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终生供职于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五所大学，后来易名为国立河南大学的中州大学是他归国后任职的第一所大学。在纪念河南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冯友兰和这所大学的关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实，冯友兰在中州大学只有两年时间，虽然后来又去过两次，但都是借路顺便去的，并且时间很短。近几年有不少关于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的文章，其中有夸大其词之处。笔者从事冯友兰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研究多年，曾修订冯友兰年谱、撰写冯友兰传记，对这方面情况还比较熟悉，仅就我掌握的资料草成下文就教于方家。

    题目所以标为“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而不是河南大学，是因为冯友兰与河南大学的关系仅限于民国时期，且，1949年7月以后，国立河南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冯友兰和河南教育界也没有什么联系。

    1922年5月，冯玉祥主政河南，为改变河南贫穷落后、闭塞愚昧的面貌，他决定创建大学，培养人才。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张鸿烈为校长，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2年，后来这所大学的历史也就从此算起。1923年3月，中州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草创之初，师资奇缺，他们向留学海外的河南籍学生发出聘请。冯友兰名列其中。冯友兰是用河南公费到美国留学的；此前，也是用河南公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这样，在公私之间、于情理之中，冯友兰是不能推辞的，也就愉快地接受聘请。1923年暑假，冯友兰学成归国，践约受聘于中州大学。同时应聘到中州大学任教的还有他的弟弟冯景兰先生。

    初来乍到，学校当局很器重冯友兰，对他委以重任。除担任哲学系教授外，他还兼任哲学系系主任、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校评议会成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等职。冯友兰初出茅庐，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上任伊始，初试锋芒，即展现管理大学之干才。他发现中州大学文科存在三大弊病：一是师资不足，二是冗员较多，三是学风不好。于是就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首先，要各系按最低需要拟具职员名额，减少非教员编制，一改过去冗员过多、喧宾夺主、办事推诿的弊病。其次，不惜重金延请名师。一时间，著名学者如郭绍虞、董作宾、马非白、王显汉、仇春生、汪敬熙、余家菊和李廉方等前来任教，师资阵容大为改观。复次，下大力气整顿校风和学风，调动教师研究学术、撰写著作的积极性，指导学生组织各种社团，从事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些措施实施后，中州大学人文学科学术地位陡然提升、学术风气焕然一新。在从事学校管理的同时，冯友兰一直服务在教学第一线。当时中州大学哲学系开了很多课程，冯友兰同时讲授几门主干课程。据河南大学校史记载，冯友兰“讲课深刻、自然，广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他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并应聘为学生社团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此期间，冯友兰出版了《一种人生观》及《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前者对当时科玄论战作出的回应，也是对梁漱溟的直觉说的批评；后者是博士学位论文，该书出版后，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是教育家，不是教书匠，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法。1925年，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怎样办现在的中国大学》一文。在该文中，冯友兰强调学术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认为要发展学术，必须办好大学。他指出，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必须充分地输入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二、必须力求学术上独立；三、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无书可看；四、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更无人在世界学术界中可称为“大师”。要办好大学，应先设像样的本科，就要“以请中国人做教员为原则”，且所请教员“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因此，又要设研究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研究，设编辑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编译西洋学术著作。他认为，如能使本科部、研究部、编辑部三位一体，“则此大学亦可常有像样的教员，而因之亦可有像样的本科矣。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

    冯友兰这种办学理念与当时中州大学的主导思想并不一致。如前所述，中州大学是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为班底建立的，主政者主张把中州大学建成工业类型的学校，培养实用人才。冯友兰等刚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人则主张把它建成综合大学，以研究学术为主。当时的中州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原班人马占据优势，留学归来的人员并没有掌握实权；同时，中州大学长期为豫北人把持，来自河南西南边陲、没有任何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的冯友兰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这样，冯友兰虽然努力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到处掣肘，事倍功半。再者，冯友兰有些口吃，这也影响讲课效果。对三流大学的本科生上课，只能讲授常识性的东西，这种课程只能以形象生动取胜，不能靠精深广博引人。这种教学和研究严重脱节，很是影响研究的深入进行。冯友兰“当时认为，在学校教课是一种苦事，好像是替人家当奶妈，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去喂别人的孩子”（《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他曾致函胡适，谋求翻译一职。在信中说：“近来学生浮惰，教书之事味同嚼蜡，且终日舍己耘人，亦恐耽误自己学问。惟编译之事略可自由，且于研究学问尚不安全不相容。”给一般的本科生授课不是自己强项，而研究学术的长处又得不到发挥。这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是十分难堪和苦恼的事情。

    这也是河南大环境造成的。河南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薮，但近现代以来，却不乏闭塞落后之名。对此，冯友兰早有体会。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河南工业学校教国文和修身课程，类似于后来的大学语文和思想品德课，在工业学校里这些课自然是辅课，教课任务不重。冯友兰并没有因此自轻放松，自在逍遥，他要有所作为。在授课之余，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师韩席卿、魏烈臣、王柄程和徐旭生等人，每人每月出资五元，自费创办《心声》杂志，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响应新文化运动。这是河南当时唯一宣传新思想的刊物。1919年1月出创刊号。冯友兰负责编辑、发行等一切事情。由于河南闭塞落后，应者寥寥，《心声》杂志稿源不足，读者稀少，到了秋天，第八、九、十号只得合刊出版。后来，冯友兰去美国留学，《心声》杂志就不了了之。他到中州大学后，曾经恢复《心声》杂志，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当时，冯友兰的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京大学创办《新潮》杂志。同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地处文化中心，又有校长蔡元培拨专款扶持，《新潮》杂志占尽地利与人和，影响全国，载入史册。这两个杂志宗旨相同，冯友兰和罗家伦等人鸿雁传书，声气相通，并且，《心声》还比《新潮》早创刊三个月，可因地处河南开封，《心声》在影响上没法和《新潮》相比，以致后来人们说到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提到《新潮》，很少有人知道《心声》。这样，冯友兰在新文化运动中劳而无功，《心声》杂志没世无闻。

    与此同时，冯友兰留美时期的同学至交如周炳林、罗家伦、杨振声、段锡朋、汤用彤、邓以蛰等归国以后，或在北京，或在南京，多是文化或政治的中心，都没有开封那样闭塞落后。这种对比十分强烈。这样，摆在冯友兰面前的是，一是留在中州大学，把它办成一所好大学，可这种希望十分渺茫。一是到学术文化中心，去做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萌生去意。对于冯友兰的这种想法，他的母亲持反对态度：“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有必要指出的，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非等闲之人。她通文墨，富见识，重名节，守承诺，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冯友兰说他母亲“集诸德之大成”“临难不苟免”“临财不苟得”。下面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此事。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作过湖北崇阳知县，辛亥革命前两年因病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吴清芝对她的孩子们说：“汝父早死，亦不幸中之幸矣。不然，此时何以自处？”（《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三松堂全集》）民国初年，唐河一带土匪猖獗，冯友兰的伯父到县政府请兵剿匪，并率众守寨，抵抗匪劫。土匪头子王八老虎深为仇恨，声言要血洗冯府。冯家一夕数惊，惶恐不安。为避免意外，冯友兰的伯父带着一家老小到山寨避难。当时冯友兰的父亲还没有下葬，停尸在家。吴清芝不顾自己安危，决意独自留家，日夜守护着亡夫的灵柩。王八老虎知道后深为感动，由衷敬佩，击掌称奇，不仅自己不再惊扰冯家，并转告其他土匪不得打扰冯府。

    1924年初，冯友兰重游北京，与昔日同学谋面，感慨良多。9月，上海朴社解体。俞平伯、顾颉刚等在京同仁联络冯友兰及其他同学范文澜、潘家洵等人，继续组织朴社，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印书。1925年初，冯友兰应北京大学同学、广东大学文科主任陈钟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广东大学任教。不久，又应燕京大学教授博晨光的邀请，赴北京面谈，约定冯友兰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大学讲一两门课程。

    到了1925年暑假，冯友兰就离开了中州大学。他回忆说：“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 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校长没有同意我的要求……于1925年暑假乘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之时，我就悄悄地自己走了。”（《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从这些可以看出，冯友兰并不是谋求校务主任一职不成而离开，他在年初就去意已决，谋求校务主任一职是在这年暑假。以中州大学人际关系之复杂，用人机制之微妙，张鸿烈没有让他当教务主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不是偶然，是河南地方保守势力长期排斥外来进步力量的结果。中州大学几经易名，后来定为河南大学。自1928年到1949年，短短21年间竟然走马灯似的换了18任15位校长。近代以来，河南出了不少著名学者，他们很少能在本省施展拳脚，干成事业。很多外地知名学者，如高亨、刘节、郭绍虞、姜亮夫、蒙文通、范文澜、萧一山、罗廷光、余协中、樊映川等人，都曾经在这所大学供职任教，可都是席不假暖就随即离去，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有这些，足以看到该校当时环境下人际关系之复杂，派系斗争之激烈，排外情绪之强烈。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干事业、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是没有立足容身之地的。

    离开了中州大学后，冯友兰先后在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夏天，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上任伊始，罗家伦就聘请冯友兰到清华大学，并纳入领导班子，委任他做学校秘书长。民国时期，大学机构非常简单。和其他大学一样，清华大学校级领导只有校长、秘书长、教务长和总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助理之类的职务，因此，校秘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二把手。1930年夏，罗家伦辞职。从这年7月初到次年12月初梅贻琦出任校长，一年多里，清华大学基本上没有校长。受教授会的推举，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教务会议主席。他不负众望，带领清华大学渡过难关，不仅维持学校正常运作，而且在各方面还均有发展。1930年7月，冯友兰还当选被受聘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1年12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冯友兰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他和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人一起，襄助梅贻琦，办好了清华大学，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从事行政工作展现做事之干才的同时，冯友兰一直在做学术研究，展现他治学之文才。《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完整、系统研究总结国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西方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科书。这部著作也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奠定了冯先生在学术界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冯友兰的志向是在事功方面办好一所大学，在学术方面做点真学问。如今，这两方面都大见成效，并且前景广阔。在清华大学，他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安身立命之地。

    与此同时，河南方面也有大的变化。1927年6月，中州大学更名为第五中山大学。1930年春冯蒋大战起初时，万选才出任河南省主席。冯友兰在学界风生水起，声誉日隆，也自然引起河南方面的注意。万选才就聘请他回河南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并派河南教育界元老、冯友兰的父执张嘉谋到北平下聘书。张嘉谋亲临冯府，先把聘书放桌子上，然后向冯友兰深深鞠躬说，这也是代表河南三千多万人民请他回去的。当时冯友兰在清华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还是谢绝了河南方面的聘请。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和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也劝冯友兰留在清华，不要回河南。冯友兰事业心强，但并不热衷官场、追逐权力。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致函冯友兰，请他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冯友兰婉言谢绝，觉得在教育部当个司长做不出什么事情来，远不如在大学教书著述。（蔡仲德：《冯友兰年谱长编》上卷，中华书局）

    从那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冯友兰和河南大学没有任何联系。直到抗战胜利的前半年，冯友兰回家奔母丧，返回昆明的途中顺路去了河南大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一道南迁，先后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随校南迁。抗战期间，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其他院长一起襄助梅贻琦办好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在颠沛流离之中，于教学行政之余，焚膏继晷，发愤著书，写下《贞元六书》，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成为当代少有几个能建立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之一。河南方面，中州大学于1930年8月又更名为河南大学。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坚持豫人治校，为防止外省人染指，拒不服从教育部几度下达西迁四川万县或陕西宝鸡的指令，一直在河南境内周旋，南奔北走，东躲西藏，先是在信阳鸡公山，后是洛阳嵩县潭头，苦苦支撑。后来，王广庆出任校长，几经争取，河南大学于1942年3月由省属晋升为国立，成为国立河南大学，境遇有所改善。可好景不长，1944年5月，日本军队攻打嵩县，夜袭潭头，河南大学损失惨重，又被迫迁至南阳淅川荆紫关镇。冯友兰的母亲于1944年冬在老家唐河去世。他和弟弟冯景兰一起，千里迢迢，回家奔丧。丧事处理完毕，甫过春节，他们取道南阳和武关去西安。恰恰这时，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宛西，企图打通由南阳通往西安的道路。已经迁到南阳西峡丹水镇的河南省政府要继续西迁到陕西，已整装待发。冯友兰兄弟二人就同省政府人员一起西行。听说河南大学当时已经迁到荆紫关，就在等候西行的短暂时间内，冯友兰兄弟二人从丹水到荆紫关看望在那里的朋友。当时，日本军队要攻占荆紫关，河南大学也整装待发，迁往宝鸡。因热孝在身，西行在即，时间紧迫，匆忙之间，冯友兰只是在文学院做一次讲演，并与该校唐河、桐柏和泌阳等宛东三县的同乡合影留念。（《冯友兰年谱长编》）

    冯友兰和河南大学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48年9月。这年6月，国共两党为争夺开封，在豫东展开大规模战斗。为使河南大学免于战火蹂躏，南京教育部下令河南大学迁往苏州办学。正在攻打开封的中共部队亦为师生们留条活路、逃离危城。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的院长，十六个学系的主任，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教职员工随着迁往苏州，在那里继续办学。接下来，所有师生陆续赶到苏州，10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这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第一届院士会议，冯友兰参加会议。会后，他到苏州看望河南大学的朋友并做演讲。演讲共有三次。9月29日《苏报》有题为“冯友兰教授在河大讲课——都是故乡人应谈故乡事”的报道。文中说：“名哲学家冯友兰，自美讲学归来后，最近因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南来参加会议后，顺道来苏，前日中午抵苏后，即赴各名胜游览。昨日上午，应河大之邀，在苏州大戏院作学术演讲，讲题为‘美国现状与世界大势’，河大师生均往听讲。下午游拙政园、狮子林，并在河大法学院演讲，今晨将在三元坊河大文学院，作学术演讲。”冯友兰在苏州期间，他的老乡和学生，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全程陪同，并邀请他到家做客。方镇中长女方西峰当时7岁，上小学二年级，已经懂事记事。当时的情景她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回忆说，和其他西服革履的客人不同，冯伯伯一袭长衫，三绺胡须，道风仙骨，给她印象很深。他们谈话时神情严肃，好像在谈论很重要的大事。临别时，方镇中亲送冯友兰许久方归。

    这年12月中旬，中共部队包围北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保护清华基金南下。临走前，他委托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冯友兰不负众望，不辱使命，领导教职员工把清华大学保护得很好。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中共军管会接管。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文学院院长等一切职务，只以教授身份留在清华大学，接着就被作为反面教员长期接受批判。在江南，1949年3月，方镇中被推举为国立河南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9年4月26日，中共部队占领苏州；29日，中共派军管会接管河南大学。军管会承认河南大学校务会议的合法地位，并和他们合署办公两月有余。1949年7月，在中共华东地区军政领导刘伯承、陈毅和韦国清的关怀和安排下，国立河南大学整建制地从苏州返回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