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勘探与文学的想象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说起来很惭愧，我现在阅读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虽然不少新的观点和理论强烈吸引着我，但我总是舍不得花太多时间去啃这些书本。做文学批评的缘故，我不得不坐下来读一本又一本的长篇小说。我也得承认，这种阅读还是很愉快的享受。在我的印象中，2022年有意思的长篇小说还是有不少。比如鲁敏的《金色河流》、艾伟的《镜中》、林白的《北流》，这些小说几乎都是通过叙事将你引导到哲学的深奥里；又如《燕食记》（葛亮）的典雅叙述和《野望》（付秀莹）的日常叙述，完全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审美快感；又如陈应松的《天露湾》和乔叶的《宝水》都是写当代农村的，却能感觉到不同性别在色调上的差异；同样，阿乙的《未婚妻》和叶弥的《不老》都是写爱情的，前者冷静，后者抒情，却都会让我们感到爱情的沉甸甸；石一枫的《入魂枪》写电子竞技，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写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一个直接切入当下现实，一个穿越百年历史，都表现出作家浓郁的人文情怀。

    我想专门说说革命历史题材（包括新中国建设历史题材）的小说。今年读了好几本这类题材的小说，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主流文学书写重点提倡和关注的题材，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产生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有不少作品也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但这些作品很难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中，很难得到世界性的认同，很难与那些书写战争或重大历史革命的世界文学经典相提并论。我们似乎将其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把革命历史题材当成历史教科书来写，过于在意它的历史的真实性，过于在意它与政治宣传的步调一致；却忽视了它首先必须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应该承认，在革命历史题材中追求文学性是一种非常有难度的写作。但我从庞贝的《乌江引》、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水运宪的《戴花》这三部小说中，看到了作者敢于挑战难度的勇气和智慧，三部小说也在证明，中国的革命历史是重要的文学资源，完全能够产生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庞贝的《乌江引》，是以中国红军长征中的军委二局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军委二局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革命领袖毛泽东曾说过：“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但因为二局的特殊性，他们的真相被掩盖和遮蔽，它成为了一个让人陌生的冷冰冰的名词，躺卧在历史档案里。庞贝要做一件还原历史细节的工作，于是，他做了非常仔细的历史勘查，从各种历史档案、史料中寻觅军委二局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梳理出一个军委二局完整的行动轨迹图，这个行动轨迹图便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主线索。

    他做的工作有点像一位古生物复原绘师所做的工作。古代的生物被埋藏在地下，历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被今人发掘出来，仅仅剩下一把散落的骨架，古生物复原绘师却可以根据器官相关律，在一副骨架的基础上还原出古生物的完整形体，使我们能够看到几千甚至上万年前的逼真场景。

    庞贝所梳理出的军委二局的行动轨迹图，就像是一副古生物的骨架，庞贝必须在这副骨架上还原出有血有肉的身体和有喜有怒的表情。庞贝凭借着一名小说家超凡的文学想象做到了这一点。生动、逼真的细节重现了军委二局无名英雄们的魁梧身姿。这令我联想起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这未尝不是庞贝能以想象还原历史人物真实形象的又一条理由，因为在他前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史叙述的传统。他发扬光大了《史记》的叙述传统，贴着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以细节的想象去填满历史中的空白，让每一个人物都复活了起来。

    《千里江山图》是一个环环紧扣、惊心动魄的谍战小说。它出自先锋小说家孙甘露之手，是先锋性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一次惊艳亮相。孙甘露以先锋意识回望大革命年代的危亡时刻，将信仰的精神力量与物质的逻辑力量精心编织在一起，将先锋派的结构与写实性的叙述融为一体。

    这部小说令我佩服的有两点，其一，作者以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真实呈现了陈千里及同志们所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同时，他通过缜密的分析和准确的叙述，令人信服地描写了革命者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气与敌人周旋，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这一过程环环相扣，急促的节奏令阅读都没有喘息的功夫，充分展现出小说叙事的无穷魅力。其二，孙甘露并未止步于真实呈现一个闯出绝境的故事，而是要进一步探询革命的本质和革命者的灵魂。他所讲述的故事发人深省，十来位忠诚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尽管所有的行动都处在敌人高度监视的状态下，尽管身边还暗藏着潜伏的内奸，但他们竟然圆满完成了任务，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是革命创造的奇迹，是革命激活了人民内心的酣睡火山，喷发出了岩浆。这也就是革命的本质。

    水运宪的《戴花》将我们带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一个电机制造厂。小说讲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人故事，这并不单纯是一位亲历者书写自己的历史记忆，而是一位始终关心现实的思想者以今天的眼光去回望历史。水远宪在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一组工人群像，他通过这组工人群像，着重表现工人的劳模情结和技术崇拜，这应该是他面对今天的现实问题而作出的选择。

    工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曾是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呼，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转型，工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件模糊不清的事情，其结果便是工人的主体性丧失。中国其实还处在工业文明阶段，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日益险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工业对于中国的意义不言自明。但现在有一种趋势，谈到工业，仿佛只是在谈论企业家，谈管理，谈市场经济，即使谈工人，也只是将其作为劳动力来对待，因此人们不再用工人这一称呼，一概含混地称为“员工”；至于“打工仔”这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广为流行，则充分说明了社会舆情中，人的价值失落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水运宪通过塑造一组生动的工人群像，来表达重塑工人主体性的心愿，这样的小说是作家直面现实的果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