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档案解密，林语堂获提名

    ■本报记者 康慨

    50年保密期过后，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和评选档案上周由主事机构瑞典学院对外开放。

    从名单中可见，中国作家林语堂（1895-1976）获得了提名。

    但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西德人海因里希·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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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日报》报道，学院内的诺贝尔委员会曾斟酌了让伯尔和同胞京特·格拉斯共同获奖的方案。

    但委员会主席卡尔·朗纳·耶罗反对这种做法。“大家都知道，半个奖很容易给人留下两位获奖者均未全得的印象。”他发言说，“因此只有在明确认定——最好院外也是如此——两人都有资格获奖，而其中一位得奖将使另一位被排除在外时，才可以诉诸此种手段。我是不太相信格拉斯现在完全能与伯尔比肩了。”

    诺委会最终一致推举了伯尔。格拉斯在27年后的1999年折桂。

    然而，伯尔的获奖在联邦德国引发了强烈争议。

    作为战后西德政治的批评者，伯尔不断揭露政界蓄意掩盖纳粹的历史，还于1972年1月10日在《明镜》周刊上撰文，抨击发行量极高的小报《图片报》煽动私刑，并呼吁用人道主义对待“红军派”的首领乌尔丽克·迈因霍夫，有人据此把他称作恐怖分子的“知识分子帮凶”。6月1日，配备重武器的西德警察抄了伯尔的家，但未能找到他与恐怖组织有染的证据。

    1972年底在斯德哥尔摩发表受奖演说时，伯尔表示：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想起先于我站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在这种该死的想当然情况下据说不再是德国人了。奈丽·萨克斯为塞尔玛·拉格洛夫所救，死里逃生。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黑塞从这种想当然中移居国外，当他在这里受到尊敬的时候早就不具有德国国籍了。在我出生前五年，即六十年前，德国的最后一位文学奖获得者曾站在这里，他死于德国：格哈特·豪普特曼。他生前最后几年是在德国度过的，尽管存在着一些被误解的地方，但他与那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我既不是想当然者，也不是别的什么人，我是一个德国人，我的唯一有效的证明——不用任何人签发或延长——就是我用以写作的语言。”（引高年生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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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尔长格拉斯10岁，两人曾同为四七社成员，但在政治上渐行渐远。1968年，因为要不要支持记者贝亚特·克拉斯费尔德声讨并掌掴前纳粹党员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总理一事，伯尔和格拉斯一度公开对峙。掌掴事件后第二天，伯尔就给29岁的克拉斯费尔德送去了50朵红玫瑰，格拉斯则公开谴责克拉斯费尔德的激进行为，并批评了伯尔的送花举动。

    伯尔对此作了公开回应。“我扪心自问，京特·格拉斯有没有资格来决定我是否有理由、何时有理由送花给一位女士呢？我是有理由的，我也准备向我同仁当中的所有校长公开宣布这个理由。对贝亚特·克拉斯费尔德，我欠她这些花——为我这一代人，也为了那些已逝的和幸存者的缘故。”他写道。

    第二年2月，格拉斯再度以《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为题撰文，批评他所说的过度关涉现实的“介入性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以及文学作品对纳粹的“妖魔化”：

    “我1955年第一次在四七社宣读我的作品时，文坛正推崇一个概念，一种名牌商品：littérature engagée。说得干脆一点：我相当讨厌那种孤芳自赏，那种事后想提供一种抵抗文学，而且时不时地以民族良知的身份出现的做法。我的批判首先针对的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如果我可以借助我的书《铁皮鼓》《猫与鼠》还有《狗年月》来阻止这种妖魔化，并且详尽地揭示小市民的特性，那么，我将感到心满意足。”（引林笳和陈巍等译文）

    多年以后的2006年，格拉斯借自传《剥洋葱》出版之机，第一次公开承认了自己在60多年前加入过纳粹党卫队。

    1972年共有100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但此前九年八次入围的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在其列。

    提名名单上还有韩国的朴斗镇、越南的武黃遧、民主德国的安娜·西格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法国的路易·阿拉贡、西班牙的路易斯·布纽埃尔、瑞典的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巴西的若热·阿马多和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及美国的菲利普·罗思。

    罗思时年39岁，堪称历来最年轻的入围者。

    仅仅过了两年，瑞典学院就颁发了两个“半个奖”，而且是给学院的自家人。哈里·马丁松院士和艾温德·约翰松院士分享了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