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一位中国历史的反思者

    南开史学一直有着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到了刘泽华这一代可谓无愧先贤。

    刘泽华是我国史学界启蒙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其是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在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王权主义”理论一经提出，立即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撰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作为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已经成为史学界的经典。他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后好评不断。刘泽华的学术研究是务实的研究，他既重视史料又观照现实，其中沉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意义不言自明。学界普遍认为他的理论研究是紧贴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是站得住和接地气的。

    二〇二二年秋开学季，我读到了两本好书，这便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反思者——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的“学术卷”和“追忆卷”。两本沉甸甸的大书，记录着刘泽华的独特学术贡献，同时也反映出朋友、同仁、学生、家人对他的无尽思念。一个学人做到像他那样，可以说是春蚕丝尽、一生无悔了。

    一

    《刘泽华纪念文集》分为两卷，“学术卷”主要是史学名家对他在学术界贡献的评价、对他学术思想的总结、他的重要学术著作的读后感，还有一些访问记。这一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刘泽华学派的形成过程、研究方法、尖锐胆识和理论深度。

    在这些研究文章中，我以为王学典、郭震旦在《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中的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认为刘泽华的史学研究“自始至终贯彻了启蒙的思想和路径”，“对王权主义内涵的深入挖掘，暴露出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运行玄机，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规律的密钥。这一重要学术发现的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从中也可以窥测启蒙史学对现代化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因而形成了“一个持批判眼光的启蒙学派，将会是当下和未来文化建设难得的诤友。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

    林存阳、李文昌的《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及其建构》一文，详细论述了刘泽华“王权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理论建构及其学派形成。文章认为王权主义理论“核心内涵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而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机制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支配社会，既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判断，也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刘先生对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剖析，皆以此为观察的起点”。文章特别强调说，刘泽华提出王权主义，同时又对王权主义进行历史的反思，“由此不难看出，刘先生不仅提倡走出王权主义，而且对于如何走出王权主义，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答案”。

    秦进才的《史料、时代、使命与思想》是读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的感想，作者特别强调：“看出事物的真相需要眼光和见识，说出事物的真相需要胆量和勇气，没有胆量不敢有独立的思想，即使有些想法也不敢公布于众，思想不越位的范定式思维只能产生人云亦云的说法，小心翼翼的防御性思维怎会有突破性成果，两种思维模式，可以保障学者平安无事，但与创新独树一帜无缘。”作者认为刘泽华在才、学、识、德、胆五个方面均有所长，尤其是最后的一个“胆”字由刘泽华提出，而他自己确实是做到了。这“既是其人生经验的升华，又是取得其成就的源泉”。

    刘丰的《“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理解刘泽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角度》，从刘泽华在访谈中的一句话入手，深度探究这位史学家没有透露的更多内容。他要找出承受的压力究竟是什么。作者从政治、文化、学术等三个方面细致分析，进而指出：“其实，这样的分解只有相对的意义，是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他所说的压力而做的强解。整体看来，政治压力是外在的，而文化压力则是更为内在、更为根本，而且很多造成压力的政治因素都是源于文化传统。因此，从整体上说，刘先生所感受到的压力，皆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压力。”刘泽华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学者。他的学术理念坚定而明确，他属于时代，但并没有随时代而俯仰；他对中国历史一贯的反思与异常的冷静使他直到晚年依然保持敏感”，“他深沉而执拗的质问，依然需要后人去回答”。这是一篇很有深度的分析文章。

    林存光的文章《中国思想史的双面故事》，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论述了刘泽华史学贡献的多重含义。他说：“先生用一阴一阳的范畴来深刻揭示和阐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之结构性的基本特点，将之命名为‘阴阳组合结构’”，“是突出和彰显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双面故事。了解并讲好这一故事，对于我们理解王权主义的历史特质及其富有极大容量和思想丰富性、自我调整空间和极强适应性的问题，将是至关重要或大有益的”。李洪卫的《早期儒家思想之道、王关系的变迁》也是从“阴阳结构”这个思路，从先秦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纵向的分析。他肯定了刘泽华的观点：“在春秋以前，不存在道的高扬，在那以后，道的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平衡王权的一种内在的价值力量，而孔子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指出：“刘泽华又揭示了一个在他看来应该是政治密码的问题，即在先秦时期，所谓的道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洽的观念。他说，在近代自主性或主体性是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展现，是一种生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并不是依靠什么道而有的。但是在先秦，所谓的道并不具有今天人们所谓的自主性，而是具有依附性。”李宪堂的《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容与方法》一文，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研究。他从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解读，特别指出了这个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这个理论“对探索中国历史的演变机制和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提出了一个学界急需的普适性宏观解释框架，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

    张师伟的文章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论证了刘泽华的历史视域下的“政治大于阶级”、历史认识论下的史料方法以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辩证分析。其中首要部分关于历史视域下的“政治大于阶级”应该是全文写得最好的部分。他从作者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得到了很多启示，在政治概念的认知、对于孟子的全面释读、西方政治知识以及先秦政治思想理论的梳理等方面，强调了刘泽华的“政治大于阶级”的重大发现，凸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丰富性，“克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偏狭性及僵化性弊端”。

    王丁的长文《刘泽华与历史认识论研究》，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刘氏史学理论的意义。他十分推崇刘泽华的《史家面前无定论》，因为“众说纷纭是把认识推向深入的必经之路，它的总和更接近真理”。所以一定要从中世纪中走出来，抛弃自身的“贾桂气”非常重要。

    二

    《刘泽华纪念文集》的另外一卷是“追忆卷”，集中收录了先生身后友人、同事、学生、家属的追思怀念文字。

    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在刘泽华先生追思会上的致辞》，言简意赅。他说：“刘泽华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人”，“刘先生是非常勇于去探索思想的”，“他在南开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说在幸与险的过程中来回跌宕，几经折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南开，对南开史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情怀、保持着他的情感”，“我希望刘先生活在我们南开人的心中。刘先生的精神，他的思考能激励我们南开史学师生以及所有的南开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进路上走得更好”。字里行间，语重心长。

    刘泽华的知心好友中有文学院的宁宗一、哲学院的方克立，而他自己是学历史的，可谓文史哲三足鼎立、相得益彰。

    宁宗一的两篇文章充满深情。作为代序言的《我的生命里有你》详细论证了一个思想者是怎样炼成的。他告诉我们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在南开北村、大中路上、马蹄湖边那些日积月累的畅谈。治文治史面对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刘泽华的批判性思维和宁宗一的心灵史情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文史两家精神的碰撞。宗一先生说：“他肯定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流动体的认知，却多次提醒我学人中不少具有扎实功底者缺失的正是批判性的思维模式。”他们对于心灵的自由有追求，敬重那些有生命热度的学者和教师。这些“聊天史”如果总结出来的话，也可以说是一部微型思想史。《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一文，仍是沿着这个思路的延伸之作。印象颇深的是作者告诉我们，南开大学六教授对国学申请一级学科有不同看法，文章回忆了《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一文的形成过程。文中指出刘泽华的“了不起是他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宁宗一先生的文章是那种澎湃激情的文字，放下此篇，令人不胜唏嘘。

    冯尔康、方克立、曹月堂都是刘泽华的南开同时代学者，他们的回忆更可以看出平辈人的视角。冯先生回忆了一些历史系的往事和刘泽华治学、治系的过程和细节，桩桩件件宛若昨日。

    方克立从他们那一代人的曲折经历开始，讲到在学术思想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他回忆了一九八六年南开大学申报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时，由于哲学系导师队伍力量不足，特邀刘泽华加盟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得到学科评议组的认可并获得成功。他强调指出：“在我看来，政治权力支配整个社会的王权主义理论和阴阳组合结构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法论，是刘泽华学派的两大历史发现”，他印象中的刘泽华“是我们这代人中肯思考、敢直言、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成就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思想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特个性”。方克立还有一句名言，他说刘氏“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曹月堂是刘泽华的同班同学，回忆起在校的那些往事反映出同学少年的天真烂漫，经过人生的历练，他深情地写道：“你几十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修炼。你的成功超出了一般的学问或学术，更在于树立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你的贡献必将更有利于未来社会的进步与觉醒。”

    诸多的学生纪念文章中，高世瑜的《一身土气，坐井观天》颇为感人。文中除了讲刘泽华的衣着随意、思想深刻以外，还披露了七十年代初期教学及生活场景与交往情况。他写刘泽华先生“讲课或平日讲话一贯肆无忌惮，想说什么说什么。上课时嗓门大，有口才，又思路活跃，见解独特，还能和讲台下的学生交流，课堂上总是很活跃，因此他的课成了我最喜欢上的课，他也成了和我们接触最多、最随意的老师”。乔治忠有两篇纪念文章，在《刘泽华先生与我关联的若干往事》一文中，回忆了从自己学生时代到留校任教后的两人交往经纬，把刘泽华敢于用人、慷慨助人的往事写得清清楚楚。学生之中陈益民也是写了两篇文章，后一篇《刘泽华先生别传（文言版）》，很有意思。刘泽华生前最看重的是历史系的学生要写好论文，学好古文。陈益民的文章在此，是可以告慰刘先生了。另外，这些学生的回忆文章中引用了一些往来书信，是今后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值得重视。

    全国各界怀念刘泽华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学生的学生、一面之交的编辑记者、公司职员高管、各高校的史学教授、科研机构的同仁、南开各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等等，可见他的道德文章感人至深；海外学者有以色列、日本、韩国的后辈研究者的回忆文章。

    家属的回忆文章中，我读了刘泽华两个女儿及外孙、外孙女的文章后唏嘘不已，感受到那种人间的大爱无疆；最让我感动的当是他的夫人闫铁铮老师的回忆。闫老师我是认识的，她的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铁骨铮铮。她在外事处当副处长的时候，办事情从不拖泥带水，对人亲切和蔼，说话干脆利落。我出国回国都要通过外事处，所以对她的印象相当深刻。捧读她的文章，即刻泪流满面。这些文字是一个成功的刘泽华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学术拼命、书生品格、文革往事、讲台内外、职务之间、国外生活等等，林林总总都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如果要引用的话将引不胜引。

    刘泽华活出了他的伟大。他用勤奋和汗水积累了数万张的资料卡片，数十年来勤勤恳恳、孜孜矻矻钻研，使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因为历史是不规则的，真相往往是不清晰、不连贯的，他的研究，魅力就在于如何处理这些不连贯的地方，使历史接近真实。一个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在相同的史料中发现问题，正确看待、使用这些史料，让过去和现在对话，于是就有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大历史。他的了不起是他宁肯做痛苦的清醒者，永远行走在思考的路上。

    （张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