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游戏的多声部

    《她的姿本时代》书名看上去别致，因为内含一个新概念“姿本”。姿本与资本到底是如何转喻的？ 作者舒雅以小说形式，探讨其中象征性的交换价值。故事用一个商战小说的外壳，容纳了成长小说，哲理小说和社会小说的多重面向。这种如同晶体的多面体结构，折射出不同点位的光彩。

    小说用一种复线双声的结构，用主从应和，参差对照的写法，完成了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女主梅若伶原本是小镇青年，后来下海经商，早年的打压磨炼，都成为蜕变基因，在当上女老板后她的性格发生了转变。梅若伶这个名字充满了暗示，她无情多变，左右逢源，善于表演，同时也聪明反被聪明误，手段虽精明，却在格局、理念上糊涂拎不清。某种角度上，她像王熙凤一样，弄权耍术，有泼辣心机，又如“女于连”一样，有男人都不及的野心，最终身败名裂。如此，故事就分出AB两面：前者写成长史，充满幸福的允诺，欲望的增殖，和符号的幻象；后者写幻灭史，是袪魅的人生。而林乐瞳的存在，则是小说的互补与多极力量。她和梅若伶并没有太多交集，但却成为一面“人镜”。她并不靠故事性和行动性存在于小说，而是作为一种观念力量，对小说价值时刻进行评议。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把林乐瞳视为一个小说中的功能项，评论者。凡她出现的地方，大多在进行价值判断，观念输出，是讨论争论的时刻。

    梅若伶和林乐瞳，在小说中形成虚与实。一个偏向行动，去制造冲突；一个偏向观念，在言说评价。舒雅十分巧妙地借助二人，将“我欲故我在”和“我思故我在”同构在一起。梅若伶提供了一具女性身体，在快感享用中，去理解求真之志，林乐瞳则从反思自己，认识自己的角度，去探求女性精神的高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家的文本追求，如罗兰·巴特所言，可写的与可读的两套系统的归并。前者更为具象写实，后者便于抽象写意，行动和言说，如同故事里的云雨，有云有雨，故其能兴，从而实现了虚实相生，显隐互见的小说美学。

    这部小说文本的现代性，也在于用一种杂语和复调，去对抗中心化的价值标准。林乐瞳的不合作，正是一种异质性力量。作家别有慧心地用镜像的穿插，去讲述这个故事，那就是文本里有本体，有虚像，有折射，有反射。舒雅巧妙用一种无止境的镜子游戏，反映文本内部的层次性，对话性和多声部。不同故事之间既有套嵌，又有对抗，在主故事的辖制下，还有副文本，次故事不断去争鸣游弋。如此，故事的肌理也变得更为繁复，因为林乐瞳的讨论，充当了叙事中的动力学功能，她是创造话题，也是问题导向的根源。与巴尔扎克的旁白式议论，昆德拉的哲学随笔式介入故事不同，舒雅将那些知识、思想与见识，化为一种“故事的风景”，这是一种内源性的输出，成为故事的结构性力量。

    林乐瞳们的觉醒，与梅若伶们的失落，其实是同构的进程，逻辑上有深层关联。甚至，也可认为，作家将林乐瞳视为梅若伶“精神中毒”的解药。大多作家并不尝试对人物症结，社会症候进行一种回答，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对一个“生活世界”进行现象还原。舒雅的独特意义，在于对人物赋予自我阐释，对现象界予以剖析，对困境提供方案，这是极为可贵的实践理性。这种解药犹如理想照进现实，尽管与改造现实还有距离。但女性自觉，使这部小说有了女性本位视角，它在努力重写女性于两性关系中的角色地位，改变了被俘获，被凝视的单向性关系。

    故事引人深思处，在于揭示女性对于青春再生的迷恋，其本质是对技术主义的迷信。舒雅的立意也很明显，就是对“单向度的人”进行另一种阐释：人既不可陷入工具理性的单一维度，也不能只沉迷在肉体的单向性中。女性生存价值的参照，不止应与他人衡量，更要有自我尺度；不仅是外在形象经营，还要有内在检视，精神修炼。“每个女人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现实的自己，另一个则是幻想的自己。现实的自己随岁月流逝日渐衰老，而幻想中的自己依然青春美丽。”这段描述就像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腐朽和生机的割裂反差。与王尔德和劳伦斯一样，舒雅关切灵肉关系，整部小说都建立在二元与两分的结构上。身体和意识被赋予衰老与恒常的属性，她意欲说明，其中最大反讽是，爱美者缘木求鱼，功夫心机费在终会腐烂的肉身上，对保值增值的精神价值，却任其荒芜，正是反认他乡是故乡。这种深刻、彻底的悲剧性，正是许多优秀作品共通的撼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