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商人、十里洋场与近代中国

    ■毛军刚

    上海，吴淞黄浦会流之点，东西两洋交通之冲。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迫使清廷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自此，上海从仰慕苏州、追随杭州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一路发展成为傲视全国、动关全局的“华洋荟集之区，中外观瞻所系”，甚至屡屡被史学家们评述为“近代化的先驱”“近代中国的门户”“近代中国的钥匙”。

    依陆而生，凭海而起，因商而兴，仰贸而盛……近代新式商人可谓是中西交流、冲突、融合的产物，上海地方史堪称为一部浓缩、提纯、精炼的中国近代史。彭南生教授凭借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独到的视角，将上海中小商人作为勾勒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尽十余年光阴撰就《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为大众打开了理解近代商人社会的一扇视窗。

    上海马路商联会缘何兴起？答曰：西风东渐、陵迁谷变。开埠以来，上海之名洋溢乎海内诸国，却处于多方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为社团组织兴起提供了肥沃土壤。通商之后，中西之势加速逆转，近代国民意识渐起，五四运动更是极大增强了中小商人群体的政治热情。更为关键的是，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利益分化愈发明显，前者控制的上海总商会在外交问题上疑似做出媚日举动，后者在租界增税时却积极争取市民权。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氛围下，此类举动正犹如火星落入了柴堆，顷刻之间便燃起熊熊烈焰。

    上海马路商联会如何发展？答曰：纵合横通、暑雨祁寒。作为中下层商人的集结组织，上海马路商联会以自愿、平等、民主等原则最大化激发商人热情，在纵向上以各马路商联会为基础创立商总联会，在横向上与同业公会、同乡会等组织建立了互补关系。与此同时，各马路商联会在地方层面不断同租界当局进行斗争，在国内层面积极支持广州政府、疏离北京政府，在经济层面竭力维护中小商人集体的利益，在外交层面以函电、游行、罢市等方式声援中方代表，在社会层面努力推动了教育、卫生、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上海马路商联会因何消失？答曰：天翻地覆、故涤新立。国民革命运动发起后，国民党商人逐渐控制了商总联会领导层，并将上海马路商联会视为在沪发动革命的有效工具之一。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于1929年取消了上海马路商联会的独立生存发展权。表面上，作为整体的上海马路商联会已经沦为历史名词，自此在新闻报纸上再难觅踪迹。实际上，商联总会及各路分会两年后发表恢复自由宣言，部分商联会仍然在开展零星活动，直至后来彻底尘封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一百年来，时势几经易转，魔都繁华依旧。翻开那落满尘埃的档案，一张张斑驳而又泛黄的纸页，承载着数不清的近代记忆，隐藏着道不尽的人物传奇。看似无甚紧要的上海《申报》，实则囊括300余万字的原始资料和数十万中小商人的存在痕迹。看似微不足道的上海马路商联会，其风头一度盖过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看似渺乎小哉的上海中小商人群体，却能勾连起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再到国民政府成立的近代大历史。

    凡此种种，令人一度身处风云际会的近代大潮，几至重回那群雄逐鹿的十里洋场，依稀一窥党国体制与商人自治的纠葛。国民党对社会渗透、动员和控制的一元整合目标，似乎注定了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繁荣仅仅是昙花一现。读毕此书，既有醍醐灌顶、恍然洞开之感，亦有悠然心会、妙处难言之慨，不得不敬佩作者“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精神，故尝试一究本书“既求古匠之芳躅，又合今世之轨辙”的治学奥妙。

    其一，探赜索隐、阐幽发微。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不仅要重新思考华夷之辨，同样也一度面临着学问之困。在向西方学习的渐进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任何一种外来的学术研究范式，都面临着与研究对象的适应、磨合与协调。不顾中国现实的复杂与特殊，一味挪用西方的学术理论、学术话语、学术思想，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悬驼就石的情况。在传统的革命史、现代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研究范式及视角之外，本书采用研究对象下层、研究视角下移、研究思维下沉的新思路，竭力避免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进步与保守等二分史观的局限，兼顾宏大历史背景和具体发展过程的研究，努力做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

    其二，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相较古代而言，近代史料向来给人卷帙浩繁、浩如烟海、不计其数的感觉。正如大家陈寅恪所谓，“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不过可惜的是，近代商人团体资料存在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情况，中下层商人团体资料更是缺乏系统性整理，极大地制约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商会的准确认知。本书作者历经十多年的收集、整理和辨析，建造了有关上海马路商联会的专题数据库，并依据原生态史料构建出原生性历史发展过程，并抽象出历史发展过程背后起作用的共性因素，形成了原创性的理解与解释。

    其三，进壤广地、钩深致远。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迄今不过30余年，却出现了千“篇”一律、千“会”一面的研究瓶颈。本书既关注历史大场域又着眼事件小语境，力图摆脱“成立—性质—职能—作用”的传统研究定式，不再停留在静态层面的制度层次，而是走进近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大格局中，分析上海马路商联会潜隐在泛黄史料背后的复杂面向及演化历程。由于静态论述还存在单一化、片面化、绝对化等弊端，本书还引入上海总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组织进行比较研究，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描摹了近代转型时期商人群体的多重样貌，为观察近代社会提供了一个从中下层商人主体出发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