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

    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我写的都是都市里靠本事吃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本本分分，各有各的辛苦和烦恼，各有各的梦想和道路。

    她的身上自有一种古典美，旗袍一穿，袅袅婷婷，浓妆淡抹总相宜。可她同时是现代的，说话做事另一番活泼生动。

    潘向黎风趣、机智。她的文章耐读，散文显示了扎实的诗词功底和开阔的时空视界，而她的小说，被熟悉的朋友评价像是“看到了活蹦乱跳的鱼”。作家毕飞宇说：“对向黎这样知道珍惜和一直讲究的人，空间却无比地宽阔。她用心，用功，她作品的味道是她自己熬出来的。”像她笔下的《白水青菜》。这个写于十几年前的爱情故事，波澜不惊，素淡却让人回味无穷，“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迟子建语）。

    2022年，潘向黎两本新书，一本是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古典的春水》，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这是她结束了的媒体生涯之后，重回小说的成果。

    中华读书报：《上海爱情浮世绘》中九个独立的短篇小说，各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共同演绎了上海这座大城的生动表情。城市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是主要的叙事空间，这是否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你的创作方向是稳定的？

    潘向黎：应该是。我从12岁起，一直生活在上海，城市是我生活的基础，也是我心理的基础。把城市作为我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选择。我不认可那种认为写城市文学就是奢华猎奇、就是时尚、就是情调的看法，我觉得我关注的是人心和世情。而且我走的是民间路线，不是写豪门、传奇式富人，我写的都是都市里靠本事吃饭的普通人，各行各业，本本分分，各有各的辛苦和烦恼，各有各的梦想和道路。

    莫言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好像一提到民间就是荒山老林和农村渔村，实际上“民间”的概念很宽泛，上海的高楼大厦里面照样有民间。利用民间资源就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生活圈子、了解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番话我深以为然。

    中华读书报：书中的故事没有太激烈的情节冲突，内敛和含蓄是你的叙事风格？

    潘向黎：我一直很少写激烈的情节冲突，表面上确实如此。但冲突是有的，在心理层面上，心理上人和人的冲突，人自己和自己的冲突——很多时候，城市的日常里，最经常发生的冲突其实都在心里，有时候就是自己和自己搏斗。没有冲突就不成其为小说了。这本书可能显得更突出，就是一切都是“收”的，情节、对话、动作、表情……最多就是一个人在深夜餐厅里嚎啕大哭，或者一个儿子对着父母摔了门，如此而已，确实都是“收”着的。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有关，矜持内敛、清淡隐忍，非常注意体统和体面，倾向于每个人保持比较大的心理气泡，心理过程漫长而精细，有时容易纠结，但表面上动作幅度比较小，有十分才流露三分，所以用内敛和含蓄的风格来写，我想是合适的。

    我写小说确实一向偏含蓄，点到为止，总觉得点破了就不好玩了。有人觉得不过瘾，我觉得这是兴趣的问题，我不是不能放开，这是每个人的审美趣味，这是艺术性的工作，一个作家不敢坚持自己的趣味，还当什么作家。如果说我缺乏点力度，我很难反驳，但这里面多少也包含了长期以来对城市文学的一种刻板印象。我想，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撼动人，有美感的作品沁润人，都有价值的吧。不能用举重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体操，对吧？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施战军把你的创作概括为“现代闺秀派创作”，你怎么看？

    潘向黎：关于“现代闺秀派创作”，我注意到战军是这样说的—-“现代闺秀派创作，‘五四时期’有淦女士（也就是冯沅君），还有凌淑华、林徽因等一类女作家。她们在中国新的小说文体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的叙述是带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带着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带着学问、带着学识来看新的社会现象，比如思想解放、情感开放等等。”仔细读这段表述，脑子里浮现的不是过去固有想象中的“苦守寒窑十八年”的那种古典闺秀，而是一种新的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写作风格，与时代同步，中西合璧的，不依附的，视野开阔的，不断生长的，所以这里面“现代”两个字很重要。战军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一个慷慨的赞美。赞美得对不对？ 我不知道。要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个难题，而且没有必要，这事还是留给评论家和读者吧。说一句题外话，我很喜欢林徽因，她真不简单，丰富又洗练，是一个值得仰慕的灵魂。我对那些编造她的感情故事有点厌烦。就像很难有人不喜欢奥黛丽·赫本一样，很难想象有人不喜欢林徽因。

    中华读书报：《荷花姜》荣获2021年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第七届郁达夫短篇小说奖，小说对普通男女曲折幽深的情感经历表达得淋漓尽致，能否谈谈你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追求？ 都市生活里的爱情是否已成奢望？

    潘向黎：谢谢夸奖。《荷花姜》确实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在我停顿了十二年之后，写出来的第一个短篇，写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状态，情绪很饱满，灵感的水位很稳定。这个短篇得到了好几位评论家的好评，后来还获了两个奖，这些对我回归小说都是重要的鼓励。毕竟写小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停了十二年，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危险”的。

    爱情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毕竟一个人出生——何时出生、出生在哪里、以何人为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死去也往往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么中间这一段旅程，其中可以选择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你要爱谁，你要和谁在一起，要选择谁与你共度一生。爱是我们普通人的此生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自由。爱情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在什么时代都不容易，从来没有人保证过爱情会是顺顺畅畅、轻松愉快的。爱情是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需要很多诚意，很多付出，很多心力，然后还需要一点好运气。但两颗心的靠近和融合，可以产生很大的能量，去克服很多困难，去充满希望地走过很多艰险，这是人世最大的奇迹。会爱，能够投入爱，是人区别于一棵树和一粒小石子的地方。曾经有读者问我：“我有男朋友，各方面合适，我们相处的也不错，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爱情？”我说：“真正在恋爱的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你的爱情故事又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你的创作心态是怎样的？

    潘向黎：我的作品里，忧伤一直有，有时候淡淡的，有时候浓浓的。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忧伤的，生活本身就有忧伤的一面，人生是一个过程，时空行旅，如电如露如梦幻泡影，所以始终很难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伤，这个没办法。写小说的时候，我会去理解人物各自的理由，把人物的心思写出来。当有读者说：“我完全被击中了！”是我感到愉快的时候。当有读者说：“第一次想：这样的感情还是让人心动的，也许我也应该再积极一点。”我会从心里感到释然和满足。

    中华读书报：你在小说里写，上海人是皮实的，上海的芯儿是韧劲的，所以上海这座城市沧桑兴衰，海纳百川，总和“颓废”二字没有关系，这也是你对上海人性格的理解吧？ 你的很多作品都在描写上海，是否有志于为现代都市立传？

    潘向黎：是在《旧情》里面这样写的。基本上是对上海人性格的理解。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也有一部分对小说推动的考量。那是《旧情》女主人公刚得知当年被分手的真相，独自在咖啡馆哭了一场之后的一段。这种事情她是瞒着母亲的，也不可能告诉别人，哭完怎么办？ 镜头转开一下，远景式地写一下上海，暗示情绪的舒缓，也作为进入下一段的一个必要桥梁。但同时，也暗含一层意思，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人无声无息有一种安慰和愈疗。有时候甚至能帮助振作。上海确实是这样，尤其对女性比较友善。为现代都市立传，这个志向对我而言太大了，一点都没有想过。我这个人一向不能立志的，不立志还好，偶然立一个志就一定不成，还会碰一鼻子灰。我从年轻起就不是个有志青年，现在更不会“有志”。

    中华读书报：在爱情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你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的爱情，依然是温暖的踏实的。在你的《旧情》中，写到了上海生活的独生子女。男主人公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场，而且改变了故事的调性。你希望在小说中传达一种怎样的理念？

    潘向黎：首先是对年轻人的希望和祝福，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爱，珍惜自己的爱，在影响人生的关键时刻勇敢一点，有担当一点。信念是：要相信。相信才有爱情。

    中华读书报：调到上海作协之后，创作状态如何？

    潘向黎：可以专事写作，我心里反复出现两个字：终于。对我而言，真是带来一种巨大的喜悦。能够沉浸于写作，状态好太多了：过去我灵感的泉水是间歇泉，有时候泉水咕嘟咕嘟地冒，有时候很久没动静，所以我以前的产量一直很低，写完一篇要等等水位，等泉水再恢复到一定水位，才能开始写新的一篇。而我这两年的状态好像不再是间歇泉，写完一篇后水位也不降下去，水位一直稳定在那里。

    中华读书报：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潘向黎：写作时“东风日暖闻吹笙”，作品里“隐隐笙歌处处随”，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