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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塞的创作生涯中，或许再也没有哪部作品，能将抒情、叙事和哲理思辨结合得如此完美。黑塞的《悉达多》在不大的篇幅里浓缩了无尽的禅意，不仅是为服务于主人公的个性发展，而且是对欧洲社会危机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同情、祝福和期待。
《悉达多》（杨武能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8月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令中国读者备感亲切的作品。作家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为我们勾勒出印度贵族青年悉达多迂回曲折的精神成长之路。小说创作于1919—1922年，当时欧洲刚刚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悲剧，黑塞本人亦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悉达多从困顿、迷惘走向豁然开朗的过程，正反映出作家自己的探索历程，反映出这位人道主义者对东西方思想精髓的体悟和融会。
“孤独”是认识自我的起点
黑塞出生于德国卡尔夫小城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牧师家庭。14岁时遵照父命，入神学院就读。修道院闭塞压抑的环境、枯燥严苛的经院教育，让这个生性敏感的少年痛苦不堪。后来他将这段创伤回忆写进了《在轮下》。不过黑塞远比自己的主人公幸运，他并没有陨落于轮下，而是选择了逃亡。自此，压抑和叛逆就成了黑塞创作的母题。在他毕生的作品中，无论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何变化，都只是这段成长体验的再现和变奏。
黑塞笔下的人物，无不投射着作家本人的成长经历。而伴随着整个成长过程的关键词，就是“孤独”。《荒原狼》中的哈里，《德米安》中的辛克莱尔，《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中的歌尔得蒙都是孤独的，他们总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的灵魂躁动不安，精神上不得依托，于是不断地跳出自己所属的圈子，四处流浪。
《悉达多》的故事情节就是以主人公的数次“出走”连缀而成的。悉达多出生于优渥显贵的婆罗门之家，他研习佛经、冥想参禅，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全十美，令人歆羡。他本该一切顺遂，成为受人拥戴的婆罗门之王，甚至超凡入圣。但是，悉达多无法从圣贤的教诲中得到满足。为了亲身践行佛经中的智慧，他离开了父母的家庭，加入沙门行列，成了一个苦行僧。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克制肉体上的一切欲望。然而不久便意识到，沙门的斋戒和禅定，并不能使人在宁静中回归自我，相反，只是通过自我麻醉的方式逃避痛苦。于是悉达多告别沙门，慕名拜访活佛乔达摩，聆听他的法义。悉达多惊叹于乔达摩的高贵，承认法义的完美无缺，却还是离开了乔达摩的僧团。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第三次出走——如果皈依了佛陀，“我的自我只是表象地、虚假地得到了安宁和解脱，实际上它却继续活着并在长大”。接受前人的学说，信服权威的规则，虽能换来一时的归属感，实质上却和沙门的“克己忘我”一样，好比通过酒精来麻痹神经，一旦酒醒，先前被压抑的自我就会加倍使人痛苦。告别乔达摩后，悉达多也就抛弃了僧侣身份，走上“沉沦之路”，他从名妓珈玛拉处体验情爱，从商人迦马斯瓦弥处学习经商，豪饮滥赌，寻欢作乐，尽情享受奢靡的尘世生活。短暂的快感过后，紧接着便是空虚和悲哀。于是悉达多再次不告而别。几经辗转，最后来到河边，成了一名摆渡人。
在一路的出走与历险中，悉达多的心灵始终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论是家族的期许还是佛陀的智慧，都不能成其羁绊，爱情与金钱则更不在话下。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疏离感驱使他一次次踏上旅途。不过悉达多起初并未真正意识到内心的孤独。直到离开乔达摩，他眼中的世界突然以五光十色的新面貌铺开，他突然体验到强烈的感官欲望，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与众不同，惊觉自己的灵魂其实并无归宿。
人生来具有社会性，渴望得到群体的认同。悉达多就曾辗转于一个个群体。他属于高贵的婆罗门，属于流浪的沙门，也曾走入乔达摩的僧团。群体中的人们情愿抛弃个性，借助现成的、统一的道理找到“神性”和“终极意义”，到头来却一无所获，与“阿特曼”渐渐背离。
结成团体，服从规矩，深层动机是逃避孤独，免除自主选择和探索的麻烦。承认并享受孤独，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易事。但在黑塞看来，孤独正是成长的起点，是学会独立、清醒思考的前提。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感受都无法强加、无法替代。只有自觉自愿的孤独能促使人向内观照自我，从而寻到独属于自己的、绝对的、不受外界左右的生存价值。
在小说第一部的结尾处，悉达多终于能直面孤独，独自上路，由此展开了他在第二部更为精彩的历险。作家用了“痉挛”一词形容悉达多的觉醒，仿佛是一场阵痛，换来一次蜕变、一次惊险的重生。
从花花世界中汲取向上的力量
若要追溯黑塞的创作理想，便不能不提德国大文豪歌德。黑塞曾说：“在所有德国诗人中间，歌德是让我最感谢、最费神、最苦恼、最受激励的了，他逼使我去追随或者去抗拒。”歌德的《浮士德》对黑塞的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原型，浮士德的气质体现在悉达多身上，《浮士德》的思想内核亦在《悉达多》中得到了演绎。
在歌德的诗剧中，浮士德其实是上帝与魔鬼一场赌博的赌注。魔鬼便将浮士德引出书斋，游历花花世界，想方设法将他个性中阴暗、负面的因素激发出来。
同浮士德一样，悉达多也是由于精神上的困惑迷惘、不知餍足而选择出走。并且，正如浮士德重返青春而得意忘形，悉达多也尽享声色之乐，又体验了灵与肉、情感与理智分裂的痛苦。不过，悉达多这一路并未受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左右，他的方向，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自主选择。
亲情是悉达多成长之路上最难过的一关。曾经的悉达多睥睨众生，凭借理性和智慧俯视凡人的贪嗔痴。而今在娇生惯养的儿子面前，他卑微、软弱到可笑的地步。是骨肉之情令这位智者变成身不由己的愚夫，也让他明白人的本能和欲望是何其强大。留不住，抓不紧，放不下，这是人的软肋，是痛苦的根源，却也让人变得可爱和可敬。
耽于声色，苦于亲情，是悉达多游历于尘世所必经的两种劫难，它们诱使悉达多犯了错误，忍受了内心的挣扎和撕裂，却并未使他沉沦，反而为他揭去翳障，抽丝剥茧地挖掘出人性中的秘密，从而使他接纳了自己、理解了世界，也爱上了世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婆罗门、沙门，以及乔达摩的弟子，都试图远离现实生活，从终日的打坐参禅中聆听到“阿特曼”，直达“圆满”。但是，没有投入，没有沉迷，就没有抽离。没有执迷不悟，就不可能豁然开朗。作家让悉达多拥抱现实生活，去经历、感受和犯错，最终走向成熟。正如魔鬼的引诱反而能激发出了浮士德的潜能，使他确立了更坚定的主体意识。
正视人的一切欲望，承认其合理性。将人性中的所有正面和负面因素统统接受下来，无需掩饰和逃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黑塞的人本思想，即尊重人和人的自由意志，相信人有向上的力量。
以水为师，万物皆美
1911年，黑塞赴亚洲旅行，游历了中南半岛和新加坡的华人区，从此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创作《悉达多》之前，黑塞对《易经》《庄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就已十分熟悉。他在写给茨威格的信中坦言：“我笔下的圣者虽然穿着印度袈裟，但他的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释迦摩尼。”德意志文学的哲学思辨传统与大量的东方元素，在《悉达多》中达到了奇妙的统一。小说结尾处，黑塞让悉达多从寻路者变成了得道之人，并藉由他口表达了自己对东方智慧的领悟。
悉达多与果文达重逢于渡口，感慨万端。果文达仍旧是孜孜不倦的求道者，身披僧衣，四处漂泊。悉达多则心满意足地栖身河畔，觅得安宁。当果文达问悉达多，是否有一种思想主宰着他的生活、牵引他的行动时，悉达多当即予以否定。在他看来，世间一切所谓的思想和言语，都无一例外是海市蜃楼，空虚浮泛。真正的智慧总是和谐、完整、流动不息，而一旦形诸文字，就立刻僵化和失真。因此他并不相信思想，只相信事物本身。船夫瓦苏代瓦曾引导悉达多凝望河水、倾听水声，几乎不置一词，就使他豁然开朗，得到了无论是从婆罗门、沙门，还是乔达摩那里，都未曾领悟到的真相。而今悉达多又引导果文达悟道，也采取同样方式，即“以水为师”。
传统的东方哲学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即智慧只可以被心灵感受，却难以用理智去破解。老子在《道德经》里下过断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深得道家精髓的苏东坡写过：“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悉达多的观点好似道家经典的回声——思想的载体不是语言，而是清风明月、流水落花。对人有启发的，绝非抽象的教义，而是触手可得的实在之物。在科学和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以往熟知的事物被淹没在话语和概念构成的汪洋大海中。各种世界观的交锋并未带来平衡，反而导致了个体精神的空虚，进而是个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黑塞替时代把脉，给出的药方是“回归事物本身”。他选择以“水”来代表一切实在之物，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道家哲学的认知。
在道家哲学中，“水”作为一个符号被奉若图腾，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上善若水”，众生皆有赖于水的滋养。水既创生，又毁灭，洗去旧的，孕育新的。在水中，有人间的生与死，有永续不断的轮回。
小说的最后，悉达多俨然化作渔郎，引领果文达进入精神的桃源胜境。浩渺烟波之上，一个撑船的背影，摇摇曳曳，渐行渐远。故事就在这种东方美学的意境中画上了句号。
悉达多的个性里活跃着两种看似对立的元素，即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和东方的道家理想。浮士德精神，是一种永远在完善自我、超出自我、确定自我的入世精神；道家理想则是一种静观其变的出世态度。出世并不意味着消极遁世，而是以旷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难以预料和改变的无常。悉达多的成长，就是从浮士德走向老庄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黑塞本人的心路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资本主义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黑塞在《悉达多》中描绘出一个桃源般的遥远时空，意在以东方智慧安抚焦虑不安的人心，为深陷精神危机的同胞寻觅一个出口、一个追求“存在”意义之人的托迹之所。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是一种陌生化的文学体验。而对作家来说，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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