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

    ■欧阳哲生

    1月12日下午3时我午睡起来，在“中国当代学人作家”群看到李春龙君转发冯先生去世的消息：

    今天九点左右时候还没事，清醒状态，10点41分冯先生心脏停止了跳动。几年前，先生做过心脏搭桥。感染新冠，期间昏迷了很长时间，对心脏压力很大，未能逢凶化吉。

    群内已是一片哀悼声。我随即将去年12月5日至23日与冯先生通信的截图发到群里，并附言：“冯先生是足球铁粉，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时他几乎天天给我发他对球赛的预测，我劝他多休息，估计他给其他朋友也发了这类消息。在先生的朋友中，我属晚辈，与先生相识三十多年，今失良师，痛哉！ 愿冯先生在天堂安息！”冯先生是这个群里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他的离去，大家意识到从此将失去一重心。

    冯先生在医院时，12月23日我自己传染新冠刚转阴，曾给冯先生发过一短信：“现在在医院就不要岀来，外面遍地是阳性。……多加保重！”这是我给冯先生发出的最后一信，他没有回复，我预感他身体可能又出了问题。此前半个月，冯先生几乎每隔一二天都会给我发信，报告他对世界杯足球赛的预测，我大多是礼貌性地点赞回应。没过几天即闻他病重住院。12月30日，有人在群里转告“所有人 转发：各位老师好！ 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老师感染新冠肺炎，现在已上了呼吸机，情况不好，目前急需输血。医院供血不足，紧急求助。哪位老师属于B型血，且在新冠转阴七天以后？ 愿意输血帮助冯老师的，请速与傅才武老师联系（此处附手机号码——编者注）。至诚感谢！”这则消息在很多微信群里迅即转发，输血的问题很快解决，大家纷纷为冯先生的病情祈祷。1月7日，李春龙在群里又告：“刚刚武汉大学赵林教授转来消息，冯天瑜教授昨天起已转危为安，今天血氧饱和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六。感谢神对先生的眷顾和保佑。先生大德，吉人自有天相。”大家沉重的心情似乎又落下了一块石头。没想到才过五天就传来此哀讯，人们对此虽不感意外，但还是震惊不已。

    我与冯先生的交往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最初是在何时何地开始接触冯先生已无从记起。1986年9月我去武汉参加两湖地区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曾与先生谋面。当时“文化热”兴起，冯先生投身中国文化史研究，他与何晓明、周积明合著《中华文化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这是新时期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学术界对其颇为关注，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室购置了此书，并分发给室内研究人员人手一套。与此同时，我获得冯先生所赠《中国文化史断想》（华工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一书，从此我开始关注冯先生的著作和他的研究动态。1992年6月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导师林增平先生邀请冯先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冯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撰写的评语，至今我依然保存：

    欧阳哲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胡适思想研究》，从较高的理论视角，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证胡适思想的诸侧面，对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而又聚讼纷纭的人物作出科学的评析。

    这篇论文的突出之处在于，超越往昔围绕胡适的“非骂即捧”的极端之论，将胡适复杂的生涯，尤其是涉猎广泛的学术实践与思想，诉诸历史主义的陈述和理性的判断，从而相当准确地把握了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处的特别地位。论文关于胡适设计新文化规范、宣传并运用实验主义、揭示现代人生观、整理国故、融会中西文化方面的功过得失，都能在客观叙述间给予公允的价值估量，论列中时有卓见。

    占有材料颇丰，而且注意史料的溯源性考查及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是本文的长处。

    由于本论文是对胡适思想的全方位评析，涉及面广泛，其重点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

    鉴于本文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我以为欧阳哲生同志可以授予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完结，冯先生即赠送了他与彭池、邓建华合编的《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一书给我留念。这是一份极好的礼物。此著系统整理、汇编了中国历代学术史文献资料，是一部最适合研究者的中国学术史入门著作，它对我进入中国学术史领域具有引领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湖南师大为保住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曾一度有意聘请冯先生来湖南师大任教，补报博士生导师。此事后来因故虽未能办成，但可见冯先生当时的学术声望之隆。

    1993年5月我赴北大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一书，我将此书寄送冯先生，请他赐教。12月冯先生即回赠了他与何晓明的新著《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一书。冯先生赴日本爱知大学访学后，我只是从师友处依稀获得他出国后的一些消息。1998年10月北大主办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冯先生应邀前来参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得以再次晤面。先生约我就戊戌变法的历史评价作一访谈，会后整理成文，交给日本《中国21》刊发表。当时我正在参与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遂邀请冯先生参加此会，为此事两人保持通信联系，冯先生在日本曾给我两信：

    哲生君：

    北京一别，不觉将近半年，想必近来一切都好。

    北京会上的访谈，我到日本后整理成文，又请人译成日文，交《中国21》戊戌专号上刊发，明年2月方可印出，届时赠你。每位参加访谈的先生稍有报酬，待明年我来北京参会时带给你们。

    99年《中国21》将出五四专号，由我负责编组。因交付这项任务已到今年底，故明年五四前难以出刊，争取7月发刊。因有编此专号的任务，北大主办的五四八十周年学术会议，我希望参加，请您给绪形康和我寄来邀请函。此会如果有综述，我也想争取将其编入《中国21》五四专号。

    晓秋先生处致意。

    祝

    新年快乐！

    冯天瑜98、12、20于东瀛哲生君：

    接电话后，即同齐勇、福惠诸君联络，齐勇答应撰文参会，福惠说他和华师另几位五月初要赴台湾参会，北京会可能不去了。他们都会直接给你答话。

    《〈新青年〉民主诉求特色刍议》又略作修改（p.3、p.5、p.8），并印出二十余份，现寄上，供你等主办者用，其余发给会上各组。我约于4月1日抵京，住大哥家（此处附姓名、宅电——编者著），4日赴天津，5日飞名古屋，若有事相告，可于4月 1—3日间给我大哥家打电话。（你的名片没带身边，贵处电话无法打）

    握手！

    冯天瑜99、3、9。匆此

    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出版了《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冯先生的大作收入其中。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北大历史学系拟定主办一次纪念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负责筹备这次会议，自然又想请冯先生参加会议。当时冯先生因心脏病刚做手术，身体欠佳，未能与会，但他提交了《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反思》一文，这显然是他《“封建”考论》的后续思考。

    2018年2月1日我与冯先生添加微信，以后我们常通过微信互动，交流信息，互赠新作。先生每有文章或视频，常常第一时间发给我。这时，冯先生已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又罹患癌症，经过多次化疗，身体颇为虚弱，大家对他的健康都颇为牵挂，故我时常通过微信或电话问候他本人。每次所获音讯都是平安度过，大家都为冯先生顽强的生命意志而感动，深感到他不仅是一个勤奋工作的劳动模范，而且是意志坚强的乐观主义者。生命的最后五年，为了与病魔争夺时间，冯先生抓紧时间处理自己的著作和家藏书画文物，表现出惊人的毅力。2018年12月初先生将其家藏的书画作品悉数捐给武大图书馆，此事在海内外引起震动，我在微信通话中为其估价上亿，冯先生点头不语，看得出来他对“钱财是身外物”所抱的那种淡然处之态度。当时我因学校有事，未能亲往武汉参加他的捐赠仪式，深感遗憾，在微信上转发了这次展览的消息和图片，以示敬意。

    2021年12月11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为庆祝冯先生八十大寿，举行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暨《冯天瑜文存》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线上参加了会议。冯先生带病在会上作了半小时的演讲，他的演讲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毫无病态，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与冯先生的交往经历，并谈及学习冯先生的几点体会：一是学习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真情。冯先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在这一领域新作迭出，著作等身，这源于他对中国文化深沉的热爱和诚挚的感情，正是这种情感所爆发的强大的内驱动力，使他纵身投入到中国文化研究这项壮阔的事业中去。二是学习他对学术的不倦追求和不断创新。从《辛亥首义史》到《明清实学思潮》，再到《新语探源》，从《中华文化史》到《“封建”考论》，再到《中华文化生态史》，冯先生表现了不懈的学术追求，皇皇二十卷《冯天瑜文存》，是他学术成就的象征，也是他不断进取的象征。三是学习他对生命坦然处之的沉稳、坚毅态度。冯先生以坚忍的毅力战胜病魔，对生命始终抱持一种豁达的态度，表现出顽强的意志，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四是学习他对生活积极有为的精神。冯先生多才多艺，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从人物素描，到观看足球；从书画收藏，到书法艺术，他样样精通，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我与冯先生并无深交，接触也较为有限，但这几点观察，确实非应酬之言，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扬。在同龄或同辈学界师友中，像冯先生这样才华卓越者，的确是屈指可数！

    冯先生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一期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治中国文史之学可谓渊源有自。了解到冯先生的这一家庭背景，在接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发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再出发——纪念冯天瑜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时，我特别奉上《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思想新解》一文。冯先生本人自幼本承家训，“远权贵，拒妄财”，立志成为一纯粹的文化人。天津日报社1976年编辑过一本《要继续批孔》，将前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冯先生《孔子的教育思想批判》一书与冯友兰的《论孔丘》两著合为一书，冯先生的著作排在前面。但冯先生对从政似乎保持某种天然的警惕，1979年他从武汉市委宣传部辞职，调回自己的母校湖北大学教书，表现出他“识时务”、好学术的通达一面。

    冯先生不是明星式的学者。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初出版的几部著作从印数上看并不多，《中国文化史断想》只印了2000册，《中华文化史》初版2300册，《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初版1000册，《张之洞评传》初版3000册……如单从这些著作的初版印数看，他的著作都不属那种具有轰动效应的畅销书，但这些著作细水长流，后来不断再版，或修订、增订再版，成为行内的必看图书。可见，冯先生的学术工作是由冷转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而他的价值不断提升。

    通览冯先生的学术历程和新出的《冯天瑜文存》，他的学术工作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通论性的中华文化史研究，如《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国学术流变》《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江河万古流——中华文明巡礼》《人文论衡》等。我以为这是他在学术界真正起家的领域，也是冯先生持续不断耕耘的阵地。二是断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具体来说就是明清文化思想史和春秋至秦代文化史研究。这是中国两次转型的关键时代，如《明清文化史散论》《晚清经世实学》《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千岁丸”上海行》《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和即将出版的《周制与秦制》，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冯先生最为关注的是中华文化的两次转型：周秦的制度转型和明清的文化转型。他对此投注的精力可能也是最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进入明清文化史领域，其价值取向是现代化范式，因而关注明清文化史的议题，诸如“经世实学”“解构专制”多与此取向相关。近些年转向周秦制度转型，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似乎有着更为深沉的文化关怀，对中国文化的根柢作寻根究底式的追问。三是概念史研究，如《“封建”考论》《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语术语生成》《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这是他所做学术工作中相对比较专精的部分，概念史研究是一项涉及思想史、跨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冯先生从事这一工作，与他上世纪90年代获得在日本爱知大学的长期访学经验相关，他从此前的注重本土文化史研究，逐渐走向世界，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了新的契合点——概念史研究。不过，与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注重概念诠释有别，他似乎更关注的是概念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名实之辨与语义探源。他进入这一领域是在新世纪以后，这时他已年迈六十，以这样的年岁开展一个新课题研究，可见他永葆学术青春、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四是湖北地方史研究，作为湖北籍的学人，冯先生自然对于探究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抱有浓厚兴趣，且造诣颇深，下力甚多。从合著的《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到领衔主编《长江文明史》《荆楚文库》，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此外，如《中国思想家论智力》《上古神话纵横谈》《月华集》《〈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注评》，亦为专精之作，其范围大体不出中国思想文化史，显见冯先生在这一领域涉猎之广，拓展之深。

    我与冯先生的最后一次电话谈话是在12月10日，足足谈了48分26秒。冯先生饶有兴致地谈到自己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周制与秦制》，从谈话中听得出来他对此书有某种期待，这可能是他继《“封建”考论》之后又一部精心构织、下力较大的专著。此书的旨意也许可从他的一篇短文《劝君少颂秦始皇》中窥见踪影，冯先生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思想见解：“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构造、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这显然是他在经过长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呼喊，这将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反思。我想，此书出版后，正如《“封建”考论》出版之后出现的热烈反响情形，一定也会引起学术界的热切讨论。惜未见书，冯先生就已驾鹤西去，痛哉！ 这是我们在追悼冯先生时的最大抱憾之处！

    （2023年2月6日于京西海淀水清木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