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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粟
█作为编辑，笔者那一刻突然感到《大学美育》这颗“果子”成熟了，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不断熔炼的那样，《大学美育》终于被炼出了“文心”这一全书的“火眼金睛”。这一核心主旨也恰好呼应了两办《意见》提出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教材建设精神，《大学美育》“出炉”的火候终于到了！
对教材编辑来说，面对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学科，提早布局策划、寻找名家编写、及时配合宣传，不仅是占领市场先机的前瞻性举措，更是打造精品教材的战略性一步。2020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党和国家对美育事业的关注提升到了全新高度。《意见》特别提到，高等教育阶段要开设“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美育课程，高校要重点落实“美育教材建设主体责任”。时隔一年后的2021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的新形态教材《大学美育》出版面世。
这本由教育部高校艺术学理论类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王一川教授及其团队精心编写的教材，深度呼应“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新时代美育精神，出版不到一年时间，已实现多次重印，获得一线师生良好的使用反馈。综合来看，其前期策划酝酿、中期编写与后期出版的整个历程，凝聚了编辑邀请知名学者、编写新兴领域教材的宝贵经验，值得进一步回顾、梳理、总结，以帮助更多同人参考借鉴。
名家编写：重要性和难度挑战
笔者认为，成就一本“名教材”，很大程度上源于编辑“三力”的共同作用——打造一部经典教材的初心动力，不计眼前投入得失的长远眼力，持之以恒磨砺修订的恒心毅力。进一步看，发挥这“三力”的关键前提，则体现在编辑必须具备兵贵神速的“行动力”，也即一定要迅速行动，寻觅到最适合编写该领域教材的知名学者，进而紧紧抓住学科建立初期尚属“蓝海”的教材开发市场先机。
针对一个新兴领域的学科，邀请名家进行教材编写为何重要？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面对新兴学科，普通一线教师很难把握课程教材的核心精髓，其初入新课程时往往倾向于“照本宣科”的“路径依赖”惯性。此时，编辑如继续沿用传统教材组稿的“常规操作”（例如采取多校教师联合编写的公共课教材模式），就会使编出的教材品质流于平庸，即便参编学校的用量保证了短期经济效益，长远看教材也难以成为影响较大的精品；相对而言，知名学者由于长期研究相关领域的核心问题，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教学思辨力，在由传统学科进入新兴学科的“过渡期”，更易从高屋建瓴的教学视角切入，实现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学科壁垒“破冰行动”。
其二，众多经典教材往往诞生于该学科勃兴立基之初，并且通常就是由一到两位核心名家牵头编写（或者由名家带领弟子团队“一气呵成”完成写作）。例如北师大社的几部高校教材的“扛鼎之作”——《普通心理学》《当代教育心理学》《中国文化概论》《艺术学原理》均符合这一模式。这一模式下，教材编写更容易“思想统一”，不会因编写者的“各自为政”而“跑偏”；编写者可以保证教材的核心理念自始至终得到渗透贯彻，教材的主旨更可以持续“浸润”在章节目次之中。如此一来，教师能够迅速清晰抓住教学核心要义，学生的理解吸收也将更加彻底，进而使师生选用该教材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其三，名家因教学经验的丰富和知识储备的深厚，在教材编写中往往会降低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使用率，减少令学生反感的填鸭式知识灌输内容；名师大家擅长规避或刻板生硬或云山雾罩的极端性表述，转而以深入浅出的教学话语和接地气的形象案例，将知识体系通透清晰地传达到学生的脑海之中；进而，教材依托名家自身的学术涵养与名气加持，就更容易在新兴学科领域，让选书的一线教师感到放心，客观上促使教材通过口碑传播覆盖更多市场，最终成为影响广大高校师生的经典教材。
邀约名家进入一个新兴学科领域进行教材编写，对编辑来说，也是一项压力较大的挑战性任务，原因也有三点。
其一，知名学者的工作非常繁忙，教学科研、写稿开会、承担课题等占据其较多精力与时间，向名家约稿的刊物和出版社也很多。不同于期刊邀约的单篇文章（约稿到成稿一般仅需几个月时间），“写书”对于学者来说是极其耗费精力和时间的“大工程”，策划酝酿、组织队伍、编写修改的时间起码要以“年”为单位，这对于知名学者来说会产生较大的压力。
其二，相较于编写新领域的学科教材，学者潜意识中更愿意深耕成熟体系之内的学术专著。学术著作本身大多已经过学者持续成熟的思考打磨，交给出版社时其往往已胸有成竹，出版学术著作亦更能体现出学者基于自身学术立足点的深度成果展现，写作时往往也更能令作者感到精骛八极、直抒胸臆的学术延展乐趣。相较之下，编写高校教材对于内容规范性的要求极为严苛，采用合理的手段和恰当的教学技巧，实现知识体系的合理输出是教材编写的第一要务，学者自身的观点呈现一定会受到较大制约，这也使得学者编写教材的压力巨大，动力不足。此外，一本教材的影响力往往要经受使用院校师生多年、多轮、反复的教学检验磨砺，不如学术著作在学界中的评价反馈来得及时迅捷。
其三，相较于在成熟学科体系中完成写作，名家面对新兴领域的教材编写时也会“犯怵”，也怕“露怯”，也不可避免地希望“藏拙”。对于知名学者来说，如若不能在新的领域寻找到该学科真正的核心精髓，编写教材时就会感到不踏实，担心出版后被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者指出瑕疵甚至谬误；相较专著而言，高校教材会持续接收到高等院校用书教师的一线反馈和点评，因此在新领域学科的整体思路和编写逻辑没有成熟之前，越是名家越会审慎谨严，力图减少因考虑不够成熟而受到指摘的风险。
综上思考，编辑邀请名家进入新兴领域的教材编写，机遇和困难并存。下文将以北师大出版社《大学美育》的编研历程为案例，谈一谈如何将这一挑战性较强的重要工作付诸实践。
前期策划：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作为北师大出版社的一名艺术类教材编辑，笔者从2016年开始就关注教育领域美育事业的相关政策精神，思考如何策划出版一本质量较高的大学美育教程。
笔者决定邀请北师大王一川教授及其团队编写《大学美育》，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王一川老师是国内知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彼时其学术研究兴趣已明显由文学理论向艺术学理论迁移（例如2015年王一川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从游问津——在文与艺之间》，从副标题可以看出这种学术兴趣的明显转向），这种转向促使王一川在美育研究上已经形成了诸多富有洞见的深度文章；其二，王一川此前已在北师大社出版过《艺术学原理》教材，教材中对于大学生的美育素养已有一定的涉及，这一前期合作基础，极有利于《大学美育》的编写团队搭建和核心内容延展。但2016年时机尚不成熟：彼时王一川已赴任北京大学担任艺术学院院长，工作重心和关注点主要在北大，工作繁忙、分身乏术，精力和时间都无法保证一本原创教材的高质量编写。于是笔者决定等待一段时间，一方面等待王老师时间充裕之时，另一方面持续学习思考，不断关注教育界和学术界关于美育的新精神、新认识、新看法。
这种等待不是被动的，而是基于笔者对于王一川教授的充分了解。王一川属于轻易“不出手”，但一旦答应了对方就一定全力完成的“君子”践约性格。2019年前后，王一川已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笔者感到《大学美育》的教材编写工作，或许可以提上日程。此时，笔者也已关注到国家即将出台关于美育精神的重要政策，于是开始全力准备约稿。具体准备工作分三步走。
第一步，笔者于2019年4月11日，向王一川教授发去信息，并转发了“教育部印发《高校美育精神》”的相关政策链接，抛去美育教材编写的“橄榄枝”，彼时王老师回复：“好啊。争取能合作一些事情！ 我也想想。”得到回复后，笔者开始详细撰写《大学美育》的教材策划方案书。
第二步，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笔者基于已相对完善的《大学美育》策划方案，就其中涉及高校美育类课程开设细节，不断与王老师沟通交流；与此同时，同步邀请王一川组织现有编写团队，就《艺术学原理》这本已出版教材开始进行新版修订，实际上也是在为酝酿已久的《大学美育》教材编写进行“思路热身”与“团队练兵”。
第三步，笔者依托所在的北师大社高等教育分社，发起了“新外·新文科云端讲坛”活动，邀请王一川教授围绕与美育内容有关的艺术学理论知识，进行了一次“走进艺术学”直播公开课，在线收集到众多一线艺术学开课教师的提问与需求；等到2020年10月15日，两办《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甫一发布，笔者就第一时间向王一川教授发出正式邀约，邀请王老师结合国家关于高校美育的最新精神，编写一本新时代的《大学美育》教材。
王教授当时回复如下：“今天中办国办同发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和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对教材建设更加重视了。”笔者继续询问：“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也想请您编写一套公共艺术的通识课程——《大学美育》和公共艺术类（艺术史、艺术鉴赏）等。”
这之后，王教授与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微信沟通交流，但并未明确答应是否编写《大学美育》。基于对王老师的了解，笔者知道他是在斟酌把握，深入思考各种可能性。于是在10月16日—10月20日这5天内，笔者没有再就这件事继续深谈，但始终在与王老师沟通《艺术学原理》修订版的修改细节，持续保持沟通联络的热度。
记得2020年10月21日晚上，当《艺术学原理》已基本修订完毕并交流结束，笔者延续话题第二次向王老师提及《大学美育》编写事宜，王老师主动接过话茬，提出其实已在考虑编写一本《艺术史学要略》，于是笔者向他提出，《意见》鼓励高校阶段要探索形成以“美学和艺术史论类等”为主体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材体系，这一精神是否可以结合进这本书稿？ 王老师是否有兴趣编写“艺术史论类”公共艺术教材？ 王一川教授思考后，提出了可能遇到的难点：“‘艺术史论’是指艺术史与艺术理论，而它同时又是本科‘专业’的名称。要把它写成一本书，真是不太现实，都不知该怎么写呢。”接着我们又针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王老师仍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编写《大学美育》。不过，笔者此时内心能感觉到，《大学美育》的“种子”，应该已经种在了作者的学术兴趣点上，并开始持续“发芽”。
10天后的10月30日，国家教材委发布了“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看到这个消息，笔者第一时间转给王一川教授，也是第三次大着胆子和王老师明确表达了希望邀请他和他的团队编写《大学美育》的意愿，王老师简短回复了“收到”。
又过了1天，11月1日王老师发送来一条信息，看后笔者非常感动——原来王老师早已在10月27日就开始认真征询相关弟子的意见，他那时其实已经决定接下编写任务了，只是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一直没有和我表达。现将王老师向他的学生之一——重庆大学金浪副教授征求意见的部分内容摘选如下：
王一川老师：“金浪好！ 出版社邀我主编《大学美育教程》，着重体现中办国办新的学校美育改革理念以及当前大学美育课程新需要。你有空不妨想想，对此有何高见？”
金浪老师：“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美育文件我仔细学习后，认为就目标定位而言是将美育提升到审美和人文素养层面，强调了创新能力培育，而就内容而言则是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艺术经典教育。
“……在教材的编写体例上，我觉得这次文件中提到的艺术经典教育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至于哪些可算作艺术经典呢？我特别赞同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四大类艺术经典的说法：‘一是先秦至清代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品，二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品，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品，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艺术品，四是西学东渐以来的外国优秀文化艺术品。’这四大类艺术经典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大美育视野，既能够打破历史时段的限制，也能够打破学科门类的限制。也就是说，上至《诗经》，下至《三体》，乃至于诗歌、小说、绘画、戏剧、电影等领域的经典文本，都可纳入美育视野。围绕艺术经典，以美育为核心视野，兼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辅以文学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来写一部美育的通识课程教材，我想将不仅能符合中央文件精神，也能满足广大师生日益迫切的需要。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供老师参考。”
那一天王老师在和我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以这样的回复严谨收尾：“这些都只是暂时考虑，都还不是最后定论，可能还会有变化，先到你这里为止。”
11月2日，中午12点，王老师在回复《艺术学原理》的相关事宜后，给笔者发来了《大学美育》的编写纲要。笔者打开认真阅读后发现，纲要内容极为详尽，体例非常清晰，是非常成熟的框架结构。此刻笔者才明白，王老师早已同意编写这件事，但是他一直在内心酝酿待其成熟，因为一旦出手，他就必定要做到尽善尽美。笔者心想，这件事儿基本促成了！ 前期的努力没有白费！
编写成书：“文眼”提炼和严谨打磨
在编写阶段，经过前期与王一川教授及其《大学美育》编写团队的数次提纲打磨、开会讨论、样章撰写，《大学美育》的书稿逐渐成熟。在编写过程中，笔者记忆最深刻的是，王一川提出，“大学美育”既不应被视为过度专业化的审美教育行业，也不应被看作纯粹业余型的审美教育行业，而应被视为“集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于一身”的大学生完整人格养成行业。也即大学美育的核心是在培养人格定型层面的“美好心灵”，助力大学生成为“具有内在美质的高素养之人”。王一川将这一目标具体凝练为四个字：“文心涵濡”——一个全新的理念！
在笔者反复阅读书稿后的理解里，“文心涵濡”四个字应该主要指依托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吸纳以古典“心学”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传统资源，形成以中国特有的“文”为核心的美育文脉传承，为探索美好心灵的素质养成提供传统支撑，最终实现“纯真之心、良善之心、尚美之心和信仰之心相互交融”的大学生人格养成目标。这四个字，也成为《大学美育》这本书编写、修改乃至出版重印之后仍在不断追寻思索的核心。
记得是2021年4月23日，王老师交来了全书定稿；一个月后的5月22日，王老师给我发来信息，告知他将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高师院校美育高峰论坛”上，讲解美育论题时顺带给《大学美育》做一下宣传。会后，王老师专门告知笔者：“周粟好！ 我已做了发言，感觉效果还行。特想把书中的主旨思想‘美心涵濡’一步到位地发展成为‘文心涵濡’！ 还来得及改第一章及其他相关部分吗？”
从“美心”改为“文心”，看似一字之差，实则已在作者心中酝酿良久！ 后续王老师又持续提及：“我用了修订格式加标红修改，只涉及头两章，而主要是第一章。谢谢你和各位编辑费心了。今天发言时直接提出中国传统更注重‘文’，‘美心涵濡’不如表述为‘文心涵濡’更合理，得到专家们的积极反响。这是中国美育教材中的第一家！ 这次先提出核心观点来，亮出‘文心涵濡’新观点。而其他更深层次的对应调整还是留待第二版吧。谢谢。”
这一刻，笔者突然感到，《大学美育》的核心观点，确实立住了，这本书的“文眼”找到了！ 同时我也明白，王老师此刻已经对出版社产生了足够的信任，他的学术思辨彼时已经与这本书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作为编辑，笔者那一刻突然感到《大学美育》这颗“果子”成熟了，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不断熔炼的那样，《大学美育》终于被炼出了“文心”这一全书的“火眼金睛”。这一核心主旨也恰好呼应了两办《意见》提出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教材建设精神，《大学美育》“出炉”的火候终于到了！ 记得已出蓝图即将付印之时，王教授再次对书中前言涉及“文心”一词的解释文字进行了微调，当时严谨推敲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
心得总结：万全准备与学术志趣
回顾《大学美育》的整个策划、编写、出版、宣传过程，笔者产生了两点重要心得：其一，面对新兴领域的学科“蓝海”，教材编辑要尽量做好万全准备，尤其要找到最适合的编写专家；这就如同开启长途旅行前，务必要找到一位优秀靠谱、经验丰富的大巴车司机，才能在一趟歧路众多的旅行中始终保持正确的路线方向。
其二，真正邀请到名家编写新兴领域的教材后，特别需要有与作者“感同身受”的学术志趣。编辑有时候需要模拟经历如作者写书、写论文、做科研时的那种实际经验，才可能真正将心比心地从作者角度体悟到著书过程中百般思考、无限折磨之后，对新领域内容突然诞生核心观点的“如获至宝”的巨大快乐。作为编辑，努力琢磨，换位思考，才有可能在关键的“那一刻”助推作者生产出那个绝佳的“点”——这就是新领域教材催稿很难，但一旦成功就会产生成就感的编辑的快乐吧！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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