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家”张西堂先生

    ■田旭东

    《张西堂全集》共收了20多部著作，洋洋370多万字，涉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充分显示了张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与先生多年来为学术研究呕心沥血的学术精神，每一部都是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

    作为一名后学，本人仰慕先生的学术成就，亦为不能全面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而诚惶诚恐，仅在这里谈两点自己粗浅的体会。

    先谈谈被誉为经学家的张西堂先生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先生5部著作（《经学史纲》《经学概论讲义》《诗经六论》《尚书引论》《谷梁真伪考》）和24篇论文集中于经学研究，涉及了全部六经，尤其偏重《诗经》《尚书》及《春秋》。

    对传统学术经学和诸子学研究的意义，尤其是经学研究，从西汉孔壁出书引发的经今古文之争，延宕了两

    千年，初期经传文本及文字诠释的异同、是非、真伪之辨，渐次扩大到两派的学术路线、思想倾向及学风、方法之争，更涉及到传统文化及学术史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古史的疑信问题、孔子的地位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等，足见其深远与广阔的影响。

    关于经学历史，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只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皮锡瑞是以今文经学的视角来叙述经学史的，没有摆脱今文经学的束缚。马宗霍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

    张先生的《经学史纲》全面系统深入详尽地总结了经学的发展历史和相关问题，然而仅叙述到东汉，对之后经学所历经的魏晋隋唐至清末的研究状况并未涉及。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正式出版，最终由其子嗣张铭洽完成了艰难的整理工作而出版，为经学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从学术史角度看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说说张西堂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贡献。在二十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一股对中国传统的古史观

    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思潮在中国史学界兴起，这就是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学派或古史辨学派，他们以《古史辨》为阵地，对传统的古史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砍伐，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当时，这一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并在以后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

    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到1941年的15年间，《古史辨》出版了七大册，共收录学术论文350余篇，当时学界著名的学者几乎都著述立说，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研究和探讨。作为治经学与诸子学的著名学者，张西堂先生在30年代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他先后写有5篇文章分别刊登在《古史辨》第四、第五、第六册中。

    《古史辨》第四册是由罗根泽先生编辑的《诸子丛考》，专门考辨诸子问题，其中刊登张西堂先生两篇文章，一是《陆贾新语考证》，一是《尸子考证》。《陆贾新语考证》对陆贾的《新语》引《谷梁》提出疑问，怀疑《新语》为真传。《尸子考证》对流传至今的《尸子》辑本进行考证，认

    为其大有可疑之处，认为《尸子》辑本亦不可信。

    《古史辨》第六册是罗根泽先生编辑的《诸子丛考》续编，其中收有张西堂先生两篇文章，一是张先生应罗先生之约为这一册所作的《序》；一篇则是张先生考辨《荀子》的文章，题为《荀子劝学篇冤词》。在《序》中，张西堂先生就该册中所收有关考证《老子》的文章，特别提出重视证据的问题，他认为应从“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诸方面尽量地检查证据，实事求是地去做，即可早日解决《老子》的年代问题。另外，因发表在本册中的孙次舟《再评古史辨第四册》正好论及《尸子》和《新语》，张西堂先生又以较大篇幅对其进行辩证。《荀子劝学篇冤词》则对《荀子》现存32篇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其分为6组，认为《劝学》等14篇为荀子所作，但其中也间或有他篇错入者，具体对《天问》《劝学》等篇与他书之关系进行了比较和考证。

    《古史辨》第五册中刊登的张先生之文《左氏春秋考证序》，是一篇较长的文字，也是最能体现张先生疑古

    观点的文章。

    《左氏春秋考证》乃清代末年学者刘逢禄的一部大作。刘逢禄为清代今文经学派人物，他怀疑古文经，作《左氏春秋考证》，提出《左传》为刘歆伪作，率先对《左传》予以否定，受到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拥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左传》大加否定。梁启超亦对刘逢禄称赞道：“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

    张先生的这篇《序》实际上是对《左传》的进一步考证。全文从5个方面论述，在肯定刘逢禄的同时又谈论到刘的不彻底之处，进一步肯定了康有为的观点，认为《左传》为伪是经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崔适的《史记探源》才最终成为定论。文中还对章太炎反驳刘逢禄的意见一一进行了再反驳，认为章太炎是极端的信古主义者。最后，张西堂先生提出研究《左传》应当从两个方面予以注意，一是《左传》与《国语》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左传》与史料的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西堂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主要参与了

    对经书中的《左传》与诸子中《老子》《荀子》《尸子》及陆贾《新语》的考辨，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更加周密的考证，在学术观点上基本继承了自晚清以来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主张怀疑的传统，并对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整个疑古思潮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古史辨学派自有它的学术贡献，如打破了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念，反传统具有革命成分，其学术贡献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贡献；对古代文献重新审查，这无疑对学术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传统古史观来了一个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史观开辟了道路。张西堂先生亦在其中，与当时的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一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客观地说，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受时代所限，一是过世太早，二是他没能看到后来有大量新材料的出现，特别是出土文物对史实的揭示和释证，因此他的研究颇为遗憾地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

    （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

    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