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3年01月18日 星期三

    写作的终级意义,我想就是为了等来这一刻,等语言、等情绪,写作真是等来的,得有耐心。那种极致体验,如果它能再次光临,我愿意再沉默十年,让自己销声匿迹。

    魏微: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1月18日   11 版)

        《烟霞里》,魏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85.00元

        【作家访谈】    

        多年前,魏微的母亲看过女儿写的小说,有些不屑地说:你写得真难看,要写出《红楼梦》《围城》这样的作品就好了。

        写《烟霞里》时,《围城》就放在魏微的案头。未见得是因为母亲的暗示,而是对作品纯粹的喜爱。这种喜爱多多少少影响了《烟霞里》的基调。这是魏微继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田庄生于1970年,经历基本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女性,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小说中,2005年的某一天,魏微和田庄两个人谈话。田庄跟魏微说,你将来可以写一个人出生入死,中间几十年,他怎样去活,这是一个问题,要写得很繁茂、很热闹,各种跌跌绊绊,人来人往,各种伤心、摇摆、痛苦,末了一声叹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说到底每个人都大同小异,这就是人生。

        后来,田庄去世了,小说家魏微将她的一生写成了编年史,这就是《烟霞里》。魏微在写作中调动了几乎所有关于写作和生活的资源。“魏微”身在其中,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是书写者也是剧中人。主人公田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魏微,也可以视为你或我。一个女人半生所经历的重要节点,她都写到了。

        中华读书报: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这十年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焦虑?还是泰然处之?

        魏微:有焦虑,但时间长了,就泰然处之了,学会跟焦虑和平共处。我2005年来到广州,这是我人生、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到了广州后,突然不会写了,找不到语言。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步入中年,有很多人生困扰,需要处理很多问题,用年轻时的语调来写中年的生活,没法写。十年前我就想写编年体,写不出来,就写了一个短篇《胡文青传》。就当是找语言吧,但是没找准,于是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写故乡、成长、亲情,是你早年写作的标签,后来为什么会想写“宏大叙事”?

        魏微:我对时代天生敏感,我早年在《青年文学》开过专栏,名字就叫《我的年代》。后来写《大老郑的女人》,背后是能看出大时代的。我曾说过,我不喜欢宏大叙事。我认为小说是小以见大,对于大时代的书写,没必要去直面、硬碰硬,绕着写就好。其实是那时还缺少硬碰硬的能力,心力、眼力都没到那程度。中年以后,宏阔的东西在我心里生了十几年,长成一棵树了,就想去对人生、对时代做整体的把握。

        中华读书报:的确,作品既有时间的纵深,也有空间的延伸,从李庄到广州,其实是从乡村、县城到都市的过程,这么一路写来,非常自然贴切。

        魏微: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常用参考书是《红楼梦》和《围城》,每天都要翻一翻。《红楼梦》先搁下不谈,这里单说《围城》,写得太好了,我每读每笑,太欢快了。钱锺书是天才小说家。人物关系的交待,七八个人聚会,谁挨着谁坐,小心思、小眼神,一个不落,交待得清清楚楚,笔墨能照顾到每个人,一点儿都不乱,言语风趣,充满睿智和洞察,读来令人捧腹,几段话写下来,人物性格出来了、关系出来了,彼此之间还很错综。这种能力,当代作家里没几个能做到。我有一次跟责编樊晓哲感叹,我的能力不行,我就以《红楼梦》举例,哪怕是次要人物像傻大姐、小红等落笔不多,但读者照样记得牢。晓哲糊弄我说,那是因为你看过太多遍了,当然记得牢。不是这样的。写作确实需要能力,我是中人资质,钱锺书是天才,曹雪芹称得上伟大。很多人说《围城》刻薄,我觉得还好,小说家最大的道德是塑造人物,钱锺书可能影射了一些熟人,但很多年后,读者不会去分辨他影射的人,单记住了苏文纨、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这些人现在还在,是我们的熟人、同学、同事,又可爱又可憎,这些人会一直活下去,代代流传。文学的魅力就是在这里。《烟霞里》也有这个意思,就当是致敬《围城》吧——我不敢说致敬《红楼梦》——因为《围城》有态度、有喜好,作者所爱的、所憎的都摆到了桌面上,不藏着掖着,特别好。读来欢快,本质悲凉。《围城》的调子影响了我。但我本性并不是惯于嘲讽的人,因而嘲弄两句后,又回归正常叙事。

        《烟霞里》并不是非写不可,它没有必然性。外面都传我在憋大招,不是这样的,我不憋,但这么多年,那口气我也没歇,只是在等。等不来就算了,被人忘掉也没关系。人,总归会被人忘掉的。《烟霞里》我积累了十几年,有人积累了几十年都未必写得成——这是写作的代价,作家必须去承担。写作是有运气成分的,《烟霞里》是不是好作品另当别论,但对我来说它是自我完成,我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上天在眷顾我,让我自由敞亮地去发声。事实上,我是有可能一直沉默下去的,一直到老死。我是说真正的写作,不是为混个脸熟而去填充报刊版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那是无效写作,毫无意义。

        中华读书报:那你在沉默中爆发的点是什么?

        魏微:契机、各种合力的结果。当时我正在写《梁启超传》,掉进戊戌变法的大坑里,写了十几万字,发现自己引用的康有为的材料是假的,他在作伪。我写《梁启超传》时,情绪饱满,这个我知道,语言也上道,但因为材料是假的,这个写作就不成立,我特别绝望。正好人文社来约稿,把我从晚清的大坑里了拉出来。所以这不是一个常规条件下写成的东西,纯属运气成份。这么高强度的写作,每天熬到夜里三四点,有两次偏头疼,大吐不止,我常担心自己会突然挂掉,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每写几万字,我就发给我的责编。我以前的写作是字斟句酌,特别磨叽。写《烟霞里》时,字词突然不存在了,它们汇成了语言,带着我一路飞奔,所以说,这不是常态的写作。一边被语言席卷,完全丧失了自我,一边还要努力找回自我,要压着,要克制,怕自己成为话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越挣扎,越幸福。写作的终级意义,我想就是为了等来这一刻,等语言、等情绪,写作真是等来的,得有耐心。那种极致体验,如果它能再次光临,我愿意再沉默十年,让自己销声匿迹。

        中华读书报:有意识地克制,也还是写了54万字。

        魏微:人生第一回放飞,那就飞。

        中华读书报:你说自己很早就有编年体写作的想法?《烟霞里》的前身就是《一个人的编年史》?

        魏微:对,原名就叫《一个人的编年史》,我老早就想写编年体,老早就在读年谱。《烟霞里》写得很顺,开头第一句话就有了,句式、语感、气氛全出来了,字生字,句生句,源源不断。写作挺神秘的,我依赖语言,语言本质上就是神秘的,不是依靠努力、勤奋、刻苦就能找到的,需要一点运气。我十多年没写,是因为语言没来找我,我去找它,人家不应;人文社一来约稿,语言也跟着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十多年来,我已作好了最坏准备,这辈子我可能写不成小说了,武功全废,那就写写非虚构吧,权当自娱自乐。写出来很好,写不出来拉倒。

        中华读书报:读了那么多年谱,有什么感受?

        魏微:我有一回读到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惊为天人,直接呆了,那文章写的!天才文字,情绪饱满,知人论世,笔力纵横,大开大阖,把晚清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外交、人物全给端了,费字五六万而已。貌似写李鸿章,又不全是李鸿章,然而这才是最真实的李鸿章。大概就是中年以后,我觉得写人状物,必得游离出去,将人事置于环境里来打量,方能看得清大略。文字这回事,最怕就事论事,容易呆板,偏于局部。后来就顺势把梁启超的名篇找来读了些,像《清代学术概论》都写得那么好看,像我这种学术白痴也读得津津有味,对他就很叹服。再顺着读下去,就遇上了梁启梁的朋友圈。这一来,我就把陈寅恪祖孙三代的年谱全给读了,还有一些相关传记,略微知道他家的子侄辈、女眷们的情况,跟谁家通婚,父生子,子生孙,末了是怎样谢世的,落场如何,全在脑子里,成了一个整体。这十几年的读史,对《烟霞里》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成了我的思维惯式,就是注重总体性、整体性。而针对个人而言,则是生命的成长、盛开、凋零,末了一声叹息。《烟霞里》就是写的这个意思。

        中华读书报:《烟霞里》构思很巧,大家普遍对这种编年体的结构方式感兴趣。你在书写田庄个人史的时候,是以几十年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年这么写下来,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怎么融合的问题,对你来说是难题吗?

        魏微:难。主要是笔墨照顾不过来,既要写大的,还要写小的,写人物,写性格,写命运,七姑八姨,还要交待归处,还有人物关系,各种细节。出版社也建议控制字数,大部头会对读者构成压力,这些对我的写作都有心理暗示。没法敞开写,各种掣肘。大和小的融合方面,我认为自己尽力了,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了最好,但还是有缺憾,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奥运会,我都没有直写,只能在对话里带出。又比如我身在广州,2010年广州亚运会,也包括上海世博会,全是一两句话带过,这是很遗憾的。当然我以后还可以出修订本,但味儿不一样,情绪一旦离开《烟霞里》,再回去找补就难了。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家认为,你在小说中常常体现出“感情用事”。如《家道》,为了表达“家道”的不易,主人公忘了“政道”的守则。在《姊妹》里,两个“三娘”本是仇人,却最终因心生同情而成“姊妹”。《烟霞里》写田庄和林有朋的婚外情,似乎也不那么让人反感。你的小说里,感情和价值观常常混为一谈,是这样吗?

        魏微:所谓“感情用事”,可能是指我“是非观”不明,道德的界限感不强。可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是非感太分明,黑是黑,白是白,小说还怎么写?因为道德感太强的作者,是很难对她笔下的人物有理解、有同情。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处在黑白之间,呈现灰色的含糊状态,这也是人生的常态。文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常态。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变化明显吗?

        魏微:我是渐变式的写作,不是突变式的。青年时代的写作,是在为《烟霞里》做准备,两者之间有延续性。有朋友指出来了,这种情况有点像萧红写《呼兰河传》,还是那些元素,但属于“集大成”的作品,一生只为写这一本。当然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还能写出更好、更别致的作品。我不想到此为止。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