滟滟随波千万里

    ■王坤鹏  

    小书《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已经出版。轻抚这天蓝色外封，看着变成印刷体的姓名，感觉就像岁月经年的一块顽石，虽皮实朴拙，却饱受风吹日晒，终于从中蹦出个猴子来，给我平静的书斋生活带来了一些涟漪。不经意间，思绪就像一条在大江中穿梭的鱼，随波滟滟，千里万里，将我带回十多年来辗转求索乃至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那些难忘时光里。

    这本小书缘于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选题。2011年，由于多种机缘加持，我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跟随先秦史大家晁福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一段时间，晁师即安排我选题。读博士学位，选题是一道大关。不同于寻常思路，晁师安排的选题并非一次性的，而是每次约以20天为期，要求我选两到三个题目，且非只是粗略地提出主题，而是须包括该题目已有研究状况、基本史料以及可开拓的研究空间等多方面内容。这种选题方式工作量很大，每个选题都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并且更重要的是须思考自己还能不能做出有新意的东西来。开始还感觉这是一种笨方法，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选题有点类似小时候在乡下干的筛芝麻的农活。过去农村收芝麻完全靠人工摔打，之后需要过筛捡拾才能入袋为安。摔打过的芝麻叶壳混杂，过了筛子之后，几乎所有的杂物叶壳都留在筛子上了，一目了然。关于选题，就我目前的见识，这种“过筛”法实际上是最合适的方法。

    经过大半年的选题，我初步摸清了先秦史主要领域的基本研究状况，逐渐对三代王国的形成与形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这一题目实在太大了，涉及的具体问题太多，根本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正面硬碰行不通，只能迂回。我试着寻找一个关键的支点，一个能针对上述主题做出突破性工作的支点。其时我正好读到了周原甲骨的一批资料，又对王国维等学者的殷周异同之论比较熟悉，故殷周关系就成了我思考的一个起点。周作为商伯最终却取代商成为天下共主，往前推，商最初很可能亦是夏王国的一支邦伯，向后推，秦最初亦是周王国的一支邦伯，于是三代王国“由伯而王”的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就升腾起来了。我找到了这个支点，它就是“伯”！说清楚了“伯”，就有可能对早期王国的形成过程做出新的论述，也就对三代王国为何呈现为后来的形态有了更明晰的了解。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早期的写作过程中，关键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厘清了一批甲骨资料。甲骨资料中有关“伯”的记载不算少，再加上与这些甲骨刻辞内容有直接关联的其他刻辞，总数有数千条之多。如何从中清理出来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并勾勒出基本的脉络，就成了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最终我寻找到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伯”纳入商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伯与商王朝有战争，有朝觐，有贡赋，还有的转变成了商王朝的官员，最后则成为商代“外服”职官中的一类。

    第二点是思考清楚了周伯的性质问题。商代的伯大都是一些异于商族的地方族邦，周克商之后，大概是由于周人本身即是伯的原因，无论周人还是非周人均存在大量称伯的现象。过去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伯是排行，指的是宗族中的老大，有的贵族在未封侯之前就称为伯。由于我先研究的是商伯，由商伯的情况来看，此说是不成立的，商代宗族称谓中迄未见到伯、仲、叔、季的排行。故“伯”作为排行使用的方式只能是后起的。破除了关于周伯这一固有的认识，由此出发，我进一步探求并强调了周伯称谓所具有的政治内涵。思考清楚这一点，并非只事涉一个称谓，实则涉及五等爵制这一重大问题。关于早期文献中的五等爵制，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在西周并非真实存在的制度，而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一些早期资料所构拟出来的。不过，如果“伯”仅仅只是一种宗族血亲称谓，那用其来构筑五等爵制的基础就太薄弱了。现在重新发掘伯的政治内涵，既厘清了伯称谓的内涵，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支持。

    博士毕业之后，除了教学之外，我的研究重心仍在邦伯上。其后数年，我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厘清邦伯与王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为现在出版的这本小书论述上的主旨。说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知识点，也是有待于将来形成常识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以前的教材里了解到早期王国行分封，众所周知，“侯”是比较重要的分支。但实际上要论到早期王国的形成，“伯”应该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伯”不仅比“侯”的产生要早，它甚至还要早于“王”的产生。

    为何这么说呢？简单地讲，我们都知道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四阶段：夏、商、周、秦，可是从根本上追溯，夏、商、周、秦最初大概都是邦伯。故“伯”比“王”的产生要早，其初期大多是原生的且规模较小的政治组织，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组织起来，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期，则完成了“由伯而王”的龙门一跃，通过服属或分蘖其他次级邦伯，建立起了广土众民的四方王国。最末一个的秦，更是改王为帝，开启了帝制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早期中国，类似的邦伯大量存在，而过去学术界并没有集中作过讨论。于是在其后的书稿修改中，我重点加强了有关早期政治“由伯而王”这一过程的论述，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伯”这一比较小众的研究对象，算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这部小书确定了某种学术意义。

    小书在出版之前经历了长期打磨，亦多得学界同仁指正。首先是根据上述思路写作的几篇论文在《中国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其间颇得匿名评审专家与期刊编辑的教正。其次，2016年，我以该选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并获批，四年后项目结项之时，我收获了五份很有针对性的匿名评审意见。再是，在2021年商务印书馆“日新文库”第一辑评选中小书侥幸中选，过程之中我又收获了两份匿名评审意见及三份终评意见。上述评议有的一看即知是先秦史行内专家所提，有的则从政治学、历史学的大尺度上进行批评，针对书稿存在的具体问题多有鞭辟入里之处，有的甚至精细到某一注释，我在阅读时常有如芒在背之感。同时也更加警醒，研究与写作上的任何瑕疵，无论怎么掩饰，总会有内行人一眼看出。以上评议，大多是匿名，不知晓出自哪位大贤，我所能做的只有据以认真审查书稿，补充资料，调整内容，甚或推倒重来。

    书的出版，让我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高尽信编辑。他大概是我迄今所结识的最为负责任的一位图书编辑了。由最初的联系，到中间的校稿，再到出版，事无巨细，尽信兄均亲力亲为，一手操持。我的书稿在出版阶段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写作历时较长，前后表述或有不一致之处，部分参考文献也存在着版本不同的情况；二是其中涉及太多的古文字形，有关古文字的隶定与考释，学界意见多有不一之处，造字并保持前后的一致性也是一项费力费时之事。在这些问题的处理方面，尽信兄均是主力。从确定出版以后，我们在编辑校对上又花了大半年时间。

    掩卷而思，小书仍很粗粝，却一路引导我窥见了历史研究之大美！未曾想到，十多年前的一番思考，此后经年累月，竟如进入蚌壳的一粒沙，使我汲汲以求，寤寐思服。一路走来，学术之思竟似水波映照下的天光云影，聚散徘徊，不绝如缕。唐诗云“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况之于专业研究，大概正是要经历千万里的波涛流转，方能在心头升起春江何处无月明的领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