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贺绍俊：我遵循最小伤害原则

    【网上文谈】   

    托尔斯泰曾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有的作家则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干脆提出由作家担任批评家，这样看作品时自然会抱以理解和同情之心。

    总之很多时候，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状态是对立的。评论家贺绍俊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还是职业批评家的身份，而在于批评姿态。他赞赏德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德强调交流和对话的观点，当他以这样一种姿态设身处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进行文学批评时，会更多地强调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这种建设性批评，对于文学的倡导和引领是积极的。

    这是贺绍俊一贯的主张。认识贺绍俊20余年了，参加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会上知名的、不知名的学院派各路评论家滔滔不绝，贺绍俊的发言总是温和、坦率、真诚，又铿锵有力，即使是批评的意见，也是发自肺腑，能让作者体会到他的善意。从20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四十余年来，贺绍俊一直活跃在文学现场，敏锐地捕捉文学现场的种种动向，真切体恤着文学劳作的甘苦得失，写出了一批有分量、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展现出作为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使命和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强烈责任感。

    回溯几十年前，他曾经在洞庭湖边的小棚子里看守芦苇，呼啸而来的寒风抵不过解答微积分难题的快乐；他曾被《反杜林论》吸引，着迷于恩格斯的思辨性；他一个人写小戏曲、相声、对口快板、诗朗诵等，撑起文节宣传队的一台节目……最终，他还是和文学结缘，文学批评成为他一生的追求，既是职业，又是思维方式，更融入了他的生命。

1

    中华读书报：20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期间，您最喜欢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贺绍俊：恩格斯的思辨性非常强，很有气势，他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读《反杜林论》。其实说到底我也没有真正读懂，但因为新鲜，读后像打开了心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我对抽象的、思辨性强的东西感兴趣。在文革期间，我曾经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那时我初中毕业，在农村当知青，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读了好几本大部头的马列原著。我们洞庭湖区有很多芦苇，是农村重要的燃料。我跟着农民砍芦苇，砍完后堆在棚子里，等船运走。这时候要有人守着生产队砍的芦苇，我就主动要求留守，在棚子里看微积分书，解出来数学题会觉得特别高兴。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受到哪些影响？

    贺绍俊：虽然我喜欢数学，也考了高分，但是高考恢复后时间紧，来不及复习，还是考文科更有把握，就报了文科。

    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氛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讲座，被激活了思想，不断地吸收到新的知识，和同学之间、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比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对我影响更大。

    中华读书报：1983年，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艺报》，和潘凯雄合作比较多，成为文坛知名的“批评双打”，后来还出版了《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作家出版社）——您如何看待那一时期的工作？

    贺绍俊：《文艺报》毕竟是直接关注当下文艺的报刊，跟整个文学创作、文学发展密切相关，在《文艺报》（1985年由月刊改为报纸）自然地会有一种处在文学现场的感觉。1980年代正是文学最热烈的时候，不断有新作品出现，而且不断有争论，我们自然而然地加入其中，也有写作的冲动。我和潘凯雄观点很接近，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讨论新的文艺现象和文学作品，商量着一起写文章，从80年代起合写理论批评文章，一直到90年代。

    当时不仅我们，还有像李洁非、张陵等好几对“批评双打”。有那么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打”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19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着某种契合。那时候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同行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进行不同空间的交流和讨论。

    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当然，这些并不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的确是格外珍贵的部分。

    今天我们谈1980年代，是希望那些珍贵的精神内涵能保持到今天。当然也绝不是为了产生出新的“批评双打”，而是为了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也更加有力量。

2

    中华读书报：您写评论的过程中会和作家交流吗？几十年来您一直活跃在一线，参加文学界的各种作品讨论会、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各种评奖会，也结交了无数作家朋友。您觉得友情会影响您对作品的判断和写文章的分寸吗？

    贺绍俊：我想还是不要把个人的交往带到文学批评中间。有些批评家强调和作家不来往，那也是一种批评姿态。做当代评论免不了要和作家来往，写评论也不能完全避免人情因素。必须承认，我不是很伟大的人，有时也把人情带进了文学批评中，比如我熟悉的作家找来要我写评论，我会答应，写的时候就会注意遣词造句。但是我绝不会将此放大成一种圈子。所以我和每位作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但绝不会将这种关系变成利益关系和圈子关系。不能说因为一个作家跟我关系好，我就可以毫无原则地说美化的话。做评论起码有一点，必须讲真话，必须真诚对待自己的批评。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会很好地处理批评文章的尺度。

    中华读书报：您写过大量的研究铁凝作品的文章，2005年出版《铁凝评传》，是国内对铁凝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首部专著。能否简单谈谈铁凝的文学创作特点？

    贺绍俊：铁凝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作家，值得文学批评界认真对待。我的《铁凝评传》大概是较早系统研究铁凝的一本书，后来有了不少关于铁凝研究的专著，后来者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我。如果要概括铁凝的文学特点，我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她从孙犁的文学风格中吸取了营养，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将日常生活叙述和宏大叙事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思路。她最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能够从中发现有光芒的东西。概括来说，就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内心有温暖。热爱生活、有生活情趣，又不会陷于日常生活，同时能够仰望星空。

    过去我们更多地讲究宏大叙事，排斥日常生活叙事，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纠正过来。铁凝的《哦，香雪》写的就是日常生活，写一个山村女孩对外面生活的向往。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写法，也有一些人不认可，有些争议，孙犁是力挺这篇作品的；《笨花》明显地也是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入手，反映抗日时期的时代风云。《玫瑰门》写的还是日常生活，反思的是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在革命风云、政治风云巨变中女性的精神受到的伤害，以及她们如何去反抗，这种反抗只能是悲剧的结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第一次正面反思文革的一部小说，塑造了一个让我们深思的女性人物，它的思想价值并没有得到文学批评界的充分阐释。

3

    中华读书报：2004年，您发表论文《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您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最需要检讨的是什么？时隔近20年，您在当时提出的问题现在有没有改观？

    贺绍俊：写这篇文章不完全是针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也是针对文学理论建设。80年代以后，我们觉得过去的一些理论有问题，所以经历了破坏性的阶段，解构了宏大叙事。对当下来说，应该重构新的宏大叙事，建构起自己新的理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很难说短期内完成，至少今天来说很难建构起新的理论。而且整个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工作变得更艰难，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努力，在继续往前推进。

    中华读书报：2014年，您的论文集《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作家出版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这部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之道的重要成果，其实很好地呼应了鲁迅“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观点。

    贺绍俊：当代文学存在着精神贫困的问题。

    我认为当代文学尤其缺乏三种精神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一种是批判精神，一种是悲剧精神。我把诗性精神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感化心灵的，和人的内心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神秘的，充满灵性的，充满情韵的。诗性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评论家或学者？

    贺绍俊：我希望成为一个认真的批评家，一直认真下去。

    中华读书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您的这一批评原则是从一开始就确立的吗？

    贺绍俊：文学批评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但无论是说好的批评还是说坏的批评，都应该是一种真诚的批评，这样才会使批评具有信服力。真诚，是文学批评家必须恪守的批评伦理。

    所谓真诚就是说对文学批评是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艺精神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因此文学批评尽管会不留情面地揭露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和缺陷，但这种揭露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建设性的。

    真诚同时也就意味着批评是有一说一，是言之有据的。因为真诚是和真实联系在一起的。真诚同时还意味着善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最刺激的言语都是带有善意的。而且当你抱着真诚态度进行否定性批评的时候，你也会很慎重很严谨；你就会遵循着一个最小伤害原则。

    最小伤害原则强调的是一种同情心。所以我觉得真诚是跟同情心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真诚的文学批评家，自然是富有同情心的。

4

    中华读书报：您应邀写了《鲁迅与读书》，还主编过《鲁迅儿童文学选集》美绘版的散文杂文卷和小说卷，请谈谈您的鲁迅研究。

    贺绍俊：我读了鲁迅的绝大部分作品，但很惭愧，我并没有通读鲁迅全集，我显然算不得一个对鲁迅有研究的人。我也做了一些与鲁迅相关的事情，比如写《鲁迅与读书》，这是一次应邀参与“名人与读书丛书”的写作，这一次写作逼着我比较系统地重读了一遍鲁迅的著作，以及不少研究鲁迅的著作。

    中华读书报：您了解网络文学吗？有哪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进入了您的视野？您对网络文学的整体发展怎么评价？

    贺绍俊：我也关注网络文学，但读网络文学作品不多。要对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把握，不了解网络文学是不行的。

    我在十多年前网络文学刚刚兴起时，就说过网络文学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话。因为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这一新媒体的基础之上的，新媒体之新不仅仅在于它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途径，而且它是高科技的产物，它为一种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过去从来未曾有过的条件。当年因为有了现代报刊的迅猛发展，才会诞生出五四新文学。今天在互联网上诞生的网络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当年的五四新文学一样，会对传统的文学格局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冲击。当然，这种革命性的力度以及彻底性，不能和五四新文学相提并论，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的革命性意义也逐步得到彰显。

    网络文学之新就在于它的后现代性。网络世界提供了一个完全彻底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网络文学则是在这种语境中的自然生长物，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化、无我性、卑琐性、内在性、非中心等特征。其审美取向上因而也具备鲜明的后现代性，反讽、戏谑、幽默、反智、自我解构，不仅成为基本的审美形式，而且其本身就成为一种意义表达。

    当然，与网络文学相对应的所谓的“传统文学”，并不是一个行将死去的文学，恰恰相反，它仍充满着生机。因此，网络文学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并不是新对旧的取代，而应该是两种文学的互补。近些年来，由于传统文学机制采取主动的策略，这种互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我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网络文学能够更好地发挥起后现代性的革命功能，能够形成更有创造力的中国式网络文学。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