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楚”与屈子之“屈”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其时专指楚地歌辞。而作为诗歌集子的正式定名，楚辞乃起始于西汉时代的刘向，系刘向整理编定的一部诗集，始为16卷，包括屈原、宋玉、景差等楚人的诗歌作品，以及西汉部分文人的模拟作品，后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又加上王逸本人作品，增为17卷，俾使楚辞集子正式传世，这便有了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浪漫风格诗歌作品的总集，是继《诗经》四言诗之后，中国诗坛上一部专属楚风格的骚体类诗歌总集。所谓骚体，乃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带“兮”字的杂言（或多言）体诗歌，它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家诗歌体式。自此，楚辞之名正式确立。

    楚辞为何姓“楚”，南宋黄伯思的一句话，堪称权威——“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校定楚辞序》）这话说明，楚辞几乎通体贯穿了“楚”的因素。

    楚地的历史，决定了楚辞的诞生和铸成其姓“楚”的重要可能性。楚国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荆蛮时期、楚霸时期、楚衰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对楚辞的形成，分别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影响和内在制约。荆蛮时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诗经》末篇 《商颂·殷武》）。身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人，由于穷困落后，只能遭北方欺凌，但它们并不气馁，在贤明首领带领下，“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楚庄王时，“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资治通鉴·周纪》）。可惜，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虽有起色，却因悼王死后贵族势力的反扑，变法失败，楚国政治开始陷入低潮。楚怀王时，君主昏庸，听从谗言，不采纳联齐抗秦主张，绝齐而败于秦，从此国运不济，到楚顷襄王时代，国势更为颓落，君主“不恤其政，群臣相妒，良臣遭疏，百姓心离”（《战国策·中山策》）。楚国从此走向衰亡。楚国三个历史阶段的起伏变化，铸就了楚人的奋发图强意识和艰苦奋斗精神，而由于楚君昏庸所导致的楚国衰败，又激起了楚人强烈振兴楚政的抱负和理想，这一切，集中得以体现其精神特质的，乃是楚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是屈原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书写的众多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楚人的精神抱负和理想追求，让楚辞深深刻上了“楚”的印记。

    屈原出生于楚国三大望族（屈、昭、景）之一，早年“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曾极受君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在朝期间，受命为怀王制定宪令，试图通过改革楚政，一变楚国之貌，俾使楚国强大，联合六国，抗击秦国，进而一统天下。然而不幸的是，屈原的改革新政，遭到了朝廷内以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为代表的一帮奸臣小人的极力阻挠，他们在怀王面前谗言诽谤，致使怀王疏远了屈原，他遭到了离疏，不得不离开朝廷，被流放汉北。到顷襄王时，又再度被流放，只能行吟汨罗江畔，最终以身殉道。由此，屈原毕生从政所受之“屈”，可谓尽显。

    “屈”而生怨。由于受到如此不公遭遇，屈原自然萌生了强烈怨情，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显而易见，忠君的屈原，居然遭到如此的诽谤打击，甚而落到被君主疏离地步，能无怨乎？而这种怨，直至他被流放期间，依然不改初衷，“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史记·屈原列传》）。

    正因为遭到如此之不公，促使屈原发愤写下充满激情的悲愤诗篇，《惜诵》开首第一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即发抒了他的这种创作心态，也表明了他之所以会写下以《离骚》为代表、包括《惜诵》《橘颂》《怀沙》等诗歌的根本缘由。如果怀王没有听信奸臣们的妖言蛊惑，那么屈原完全有可能完成改革楚政的宪令，并使其付诸实践，从而使得楚国政治清明、国运大盛，自此走上富国强兵大道。可见，屈原的发愤抒情，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愤情也绝非出自他的本意初心。藉此，我们可以推理知晓，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愤怒出诗人”——唯有愤怒，才会激发出诗人心中的奔腾激情，唯有愤怒，才会诞生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佳作。

    由《离骚》诗，我们读到了屈子对道德节操的完美追求，对国家美政的不懈奋斗，对楚国家园的深情眷恋，对人生哲学的上下求索，对宇宙真理的终极追问，对生命价值的殉道实践。“《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所言极其准确，这忧，来自“屈”，屈而吐“骚”，这才是屈原创作包括《离骚》诗在内一系列楚辞作品的根本心旨。

    《离骚》《九歌》《九章》等楚辞篇章中展示的一幅幅楚地山川地理的风貌景致，以及作品中描述的丰富物产如《招魂》《大招》等，无不显示了楚地的楚物和楚貌，刘勰一语中的：“若乃山林皋埌，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而《山海经》一书所载的神人鬼怪，更反映了楚地的巫风盛行和巫术浓烈，“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篇》），“汉中风俗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太平寰宇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这些风俗都彰显着浓烈的楚文化色彩。

    从楚辞本身诗句的成型看，楚地民歌——楚歌，无疑是楚辞的先导，或谓乃其影响之产物——“今夕何夕兮，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越人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孺子歌》）楚歌的这些句式，显然被屈原等诗人予以消化吸收，融化成了其作品的新句式——骚体诗，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骚诗模式。而楚辞作品中比比可见的诸多楚语和楚词，以及记录下的楚地神话传说故事，更是典型体现了浓郁的楚风、楚味，在在显示了楚声楚色，这是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学作品所难以见到的，可谓唯楚独有。

    （徐志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