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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翻译家、图书编辑和四七社成员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1月24日在慕尼黑去世，享耆寿93岁。与他关系密切的两家出版社祖尔坎普和汉泽尔宣布了他的死讯。
三天前，祖尔坎普社出版的巴赫曼与弗里施通信集披露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当代文学史上一起意义重大的感情纠葛，恩岑斯贝格尔深深卷入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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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周刊认为，恩岑斯贝格尔是世界上最著名、最聪明、最有趣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德国之声则说他与京特·格拉斯和马丁·瓦尔泽一起，构成了战后德国文学的三驾马车，但《明镜》又说，善于自嘲的恩岑斯贝格尔与自视甚高的格拉斯和瓦尔泽截然不同。
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年后的11月11日，恩岑斯贝格尔生于巴伐利亚州的考夫博伊伦，在纳粹重镇纽伦堡长大，自小目睹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度因为喜爱文学胜过军训而遭到希特勒青年团的开除。
战后他为美国占领军做译员，在德法两国学习哲学与文学，1955年获授哲学博士，1960年成为祖尔坎普出版社的编辑，首次将报告文学引入德国的图书市场。波兰记者理夏德·卡普希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是他最著名的发现。他还对泽巴尔德（W.G. Sebald）等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他加入了先锋文学团体四七社，写诗、随笔、小说、剧本、报告文学，亦从事文学翻译，很快建立文名。1963年，年仅33岁的恩岑斯贝格尔成为毕希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从此大奖不断，先后得到过伯尔奖、雷马克奖、海涅奖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国内外多个著名文学奖项。
2010年，恩岑斯贝格尔获得价值100万丹麦克朗的索宁奖时，中华读书报曾刊发介绍他的报道。
1965年至1975年间，恩岑斯贝格尔主编文学杂志《教材》（Kursbuch），成为1968年学生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其杂志影响巨大，极受青年追捧。为抗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一度中断了在美教职，访问古巴。但他最终决定与激进政治活动划清界限，从此自称“舒适的左派”，拒绝指点江山。
恩岑斯贝格尔著述颇丰，出书逾百，已译入40余种语言。除多本诗集外，他还写有政治随笔集《哈瓦那调查》（1970）、《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话》（1970）、《噢，欧洲！》（1987），小说《无政府主义的短暂夏天：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生与死》（1972）、《数学魔鬼》（1997）和《你在哪儿，罗伯特？》（1998）。
他也用忽男忽女的不同笔名秘密写作，已知化名包括安德烈亚斯·塔尔迈尔、伊丽莎白·安布拉斯和琳达·奎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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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他出版了半历史、半小说的传记文学《哈默施泰因或老顽固》（Hammerstein oder der Ei⁃gensinn），细述暗反希特勒的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将军的人生，此人是希特勒夺权前的德军最高将领，平素寡言，从军营回家，不是到书房独处，便是繁育子女。他连续密谋行刺元首不成，终在1943年4月希特勒下手清除他之前死于癌症，四个女儿中有三人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他死后，情急之下竟用步枪朝他的保险柜射击，以图拿走柜中的秘密文件；而在施陶芬贝格伯爵1944年7月弹袭希特勒未果后，哈默施泰因的两个儿子亦因涉案而遭盖世太保追捕。
故事够精彩，但恩岑斯贝格尔绝非流行小说家，只重曲折离奇，而是一心要从中认清德国走向大灾殃的必然之路。哈默施泰因深知，只有军队能阻止纳粹，但包括他在内的德军高级将领最终无所作为。
“现在我又能顺利入睡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需要，我可以命令部队向纳粹们开枪。”1932年，哈默施泰因写道。然而，希特勒一朝大权在握，将军们便纷纷放下军人荣誉感，转而为新主人效命。究其原因，一是贵族精英阶层对反犹运动发自内心的同情，二是“资产阶级被一种普遍的无力感、宿命论和等等再看的态度所统治”。他们沉默得太久，行动得太迟，终令国家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恩岑斯贝格尔虚构了一场对哈默施泰因的死后采访，让他开口赞扬孩子们在他身后全意反抗的英勇行为。虚构部分并未引起历史学家的不满，反令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大学者十分喜欢，称《哈默施泰因或老顽固》“融考证、报道和想像于一身……令人不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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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月汉译恩著《将军和他的子女们:一段德国历史》《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和诗集《比空气轻》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2015到2017年间出版。
《将军和他的子女们》即《哈默施泰因或老顽固》。在题为《为什么这本书不是小说》的后记中，恩岑斯贝格尔写道：“尽管这已经晚了，或许是太晚了，因为很多证人都过世了，我还是决定要对这件事刨根问底。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因为从汉默斯坦〔即哈默施泰因〕家族历史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德国危难时期所有决定性的意图和矛盾：从希特勒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姚月译文）
1966年访苏参加作协和平大会期间，已婚的恩岑斯贝格尔在巴库遇到了时年23岁的玛丽亚·马卡罗娃——已故苏联作协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女儿。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一年后，他抛弃了挪威发妻达格伦·克里斯滕森和女儿塔娜奎尔，赶回苏联。联邦德国男公民恩岑斯贝格尔与苏联女公民马卡罗娃在莫斯科登记结婚。
回忆录《动荡》记述了恩岑斯贝格尔与马卡罗娃短暂的婚史。
“这第一天就演变成一场灾难。”恩岑斯贝格尔写道，“在柏林，玛莎从来没讲过一句德语……她嫉妒，并不只是因为爱情，而是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语言、我的房子，她觉得这房子里有可怕的鬼住着。她并没有如她所想的那样，开始新的生活，而是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海岸。对此她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独处，那就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入。我不得不认识到，她爱的怒火离暴力行为不远了。”（姚月译文）
为着前妻和女儿来探亲的事，马卡罗娃与他的争吵变成了“斯特林堡的一部戏剧”。1971年，两人离婚。
1991年秋，马卡罗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恩岑斯贝格尔后来与第三位妻子、记者卡塔琳娜·博尼茨共同抚养二女儿、日后也成了作家的特蕾西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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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祖尔坎普社出版了奥地利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和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1991）的通信集《我们没搞好》（Wir haben es nicht gut gemacht）。
此书收入信函300余封，厚逾1000页。它的出版是整个德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文学史上想来也有重要意义，不仅为两人的经典作品提供了关键背景，亦有助于学界重新思考在巴赫曼身上久已成型的受害者神话。
从信中弗里施的妒火亦可确证，在他1959年患重症肝炎期间，恩岑斯贝格尔与长他三岁的巴赫曼在意大利罗马发生了关系。此事不见于已经出版的多种巴赫曼传记。2018年问世的巴赫曼与恩岑斯贝格尔的通信集亦不曾提及，因为有几封关键的书证，恩岑斯贝格尔已经应巴赫曼的要求而销毁了。此后的信中，他对巴赫曼突然弃“您”而改称“你”，字里行间爱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们猜测，从1959年5月底到7月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从四年前开始的友谊急速升温。
1958年，弗里施写给在爱情中犹疑不决的巴赫曼，说他只盼着“在你爱我的幸福中被碾死在马路上”。1960年3月，得知她与恩岑斯贝格尔始于前一年6月的恋情后，他接受了“威尼斯协议”，同意保持开放的关系，给予对方充分的自由，同时不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关系。但作为描写嫉妒的专家，弗里施仍然饱受困扰。尤其是巴赫曼与已婚的意大利德语学家保罗·基亚里尼开始另一场恋情之后。“我得了疑心病。”他眼见巴赫曼在他身边“枯萎”，但只要跟别人在一起就“开花”，这如同对他的“死亡判决”：“我越来越老了，我必须知道我还是不是个男人。”
1965年，他总结道：“只要有男人表达对你的仰慕，你都会假装自己是个独立的女人，只是人尽皆知地与老弗里施生活在一起……这无关你和谁同床……唯一确定的是我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你的朋友们所想的——我对你是不是太老了，或是不够杰出——本不该让我介怀。在我不自量力地假冒你的伴侣时，你把我变成了一个（既然我以前用过这个字眼，再用一次我就不客气了）混蛋〔Arschloch〕。”
弗里施转向了日后的妻子、小他近30岁的文学学者玛丽安娜·厄勒斯。巴赫曼一开始鼓励他这样做，并在1962年的除夕之夜首先提出分手：“亲爱的马克斯，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分开。我再自欺欺人、再生造出几小时的希望终究毫无意义……我真实而完全地爱过你，哪怕在我因愚蠢而让你痛苦，并为你困于不亚于你的痛苦和恐惧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巴赫曼和弗里施都受着爱情的折磨，但首先示爱、首先提出分手的都是巴赫曼。弗里施有可能获得幸福的前景令她深感绝望。在手术中切除了子宫（不是报界所称的流产）之后，她更为沮丧，感到自己终究无法匹敌另一个年轻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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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春天，巴赫曼出院并与弗里施分手后找到并销毁了后者著名的医院日记——她与恩岑斯贝格尔的关系是这本日记的重要主题。
在中华读书报2012年关于弗里施的报道中，也曾经引述弗里施小说《蒙托克》，提及巴赫曼烧他日记的事件：
“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是在1963年的一个上午，在罗马一家咖啡馆里。我听说她在那套叫‘长命树之家’的套房的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我的日记本。她看了我的日记后便把它烧了。我们没能经受住最后结局的打击。我们俩谁也没有。”（桂亁元译文）
《我们没搞好》出版后，巴赫曼的心理崩溃和晚期创作——尤其是1963年以后开始的“死亡形式三部曲”工程，以及弗里施1964年描写教授假装失明、从而对妻子的外遇视而不见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甘滕拜因》（Mein Name sei Gan⁃tenbein）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动机都有了远较以前更为清晰的解读。
三分之二的信是巴赫曼写的，这是因为她销毁了弗里施的来信，但幸亏有很多信文他在寄出前做了誊写，留作《我的名字叫甘滕拜因》的素材。小说女主人公以巴赫曼为原型，不过在付梓前，他遵从了她就修改提出的所有要求。
作为回应，巴赫曼1971年出版了小说《马利纳》（Malina）。这是未竟的死亡形式三部曲的首部。她与弗里施相遇的日子——1958年7月3日——是书中出现的唯一明确的日期。
小说描写作家“我”与社会精英马利纳同住一间公寓。马利纳是历史学家，冷静，理性，事事得体，集骗子、小市民和间谍特征于一身。她遇到了匈牙利人伊万，短暂的激情过后，这个庸俗小人躲避并最终拒绝了她。她意识到与伊万或任何男人的关系都是不可能的。要想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就无法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继续生存。“我曾活在伊万身上，现在我死于马利纳。”她死了。马利纳从合住的公寓里清除了她存在过的所有痕迹——眼镜、唱片、桌子、信件、遗嘱、咖啡杯、安眠药。小说以最后一句话“这是谋杀”作结。
《马利纳》巩固了巴赫曼的受害者形象：不忠的男权分子弗里施把更具才华、处在受压迫地位、要求平等权利的巴赫曼逼入绝境。《我们没搞好》将有助于学界重新审视上述结论。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活着看到了这本书信集的公开出版，然后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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