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猫”，最牛的俱乐部

    ■龚龑  

    “基特猫”俱乐部（Kit-Cat Club），成立于1690年代。它一度尝试着引领英国文明的进程，所涉的领域极广，不仅关乎文学、音乐、建筑、园艺、室内设计、肖像画等，在烹饪、礼仪、报刊写作，尤其党派、议会政治等方面，也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不妨说，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就是“猫仔们”（Catlings），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国人的审美情趣、民族性格和国际形象，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英国绅士风范，乃至昂撒民族的某些气质。光荣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英国正逐渐变为一个更加繁荣富强、温文尔雅和自信满满的商业社会，读者可以借助“基特猫”来管窥这个转型的现代社会。

    谁是“猫仔”

    英国人偏爱俱乐部，由来已久。俱乐部数量的激增，则是在“基特猫”成立之后。单就18世纪而言，大约12000家俱乐部，遍布于英格兰的大小城镇，苏格兰拥有不少于3000家，威尔士还有750家。1730年代，此一趋势蔓延到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伦敦自然是俱乐部的重镇，18世纪中叶，每天晚上2万多名绅士，活跃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里；18世纪末，甚至出现了两性混合的俱乐部。按哈贝马斯的说法，俱乐部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德国学者看重18世纪的英国，不惟当时的经济蒸蒸日上，更因为它的社会流动，结社和新闻自由，同一时期，欧洲各国往往压制俱乐部和社团的创建，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更是等而下之。

    “基特猫”是英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标志。英国的17世纪，历史学者称之为“革命的世纪”，“俱乐部”这个词，尚夹杂着暴力、阴谋的含义；而猫仔之后的俱乐部，则不乏某种体面时尚、生气勃勃、文质彬彬，甚至情操高尚的意味。此时的艺术赞助制度，也悄然发生变化：贵族们逐渐替代了皇室，成为诗歌、戏剧和音乐的资助者。更为重要的是，猫仔推崇结社自由，凭借自愿组建的某些民间机构，来重塑一个革命后的新社会。18世纪俱乐部的激增，并没有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仿佛它们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互动互利的。“基特猫”的几个创始人，生于1660年代，恰值君主复辟，而最年轻的一代猫仔谢世之际，约为1760年代，下院的地位完全确立下来，“贵族的世纪”早已拉开了帷幕。有学者说，“基特猫”是一个为英国指明发展方向的俱乐部。的确，1720年以后，英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稳定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辉格当权者，尤其一小撮和猫仔关系密切的“辉格小圈子”（Whig Junto），他们秉持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文化价值观念。“基特猫”就是围绕这一新意识形态而非血缘关系或者王室恩庇而形成和维系的。

    “猫仔”究竟何许人也？约翰逊博士写过一本《诗人传》，大多“猫仔”，尽在其中。威斯敏斯特学校1680年代正在扩招，为当时日益膨胀的政府部门提供新型绅士。1680-1682年间，普赖尔（Matthew Prior）和蒙塔古（Charles Montagu）在这里结成深厚的友谊。不过，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普赖尔出身卑微，父亲是个木匠。某日，小马修在白厅附近的莱茵酒馆打工，风流倜傥的多塞特伯爵，照常进来饮酒作乐。关于这位伯爵，《诗人传》讲了一则趣事：几位爵爷在闹市狂饮，酒至酣处，仪表失态，引得民众指指点点，他们索性赤身裸体，狂骂围观者。小马修在酒吧后面，正捧着一本贺拉斯文集，伯爵便请他将其中一首颂歌译为英语，不一会儿，韵脚精致的译文完成了，伯爵大为震惊，选择不同段落，再三测验，结果屡试不爽。几年前，马修曾入威斯敏斯特公学，习得拉丁文，父亲去世后，不得不辍学。伯爵当即决定资助他完成学业。伯爵后来还为马修在海牙（英荷同盟总部所在地），安插了一个外交秘书的职位。马修干得很出色，甚至得到了法王的青睐。某日，他应邀参观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赫赫军功，被绘成精美的油画，多处悬挂。法国大使问，“贵国的王宫，可曾有这样的纪念物？”马修答曰，“王宫未曾有，民间随处可见”。

    蒙塔古就是《诗人传》中的哈利法克斯。伦敦西区富丽堂皇的曼彻斯特宫，是这一家族在伦敦的宅邸，恰好位于莱茵酒庄的对面。蒙塔古的飞黄腾达，也少不了多塞特的引荐，他很幸运，取了个万贯家财的妻子。当然，他在下院，如鱼得水。1692年，多塞特、蒙塔古和另一位猫仔萨默斯（John Somers），并列为枢密大臣。蒙塔古是“辉格小圈子”里最年轻的，日后，还兼任财政大臣。威廉国王另眼相待，因为他大力支持军需供给法案，积极推动财政部的工作，为政府卷入的欧洲战争，筹集了100万英镑的贷款。历史学家麦考利将这笔钱视为英国国债的缘起。1694年，议会通过了筹备成立英格兰银行的法案，也是他的功劳。他还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2000英镑的本金，成为银行的股东之一。他劝朋友效仿，比如另一位猫仔，大名鼎鼎的书商唐森（Jacob Tonson）也认购了500英镑的国债。英格兰银行与辉格党徒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难怪“辉格小圈子”会力主欧洲战事，不惜血本地资助英荷联盟。

    蒙塔古不忘提携自己的朋友，除了马修，还将几位校友“猫仔”推举进了“贸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萨默斯一手组建的，很快将成为管理殖民地事务的核心行政机构。萨默斯在中殿法律学院进修时，以聪慧闻名。其父也是律师，在内战期间曾站在议会一边，萨默斯继承父业，同样加入了辉格党阵营。1688年6月，萨默斯为拒绝执行詹姆斯二世命令的七位主教担任法律顾问，出庭与国王抗辩。当伦敦民众在街上庆祝七位主教无罪释放的当天，威廉应邀入侵英国。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詹姆士一意孤行，任命了十二名大法官，大大败坏了法官群体的风气。自威廉当政始，法官的任命就不再以“国王的满意”为依归，新兴的法官独立，是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萨默斯是个难得的表率。

    凭借辉格党资历和法律知识，萨默斯在政府中飞速晋升。他主持起草了《权利法案》，这是君主立宪制的基石；先后被任命为大法官、总检察长、掌玺大臣，并担任上议院议长。1695年，萨默斯已经成为四名“辉格小圈子”的领袖之一，这个四人帮算得上是“内阁中的内阁”。它为何这么牛？在下议院，他们的绝活是有效地组织集体投票；再者，擅长说服伦敦金融城的财阀，让他们主动提供大额资金支持战争。一如他的猫仔同僚蒙塔古，萨默斯也是一位精明的筹款人。威廉国王在欧陆忙于战争时，萨默斯是英国的七位摄政之一。他还是一位藏书家。私人图书馆里的法律文献，十分齐备，这得益于上面提到的书商唐森。唐森小心翼翼地讨好这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朋友，并定期与他在猫仔俱乐部会面。金融城的商业和出版，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和法律，就这样交织一处。另外，萨默斯其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风，第二代的猫仔，那位以《旁观者》闻名的散文作家艾迪森（Joseph Addison），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举手，一投足，都刻意模仿。日后，“旁观者先生”借助刚刚流行的期刊，将一整套的礼仪，教授给了全体英国人民，乔治时代绅士举止的新理想，就这样普及开来。萨默斯还被称为是辉格党的“命根子和主心骨”，柏克有篇名文，在其中，他自称是“新辉格”，祈求萨默斯这位“老辉格”的英灵来裁决一下，究竟谁（柏克抑或福克斯）才是辉格的嫡传。

    《“基特猫”俱乐部》（2008）详尽介绍了1697年某个冬日的聚会。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还有一位有头有脸的猫仔，值得稍作介绍。沃顿主教，时年49岁，满脸疤痕，他调侃，自己更适合当酒馆老板。他曾创作一首进行曲，成为光荣革命的流行赞歌。正是他提议威廉和玛丽共治天下。沃顿的作用，未可小觑，一来他每年的收入，约为1.3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20万英镑，频繁的选举，须臾离不开钱。其二，他善于组织和领导不从国教人士，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在这次晚宴上，谈话转向政治和战争的讨论，年轻的猫仔们在赞助人面前，免不了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伦敦詹姆斯广场上，公众正在为《里斯维克和约》举行庆祝活动，赞美和平的诗歌不绝于耳，但蒙塔古和萨默斯这两只猫仔心知肚明，所谓的和平，只不过英、法暂时喘口气而已。猫仔们主导了此后的战争政策，他们下定决心，除非军事上大获全胜，否则决不罢手。你瞧，创建新帝国的宏伟抱负，正呼之欲出。猫仔俱乐部是这些人在白厅之外的重要交流场所；丝竹并奏，烟雾缭绕，酒酣耳热，其乐融融，这样的氛围或许可以将内部分裂的风险降到最低点。

    民族文化和国民形象

    前面提到，猫仔们关心自己的国际形象。读者会问，为什么他们感到如此迫切地定义英格兰的风格呢？从王政复辟到光荣革命的英国精英阶层，一度被看做是法国人的“哈巴狗”；威廉治下，大量的外国移民来到伦敦，进入宫廷，更稀释了英国人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英格兰的商业和军事实力，正在日益崛起，他们要昂首阔步，建造一个后革命的新生的、文化自信的国家。这个理想到18世纪中期，将会变成现实。届时，在英格兰的每一种艺术形式中，无论建筑，音乐，或者绘画，都呈现出一种混合着外国元素的，但又非常英国化的风格，欧陆的古典主义与英国历史的浪漫主义元素，总是十分巧妙地结合起来。此种手法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些猫仔。猫仔们苦心孤诣地借鉴法国戏剧、建筑和园艺文化，同时也从维也纳或者威尼斯引进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样板。不过，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挪用和完善这些舶来品，建立一个更现代、更独特，更具有英国情调的新古典主义。

    猫仔设计师范布鲁（John Vanbrugh）是幸运的，此时此刻，他不必受什么本土流派的拘束，况且，猫仔们给了他极大的想象自由。今天到英国北部观光的游客，都会被推荐去看一眼霍华德城堡，这是范布鲁的杰作之一。城堡的位置，可谓独出心裁，端坐于约克郡四面受风的山坡之上。城堡主人卡莱尔伯爵和设计师都认为，这是在传播和扩大文明的风范，将他们在国外旅行中亲历的欧陆风格，引入英国乡村的深处。这不仅可以启迪自己的邻居，也给当地工匠带来直接的收入。稍后，小贵族和乡绅们纷纷效仿这座巴洛克风格的辉格宅邸，无数条经济利益的涓涓细流，将汇入一条国内经济循环的水渠。城堡的内部装修风格，也是当时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如建筑史学者所言，普通公民（虽然卡莱尔并不算一介平民）的私人房间，现在可以公开地、毫无羞赧地展示在世人的眼皮底下。几位伦敦商人受重金之聘，为之配置了特色家具，进口商送来了精制的陶器，异国情调的装饰品，比比皆是，卧室里悬挂着来自东方的丝绸锦缎，更衣室贴着印度图案的墙纸，整座宅邸仿佛是一个大英帝国的奢侈品展销会。当然，千万不要误读了主人的潜台词：本人首先是一个收藏家，一个鉴赏家。

    1704年12月，马尔博罗公爵（丘吉尔家族的开创者），自欧洲战场凯旋归来，受到大英帝国臣民的热情欢迎。女王和大臣正讨论建造一座纪念碑，来铭记布莱尼姆之战的胜利。财政部非常愿意出资在牛津郡修建一座私人住宅，也就是布莱尼姆宫。马尔博罗立马与范布鲁接洽。选择猫仔设计和建筑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女王和整个国家都对这位公爵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当然也要有投桃报李之意。这位一度有托利情结的公爵，十分感谢“辉格小圈子”，后者不遗余力地在议会通过推动军需补给法案，这是军事胜利的绝对基石。布莱尼姆宫的修建，标志着马尔博罗和“辉格小圈子”间形成新的联盟。私人的宫殿，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千真万确的是，权力已经从王室转移到独立自主的贵族之手。

    范布鲁曾呼吁引进意大利歌剧演员和歌唱家，意大利的画家也来到霍华德城堡参与它的内部装修。歌剧在英国的引入，颇能说明“猫仔们”的矛盾心结。早在1674年，日记作家伊芙琳（John Evelyn），就记录了在伦敦首次登场的意大利歌剧，1703年，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歌剧“不是我们本土生长的植物，也不是我们平淡胃口所喜欢的东西”。猫仔们自然喜欢清唱剧的“质朴”，但他们更想提炼出本土风味的歌剧风格。德国作曲家韩德尔在英国的第一部歌剧（Rinaldo），于1711年2月在猫仔们资助建造的女王剧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同时又冒犯了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担心，意大利歌剧的流行也许会阻碍英国本土音乐的发展，或抢走本该欣赏英国戏剧的观众。他们可以容忍从国外引进意大利歌手，但又坚持认为，这些歌手只能用英语来演唱。

    让我们转向图书市场。唐森曾被说成是个贪婪、吝啬的商人，《诗人传》就是这样刻画的，这是基于唐森与诗人德莱顿的短暂争吵，并由德莱顿的无数传记作者（约翰逊就是一个）延续下来。实际上，他白手起家，不仅创建了猫仔俱乐部，还开启了18世纪平价白话书的繁荣。他是位受宠的文化仲裁者，是现代图书出版大亨的榜样。唐森在伦敦市中心长大，15岁时就拜著名文具商为师，8年的学徒，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地掌握印刷和装订的各种技术。他很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购买英国主要作家的版权，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已故的。他出版了弥尔顿诗歌的评注版，特别是《失乐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前面提到的萨默斯，还兼任剑桥大学的校长，负责重建这所大学的出版社。唐森与之合作，共同出版了剑桥系列的经典作品。这原本是一个由德莱顿最早筹划的经典作品出版书目，猫仔们继承他的遗志，进一步敲定了这个经典作家系列。唐森被称为“缪斯们的大商贾”，或一个伟大的“才子经纪人”（wit-jobber），从“股票经纪人”到“才子经纪人”，英国在18世纪的商业化程度，可想而知。唐森不愿与普通出版商和书商为伍，后者常常与格拉布街的粗俗低劣之作和锱铢必较的雇佣作家联系在一起。时人曾尖酸刻薄地评论唐森，“一个坐在贵族中间的书商”或者“他在书商中间，举手投足宛如一个贵族”。唐森嗅觉灵敏，善于发掘文学新秀，普波（Alexander Pope）的《群愚史诗》，可以为证。

    说到图书，自然想起当时的出版语境，其实，这也是猫仔俱乐部成立的语境。1695年，查理二世时期的许可证法到期，议会拒绝赓续，自此，在伦敦出版的各类书籍和小册子激增。作者和印刷商仍有可能因亵渎、淫秽和煽动叛乱而被起诉，特别是支持詹姆斯二世复辟的言论，但相较而言，出版条件宽松多了。猫仔们选择唐森作为他们的俱乐部主席兼秘书，并不是巧合。到1710年代，大约两万多本图书充斥着英国的图书市场，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与此同时，光顾俱乐部和沙龙，或者泡吧或者咖啡馆，这些都是典型的英国人日常生活。商业、结社和言论自由，三者是齐头并进的。

    艾狄生和斯蒂尔的期刊《旁观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写作风格：密切关注当代文化，在作者与读者（有时是虚拟的读者）之间展开对话式的批评。《旁观者》对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圣经》以外的任何其他作品，这是艾狄生权威传记作家的论断。18世纪初的英国读者所寻求的，是一种教会和教条之外的道德教育，不带迂腐的气息，又不乏批判与反思，既不屈尊俯就，也不妄自菲薄。新闻写作在艾狄生和斯蒂尔的手里，变成了一个既要传播基本事实，又要塑造绅士品位和见识的职业。

    在两位猫仔主笔的期刊里，一个特点隐约可见：调和土地阶层与新兴金融利益之间的冲突。自1690年代以来，托利分子一再指出，金融利益集团操控政府，歪曲民意，执意于扩军备战。当时的公共借贷机制十分复杂，如股票市场的涌现，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国债制度的形成，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新兴金融利益的辉格大鳄们。斯威夫特有篇名文《论同盟国的行为》（1711），令约翰逊倾倒，其观点一言以蔽之，无非是：财政、信贷、军事和行政机构的扩张——这些东西实际是对威廉和辉格小圈子的欧洲战争政策之回应——是国家或者政府腐败和退化的苗头。这种对过度扩张和政府开销的担忧，显然是此后几个世纪托利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们可以在皮特、皮尔、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那里，听到它永久的回音。《旁观者》出版时，托利分子正强烈反对发行新货币。1711年，他们还通过了《财产资格限制法案》，其目的是禁止土地所有者以外的人成为下院议员，但这只会导致因商致富者转而购买乡村地产，奥斯丁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人物。

    《旁观者》第2期就提到了一个“旁观者俱乐部”，这里有许多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代表，商人、军官、律师、牧师、花花公子等，一应俱全。其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辉格党商人福利波特（Freeport字面意思，是“自由港”），另一个则是考佛莱，托利党地主，古怪，可爱，愚蠢，兼而有之。在第174期，这两位干脆正面展开交锋。考佛莱对商人之斤斤计较不以为然，乡绅的乐善好施、济困帮邻，才是为人的本分。而“自由港”反唇相讥，唯有商人精打细算和雇工勤勉生产才能带来实惠。构建国民的新形象，是两位猫仔作家的首要任务。诚如史学家朗福德（Paul Langford）所言，1850年之前，公认英国人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精力充沛、坦率、正派、沉默寡言、矜持且古怪。这些形容词实际来自《旁观者》第135期，完全是上面两位英国爷们儿的个性集成。同样，鼓吹城镇和乡村的相互依存，这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也是猫仔们的深谋远虑。

    终结

    在半个世纪里，“猫仔们”都在追求明确具有辉格倾向的政治议程。它的最后一代成员里，就有英国的第一位首相沃波尔，其政治学徒生涯，是在这个俱乐部里熏染出来的。正是从“辉格小圈子”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利用报纸和新闻，将文化政治化，或者政治文学化，通过恩庇和私人晚宴来巧妙地行使公权力。1714年至1762年，英国政府只有9年的时间不掌控在猫仔首相手中。

    德国人看重的“公共领域”，其实是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出现的。因而，这一时期的英国议会，与其说是王室的对手，不如说是国王在一系列保守变革中的同谋；辉格贵族竭尽全力支持，而不是推翻君主制。就连麦考利和屈韦林也承认，光荣革命不乏防御和保守的倾向，旨在保护贵族之家的特权。不过，此一保守性或者防御性，不应掩盖如下事实：“辉格小圈子”对几位国王的顺从，那是绝对有条件的，实为是一种务实的举措，一种巧妙的折中，兼有尊重与怨恨，并纳服从与独立，这似乎是日后英国政府体制的独特之处。

    一旦达到权力巅峰，猫仔便开始为战利品相互争斗；随着唐森对俱乐部兴趣的减弱，几个关键猫仔也将注意力转向别处，这个深夜里绅士狂欢的天堂，逐渐消失了。不过，“基特猫”在同时代和未来，都不乏模仿者。实际上，绅士俱乐部之狂热，绵延不断，一直到当下。1764年，约翰逊博士和画家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在杰拉德街的小酒馆，创立了“文学俱乐部”，就是出色的一例。它的九位创始人，不仅包括了作家和政治家（比如柏克），演员（如加里克）、科学家和各类学者也名列其中，就文化的全面性而言，似乎已经超越了“基特猫”。不过，“文学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不像“基特猫”那样标榜政治忠诚，而是基于才能和人格魅力，因而兼有辉格和托利分子，且它的贵族成员也少得多。约翰逊似乎想要通过纯粹的智力来指引英国的艺术，这倒是一脉相承的。在摄政和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圣詹姆斯地段的绅士俱乐部进入了全盛期，不过，这些俱乐部门槛太高，只有上层阶级成员才能被接纳，完全成了阶级特权的堡垒，不及“基特猫”的开放和包容。20世纪早期，在布鲁姆斯伯里，那些名声不佳却极具吸引力的文学团体，也可以看做是“基特猫”的某种变体。要想一窥那些自负满满、势利固执的大腕人物，不妨读一读伍尔夫的自传篇什《生命的瞬间》。当然，其中也不乏反政府的唯美主义者，或者现代英国文学的传奇人物，比如“愤怒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