不同。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基泰人制造人头饮器的方法是：把敌人头颅眉毛以下的部分割去，把内部弄干净。穷人制造头颅饮器，是在头颅外面包上生牛皮；富人则更讲究一些，在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金。有贵客来访时，他便用这种人头酒杯来款待客人。游牧部族多属食肉族，他们制造容器多以皮革，故以牛皮包制饮器，然后以贫富程度决定是否在内部镀金。

    蒙古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传》介绍，草原英雄格萨尔砍下七个奴工的头颅，放进大锅中煮熟，然后锯开，包镶金银，盛七种美酒，祭过“圣祖”之后，把酒杯献给了契丹皇帝。可以想见，头颅煮过之后，骨肉分离干净，骨头更坚硬光滑。这种古老“工艺”在游牧民族中代代相传，蒙古时代已经比斯基泰时代更为娴熟。

    中原制造人头饮器有所不同。《史记·刺客传·豫让传》：“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用漆是华夏发明之一。中原使用漆器很早，大约在七千多年以前已经制造漆器。1978年发现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有木碗和朱漆筒。1973年河南成蒿成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残片，木胎之上有雕饰的饕餮纹，漆成朱、黑两色。战国出土的文物有不少漆器，台随州曾侯乙墓出土过漆几。除了木、竹之器用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皮甲表面还髹漆。漆器所用之漆取自漆树，漆树的汁液制成的天然漆，涂在器物上可以大大增加物品的强度和寿命。漆在中国古代应用广泛，漆树很早就是重要经济物产，丝与漆一样成为中原区别于外族的一个标志。《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中亚以西各族：“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柔然可汗醜奴杀死高车可汗弥俄突，“漆其头为饮器”，保留了游牧民族以敌人头颅制造饮器的风俗，也接受了中原制造漆器的工艺。

    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活动在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由于生存环境恶劣，骑射尚武成为一种习惯，在食物得不到保障时，发动战争掠夺食物是最主要的选择，久之成为一种风俗。游牧部族由于生存环境，逐水草而居，以肉类为主食，“食肉寝皮”在他们是日常行为。在他们那里，以敌人头颅制造饮器，与使用动物骨架制造器具并无区别，使用起来也不会引起心理上的不适。

    在定居的农业民族那里，以敌人的头颅制造饮器，主要是泄愤心理情绪，表达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民族，杀戮动物属于不得已之事，故孟子主张“君子远庖厨”，尽量避免目睹残忍的杀戮行为。族群攻伐杀戮被视为血腥行为。秦代奖励军功政策，以杀人多寡计战功，在后代都被视为“暴秦”的野蛮象征。对固守入土为安理念的农业民族而言，使用人头做成的器皿，即使是敌人的头颅，也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不适。

    这种不适反映在历代学者对“饮器”二字的注解上。汉高诱注《淮南子·道应训》“大败知伯，破其首以为饮器”句：“饮、溺器、椑榼也。”椑榼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在高诱看来，饮器是溺器，或是盛酒之器，但不是酒具，这种解释排除了饮酒者之口与饮器的直接接触，减低了以人头器皿喝酒带来的心理影响，在客观上降低了器皿本身所表现的野蛮与血腥。《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沿用了这种说法：“案：大宛列传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裴氏注彼引韦昭云‘饮器，椑榼也’。晋灼曰‘饮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饮者。晋氏以为亵器者，以韩子、吕氏春秋并云襄子漆智伯头为溲杅，故云。正义刘云：‘酒器也，每宾会设之，示恨深也。’按：诸先儒说恐非。”颜师古注《汉书·张骞传》之“以其头为饮器”：“韦昭曰：‘饮器，椑榼也。’晋灼曰：‘饮器，虎子属也，或曰饮酒之器也。’……韦云椑榼，晋云兽子，皆非也。椑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饮者也。”清代训诂学家庄逵吉仍主张“疑此酒字讹‘溺’”。孙诒让《周礼正义》：“虎子，盛溺器,汉时俗语。”虎子，又称溲瓶、楲、兽子，背有提梁，一侧有小口向上，夜用盛尿，因其形似虎而得名。春秋晚期制造的铜虎子已有出土，汉代文物中已有陶瓷虎子出现，六朝以青瓷为主。北方游牧民族不使用这种溺器，故不能以人头制造这种器物。以中原农耕文化风俗，人们显然难以接受以头颅作饮器的风俗，故试图解释为溺器，但难以凿通，最终解为盛酒器。不过，即使解释为盛酒之具，在中原人看来仍属于蛮夷族人的异常行为。

    但是，无论在游牧部族还是定居部族，用敌人的头颅制造饮器，都是表达一种仇恨情绪。它是古代社会动物丛林法赤裸裸的展示，但比动物世界更具恶意：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是自然本能，猎食动物不会故意炫耀杀戮。以人头制造饮器的行为，其核心一是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二是对武力的炫耀，三是昔日武功的张扬。以人头制造饮器这种风俗，表达的是杀戮的快感与胜利者的自豪感，在重要场合向尊贵的个人展示人头饮器，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涵；对于两个仇视已久的族众而言，往往是大仇得报的展示。

    据希罗多德记载，斯基泰人的风俗是以敌人的头骨作杯子用，“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斯基泰人不但如此处理敌对族人的头骨，也如此处理自己族人的头骨，“但对方必须是与他结过世仇，而且他必须是当着国王的面被他杀死的。如果那些受到他们敬重的客人来访，他们就用这些饮具来招待客人，主人还要给客人们讲述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是怎样向他挑战的，又是怎样被他打败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勇武的证明”。希罗多德还提到：“每一地区的首脑，每年都要在自己的辖区之内的某个地方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在一个混酒钵内把酒调好，所有曾杀死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都有权饮用这里面的酒，但是没有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却不许品尝这种酒，他们很不光彩地坐在一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了。他们当中那些杀死许多敌人的斯基泰人，每人有两杯而不是一杯，并且用两只杯同时畅饮。”（《历史》IV,65）可见，头颅酒器成了强者炫耀武功的资本。

    这种习惯同样见诸匈奴人中间。汉元帝时，南匈奴称臣于汉，汉庭派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到南匈奴，与匈奴会盟，呼韩邪单于就用月氏王头为饮器，饮血结盟。《汉书·匈奴传》记载：“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在汉朝与南匈奴会盟这种重要场合，呼韩邪单于以老上单于所用的月氏王头颅饮器与汉使饮盟，是游牧民族款待重要客人的风俗，其目的是炫耀自己的武功。

    三

    以人头制造饮器这种风俗，在精神层面对遭人杀戮的民众而言，是失败的痛苦及遭受奴役的屈辱；对一个族群而言，其民众被敌人战败、杀戮，是一种耻辱，而作为族群代表的首领被杀，其象征性远较普通民众更甚，其头颅被敌人做成饮器把玩，对整个部族而言更是一种奇耻大辱。

    就中原人而言，有两件“头颅饮器”事件具有持久影响。其一是大月氏王。大月氏原居住于敦煌、祁连间，战国末期到秦，月氏强盛，一度控制匈奴，迫使匈奴头曼单于降服，送儿子冒顿为月氏的人质；及老上单于（冒顿之子），匈奴强盛，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迫于压力，无可奈何，只能远走中亚，最终落脚到希腊人建立的大夏（阿富汗北部）。在蒙古征服中原、覆灭南宋以前，在中原文人笔下，匈奴以大月氏王头颅为饮器是流传颇广的主题之一。由于这个事件发生在两个“草原蛮族”之间，中原文人作壁上观，视之为豪迈的壮举。如王维《燕支行》赞扬卫青、霍去病的战功：“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周紫芝（1082-1155）《刘将军宝刀歌》：“将军宝刀玉三尺，夜半有光如日赤。……不愿君持此刀日解三千牛，愿刳月支作饮器。”其豪迈之情堪比“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名句，二者都充溢着上马击胡、守土保国的壮志豪情。

    游牧文化崇尚强者。蒙元与匈奴同属游牧民族，对匈奴文化有认同感。在蒙古人统治之下，文人对匈奴以月氏王头为饮器之风俗采取赞赏态度，出现了众多以《月支王头饮器歌》为题的诗作。如陈大欣诗：“呼韩款塞称藩臣，已知绝漠无王庭。驰突犹夸汉使者，纵马夜出居延城。我有饮器非饮酒，开函视之万鬼走。世世无忘冒顿功，月支强王头在手。……酒酣剑吼浮云悲，使者辞欢归就馆。”讲述的是汉朝与南匈奴会盟，南匈奴以月氏王头颅饮器招待汉使的故事。祝蕃《即席和贯学士月氏王头饮器歌》亦同：“单于宝刀寒映雪，月氏髑髅饮冤血。……头颅如许当速朽，生擒误入仇家手。忍将鸣镝射头曼，吁嗟降王亦何有。后来汉使渃水东，犹待留犁浇盟酒。”杨维桢（1296-1370）同名诗：“黑风吹瓠 瓠不流，冒 顿夜断强王头。……老上单于夸好手，棘门胡卢可盛酒。”其中看不到对战败被杀者的任何悲悯之情，充满了强者的自豪感。

    在蒙古统治者主导的“颂强”之风下，这一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人头饮器事件，几乎被完全漠视了。宋理宗赵昀是宋朝第十四位皇帝，南渡后的第五位皇帝，晚年生活荒淫，醉生梦死，朝政不振，国势急衰；死后15年，南宋亡于元朝。杨琏真迦本为西藏的藏传佛教僧人，元世祖忽必烈的宠臣，他出任“江南释教总摄”即佛教总管后，“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厌胜”即法器。杨琏真迦后来被元朝廷治罪，“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元朝的“帝师”即八思巴。藏僧制造的头骨饮器（嘎巴拉碗）又称内供颅器、人头器，是佛教密宗灌顶仪式的法器，多由修行有成的高僧头骨制成。以头骨制作饮器的习俗先在西藏传播，随着藏僧的活动进入中原，其制造手法虽与草原民族相似，但意义有所不同。但在元人手里，理宗头颅却含有炫耀武功之意。

    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建立明朝，中原汉民族意识再次被激活。朱元璋从大臣危素口中获悉宋理宗颅骨（酒器）事件，不由心绪难平。《明史·危素传》记载：“素在翰林，宴见，备言始末。帝叹息良久，命北平守将购得颅骨于西僧汝纳所，谕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绍兴以永穆陵园来献，遂敕葬故陵。”宋理宗颅骨经过近百年的流浪，归葬于宋六陵，时在洪武二年（1369年）。张岱《夜航船》记载这个事件：“元妖僧杨琏真迦发诸陵，唐珏潜收陵骨，瘗于兰亭山之冬青树下，陵骨得以无恙，独理宗头大如斗，不敢更换，元人取作溺器。我太祖（朱元璋）得之沙漠，复归本陵，有石碑记其事。”如前所述，将敌人头颅作为“溺器”显示的是仇恨，用作“饮器”所表达的，除了仇恨，更多的是侮辱。故中原汉人宁愿释其为“溺器”而不愿视之为“饮器”，以此降低心理上的遭受侮辱的程度。

    明初以降的诗歌中，多有吟诵头颅饮器的诗篇，其神韵气质已大为不同。元末明初诗人高启《穆陵行》：“髡胡暗识宝气尽，六陵松柏悲风来。玉颅深注驼酥酒，误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穹庐，醉骨饮冤愁不朽。幸逢中 国真龙飞，一函雨露江南归。……千秋谁解锢南山，世运兴亡覆掌间。”“髡胡”，是明代民众对杨琏真迦的骂称，诗中将宋理宗与月氏王相比，慨叹二者的遭遇，歌咏朱元璋推翻蒙元，使理宗头颅回归，其中带有沉郁悲壮之气，隐含着国家兴亡之叹。

    明末清初张岱《月氏王头饮器歌》诗：“单于帐中夜击缶，脑骨腥红捧在手。……脑中酒热骨自鸣，无人知是强王首。自恨生前错用人，封疆既失头颅走。夜台安得范亚父，伸出老拳撞玉斗。君不见六陵冢上理宗头，五国城边盛溺溲。”溺溲即小便。张诗沿袭头器为溺器之说；以古喻今，借古事吟咏明亡之痛，假头器抒发感慨；以月氏王的口气哀叹治国者失策的教训，希望招揽亚父范增那样的人才，在鸿门宴上击碎刘邦所送玉斗以激谏项羽，匡正帝王之失，同时也提醒人们汲取教训，避免重蹈宋朝疏于治国，皇帝头颅被人当溺器的悲剧。清代文人王居琼游至宋理宗陵，写下《穆陵行》诗：“黑龙断首作饮器，风雨空山魂夜啼。……可怜持比月氏王，宁饲鸟鸢及狐兔。百年枯骨却南返，雨花台下开幽宫。”其中“黑龙断首作饮器”“百年枯骨却南返”写头骨被窃与回归之事，将宋理宗与月氏王相提并论，对月氏王头颅已有更深的解悟。

    清兵入关后烧杀抢掠，激起汉人的义愤。书生夏完淳写下《鱼服》诗，其中有“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诗句，发誓像汉代的定远侯班超一样投笔从戎，把清人敌首的头颅取来装酒。诗中的“月氏”指清人。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被迫退往西南，进入四川时写过一首《入川题壁》诗歌：“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在用典上，也是以“人头酒器”表达对清军不共戴天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