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书写现代出版人物沈知方

    ■王建辉

    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要给沈知方这样一个出版人物写传不是易事，让这个人物令人信服地立起来不易。《中国出版家·沈知方》（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版）的作者王鹏飞是年轻一辈的学者，这本书功夫下得比较深，不落俗套。

    本书对沈知方一生的业绩做了正面的、比较完整的发掘与叙述，堪称填补空白之作。从此书的叙述看，说沈知方是现代中国一位较为出色的出版家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他在中国近现代三大出版机构里都是重要人物，在商务印书馆近10年，协助夏瑞芳做了一些工作，在中华书局近6年，任二把手（副局长即副总经理）。他的出版业绩众多，主要是创建世界书局（1917年），世界书局除通俗出版为一时之冠外，还在教科书方面有贡献，这使得世界书局成为与“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出版机构。在学术图书与古籍出版方面，世界书局虽不如商务中华，也是有所作为，出版了“ABC丛书”，这也是世界书局留名于世的原因之一。沈知方1934年退任监理后，仍然为世界书局谋划了古籍出版，其中有一些系他自己收藏的版本。他算出版界的一大藏书家（沈以粹芬阁藏书冠名）。《中国出版家·沈知方》书末有《沈知方编辑出版大事年表》，对正文有很好的补充作用。

    本书好在哪里？其一辨析见长。

    关于传主作为出版人的远因和近因的辨析有创见，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关于远因，作者从书业世家角度，清晰勾勒出沈氏“夙以书世其业的脉络”，从而说清楚两个问题，一是“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山阴沈氏世代营书，到了沈知方及其子侄一辈，又与时俱进创办现代出版机构，确是近现代出版史上仅有的特例，自然也就成为叙述沈氏出版生涯的背景与起点”，二是沈一辈及其子侄辈都从事书业，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家族传统乃沈知方出版生涯中最关键的因素”。关于近因，作者从沈知方从旧书坊到新出版业的经历，认为旧书局“最前沿的历练，造就了他后来堪称精明的书业营销的眼光”。

    关于沈知方是否参与创办中华书局，作者对于参与和未参与的两种意见都做了辨析，又发掘史料否定未参与一说，从而肯定了沈知方参与创办中华书局的意见。

    其二重点突出。

    本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两个重点。一是找准了世界书局通俗文学、教科书和学术普及的三个支点。这三个支点构成坚实基础，支撑起世界书局。作者以专章叙说沈知方的通俗文学出版，其一与商务中华先从教科书入手不同，世界书局起家先从通俗文学入手，找到门路打开局面；其二在新文学兴起后，通俗文学出版呈现颓势，但沈知方凭借他对市场的把握与营销手段，再推了一波高潮，凭此也将自己的出版生涯推向了高峰。二是在各章中述说这位书业奇才对图书市场敏锐的嗅觉、精明的书业营销眼光和创新性的行销手段，如买断作家、古籍读物的新体广注、连环图画书以及跨界联合营销等。这样的叙写，印证了旧时人称他是营销奇才和怪杰，其实不虚。让人看到沈知方在现代出版史上不同于其他出版家的意义。

    其三把握得当。

    写人物传记，难得做到客观。由于传主的某种特殊性，写这本书更难几分。说本书把握得当，一是正反两面的把握。虽然作者以写沈知方的优长为重点，但也写了沈的“走麦城”。二是人与事的结合。写传记要写人，但给出版人做传，没有太多有关传主的第一手资料，更缺本人的记载，不得不以事来充填。所以通常只能尽可能地扩大写人的力度，又恰当地以大量的事来补充。这本著作也是如此，为弥补传主资料的不足，作者尽可能将传主本人为数不多的亲笔文字作全文引用，在首尾更重点作写人的发掘，在“腹部”则通过写相关事来充实传记。

    在中国出版史上，沈知方有成功有失败，他参与创办中华书局(1912年)，但也在中华失败退出（1917）。他创办了世界书局（1921年），也被迫退出董事兼总经理之任（1934年），时年53岁。在5年后去世的这几年中，他为世界书局操作了古籍出版项目“国学名著”，几年间共出版了9期，做第9期时抗战爆发，进程被打断，但接近原计划的五六百本之数。沈知方与接任的陆高谊将这个出版项目称之为不同于商务中华“全桌宴席”的“点吃名菜”。本书作者说，这也就成了沈知方出版人生的最后辉煌，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字中写下最后一句：“余老矣，侥天之幸，得以康复，更当尽力书业，万一不起，即以此为一生出版之纪念。”（《语译广解四书读本序》）有点凄然，但无论如何，沈知方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有正面也有负面，惟其如此，他才是个立体的、真实的人。这本传记较为出色地描画了这样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