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如何“出圈”：关于“侨易学”的观察与思考

    ■林盼

    《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是叶隽教授继《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之后第二部“侨易学”专著。关于《构序与取象》这本书的出版缘起，用叶隽的话来说，是要给侨易学理论的研究者更加明晰的场景展示，并提供“操作指南”。读完《构序与取象》，我深感叶隽的理论研究水平日渐精深，又感到侨易学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新阶段。

    在此之前，侨易学的研究框架已初步建立，一些基本定义也为学界逐渐体认，如“侨易学”之“侨易”借鉴李石曾的“侨学”与《易经》的“易学”，强调个人或群体因地理迁移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并对观念变化的转变因素加以探究，既是观察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一种理论，也是研究多文化交流背景下个体或群体思想观念变化的一种方法，所谓“人的重要观念的形成，总是与其物质位移、精神位移息息相关”。在叶隽及其他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这些概念与定义已在“圈内”渐成共识。

    而《构序与取象》所做出的最大突破，是将侨易二元进行相合，形成“侨元四义”和“易元四义”。所谓易元四义，即指变易（事物变化）、不易（大道不变）、简易（至简原则）、交易（相交触变）；侨元四义，即指侨移（位置迁移）、侨戏（摹仿游戏）、侨升（高升提质）、侨系（架桥勾系），并两两相交，构成“十六义”，即“移变、移常、移简、移交，仿变、仿常、仿简、仿交，高变、高常、高简、高交，桥变、桥常、桥简、桥交”。可以说，“侨元四义”“易元四义”以及“十六义”的提出，为侨易学的理论提供简明扼要的“使用说明”。

    目前侨易学的研究现状，确实面临如何“出圈”的问题。我也几次尝试使用侨易学的理论进行案例分析，从“用户”的角度而言，深感侨易学的理论体系庞大复杂，绝非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但这种庞杂也部分限制了概念工具的广泛接受，使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有“望峰息心”之感，甚至不断地拨开迷雾，努力理解概念话语中的微言大义，扪心自省“是否已理解个中意涵”？ 如果使用者时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对于理论的推广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归根结底，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智能手机，最基本的评价标准永远是“功能多样、简单好用”，而不是“外观独特，包装华丽”。

    叶隽在《构序与取象》书中也指出，不希望侨易学只是在理论阐述上“头头是道”，一旦自己上场“操练拳脚”则“左支右绌”。如何避免这一状况的出现？ 我想，还是应该进行深入的比较案例研究，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观察“侨”与“易”之间的关系，从中总结经验规律，阐述“因侨致易”的发生机制和前提条件。说到底，侨易学不能停留在呈现“因侨致易”，而是应该分析为何有些人“因侨致易”，有些人则“侨而不易”。“因侨致易”并非绝对出现，而是建筑在一系列发生机制和前提条件的基础上。一旦制度基础发生变化，对行为主体造成影响，很有可能导致“侨而不易”，因此需要对具体的制度基础进行辨析，加深对物质位移和精神漫游之间相关性的认识。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观念的变易过程，并对精神质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由此才能更好地对行动者的选择进行解读。

    总之，侨易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物质位移）和思想（精神位移）之间的关系。人的思想世界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生成机制很难“一言以蔽之”，其内在结构并非线性的，隐藏的内部深层结构更繁复丰盈，各种内外环境的因素都有可能对行动者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导致行动后果出现显著差异，不能简单地以“变”或“不变”进行概括，而是应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变”“变得如何”。换言之，目前应当在“十六义”的大框架中加入调节变量，讨论移变的形成机制、仿变的选择依据、高变的变化条件、桥变的中介过程等。这已经不是叶隽教授一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宏大议题，需要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采用更为多元的比较视角进行分析，才能使侨易学这一本土理论真正成为一门“通观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