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

    张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学术集刊《外国语文论丛》主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有何意义？

    钱林森（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执行主编）：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外文学关系探究中“文学发生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哲学审视、跨文化对话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学精魂的尝试到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诸如此类，所有探索的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深入发展，而且反过来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问题视野、理论方法的启示。因此，从一定层面上讲，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带动了整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张叉：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内三次集中推出了标志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阶段性进展的丛书，您对此有何评价？

    钱林森：20世纪80年代初，乐黛云教授主编的那套比较文学丛书中，主题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有三部，即王晓平教授著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严绍璗教授著的《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与郁龙余教授编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都是80年代中期出版的。这四位学者既是继承者，又是开拓者。说他们是继承者，是因为他们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说他们是开拓者，是因为他们开创了新的论题与研究方法。乐黛云和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有10卷，实际面世的有8卷：先期出版的是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文学在饿苏、中国文学在日本、中国文学在朝鲜、中国文学在英国，后来又出中国文学在德国、中国文学在美国、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等。这套丛书扩大了研究论题的覆盖面，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我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丛书10卷，有《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是2002—2005年间出版的。乐黛云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一共15种，是2006年出版的。王晓平主编的国别文学文化关系丛书“人文日本”三本，是本世纪初出版的。这些成果拓宽了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领域，在研究范式的探究与方法论的革新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

    张叉：您能简单介绍国内第四次集中推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标志性的大型丛书《中外文学交流史》（17卷）吗？

    钱林森：2005年7月，在南京举办首届“中外文学交流史”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各分卷主编或主笔应邀与会，他们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吕同六（中意卷）、李明滨（中俄卷）、赵振江（中西卷）、周宁（中美卷）、李岩（中朝韩卷）、郁龙余（中印卷）、仲跻昆和孟昭义（中阿卷）、王晓平（中日卷）、卫茂平（中德卷）、丁超和宋炳辉（中东欧卷）、葛桂录（中英卷）等以及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大家慷慨加盟，共同分担各卷交流史的撰写事宜，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便由此正式启动。原拟出版8至10卷比较有积累、比较成熟的中外国别文学交流史，后经首届南京会议与会代表充分论证，确定扩充为19卷。南京会议后，我们又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2012年在济南、北京、厦门、上海、南京召开过编委会或分卷主编会，就各卷丛书编写大纲的拟定与分主编的调整等诸多具体问题进行磋商、讨论。原定吕同六先生主持中意卷，李岩教授主持中朝韩卷。在本课题启动不久，前者就不幸谢世，后者则因太多重要科研在肩，分身无术，我们即特邀张西平先生和马西尼先生联手主持中意卷，韩振乾先生主持中朝韩卷。遗憾的是韩振乾先生接手不久，又身患不治之症辞世，我便立马又诚邀刘顺利先生主持中朝韩卷，感谢他们前仆后继，无私地贡献出成果。

    就这样，自2005年7月正式开工启动，多卷《中外文学交流史》至2014年7月终于结项、竣工。我曾在2014年夏全书总序中写过：“值此本丛书刊行面世之际，我们怀着如释重负的欢欣和感激，将我们团队师友们携手共耕的成果，敬献给国内外已故与健在的知名前辈拉赫（Donald Lach）、艾田蒲(René Etiemble)、季羡林、钱锺书、王元化、冯至、范存忠、陈诠、戈宝权、杨周翰、汤一介、乐黛云、钱中文等先生，是他们的著作、思想和教诲，激发了我们当年创建国别文学文化交流史书系的信念和热情，成就了这套丛书的问世；我们怀着深深的眷念和感情，将此集体收获的果实，祭献给曾持病与我们躬耕，不幸先后故去的吕同六、韩振乾先生，是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鼓舞着生者的我们，九年坚守，助成了这套书系的刊行面世。”这套丛书，最终编撰结项的是17卷，于2015年12月一次性整体推出。

    张叉：《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丛书究竟涉及海外哪些国家、地区？

    钱林森：这套丛书原定19卷，最终编撰出版的是17卷，30多位作者，涵盖中国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等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交流史，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苏、意大利、西班牙语诸国、葡萄牙、北欧、中东欧、希腊、以色列、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阿拉伯、东南亚、朝韩等若干个国家、地区。

    张叉：您创设这套《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宗旨、学术期待是什么？

    钱林森：从学术史角度看，同一课题的探讨经常表现为研究不断深化、理路不断明晰的过程。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已有多年的历史，具有丰厚的学术基础。《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书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又一次推进，具有更高标准的理论追求。当初创设这套多卷国别文学交流史时，凭着一股理想主义的学术激情，对本丛书抱有很大的学术期待。

    我记得在2005年7月首届编委会暨《中外文学交流史》签约、学术研讨会上，我当着所有参与本课题研究的团队成员，提出了本套丛书的学术宗旨：丛书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外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具体包括：（1）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 具体涉及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收纳与评说，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误释，中国文学在外国的流布与影响，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等等。（2）与此相对的是，对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双向的考察和审视。（3）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在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在深层次上探讨出中外文学的各自特质。（4）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20世纪）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试图勾勒出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探析中国读者借鉴外国文学时，在多大程度上、何种层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约，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5）论从史出，注重问题意识。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出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以问题剪裁史料，构建各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6）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基点上的中外文学交流史项目，必须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审视的中心问题还包括中国儒释道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的浸染和影响，以及外国哲学文化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启迪和冲击。以上均为各卷作者在撰著时必须全盘考虑的论述角度。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上述宗旨被确认为本丛书遵循的几个基本纲领，后又经数年的实践不断加以完善，成为本丛书撰写的内容要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事实上，并非每一卷作者都能按这个要求去做，因而也并非每一卷都达到了预期的结果。

    张叉：《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丛书在境外出版发行的情况怎样？

    钱林森：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2015年底整体推出后，就在海内外出版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2016年8月24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首发式上，就有《中国-阿拉伯卷》阿拉伯文版版权输出签约。同年签约的还有：韩国智慧屋出版社签署《中国-朝韩卷》韩文版版权输出协议；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孟买）、印度普拉卡山学院出版社签署《中国-印度卷》英文版、印地文版版权输出协议；2016年11月，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展《中国-中东欧卷》罗马尼亚文版实现版权输出。迄今为止，这套丛书已成功实现版权输出的有：《中国-印度卷》的英文版、印地文版、孟加拉文版，《中国-朝韩卷》的韩文版，《中国-中东欧卷》的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文版、波兰文版，《中国-阿拉伯卷》的阿拉伯文版，《中国-俄苏卷》的俄文版，《中国-意大利卷》的意大利文版，《中国-东南亚卷》的越南文版，《中国-葡萄牙卷》的葡萄牙文版等，实现了十余种外文版的输出，其他各卷的外文版权输出也在洽谈之中。

    其中获得资助的有：《中国-印度卷》（英文版、印地文版）入选2016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中国-朝韩卷》（韩文版）入选2016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阿拉伯卷》（阿拉伯文版）入选2017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中国-葡萄牙卷》（葡萄牙文版）入选2017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中东欧卷》（罗马尼亚文版）入选2018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中国-日本卷》（日文版）入选2018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俄苏卷》（俄文版）入选2019年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意大利卷》（意大利文版）入选2020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项目。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外文本有：《中国-东南亚卷》（马来文版），《中国-中东欧卷》（罗文版、波兰文版），《中国-阿拉伯卷》（阿文版），《中国-印度卷》（英文版、印地文版）等六种。

    张叉：怎样评估《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丛书的影响？

    钱林森：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是我申请的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后又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山东省文化发展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后又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5年优秀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资助的研究成果，在2016年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列为国家出版基金成果精品展品目录，2016年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2018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其中，《中国-法国卷》《中国-英国卷》与《中国-印度卷》于2019年获得第八届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这都是我们从未想象到的。

    张叉：怎样评估《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丛书的意义？

    钱林森：这需要时间来证明，现在还真不好说。若要现在就来评估这套丛书的意义，大抵在于“投石问路，抛砖引玉”吧。这套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诞生，仿如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园地树立了一个石碑，见证并记录了我们这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是怎样手拉手心连心地集体共耕的身影。我想，对认真读过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圈内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我们这套丛书可资参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如何进一步调动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者的积极性，激发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者的集体智慧，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咀嚼、消化，对既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进行过滤、选择，对既有的研究尝试、探索进行重估、反思，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推动对中外文学关系本身更扎实更深入的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以便创造出更新、更好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局面。

    张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贯穿始终的研究路径与学理追求是什么？

    钱林森：拙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不是通史，而是16—18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史。其研究路径与学理追求，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从根本上来说，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互补基点上的中法文化、文学关系课题是中法哲学观、价值观交流互补的问题，是另一种形式与层面的哲学课题，研究中国文化、文学对法国作家、法国文学的影响就是研究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精神对他们的影响，必须作哲学层面的审视。第二，中法文学交流研究的核心论题，多半确立在中国文化作为他者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上，都出于启蒙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假设及其应用。第三，考察两者的相互接受和影响关系时，必须从原创性材料和事实、史实出发，不但要考察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追寻，努力捕捉他们受中国文化（思想）滋养而在其创造中呈现的文学景观，还要审察作为这种文学景观“新构体”的他乡作品，又怎样反转过来向中国文学施予新的思想、文化、文学反馈。第四，类似的研究课题不仅涉及两者在“事实上”接受和怎样接受对方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应当探讨两者如何在各自的创作中构想和重塑新的精神形象，这就涉及互看、互识、互鉴、误读、变形等一系列跨文化理论的实践和运用。第五，中法文学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应当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对研究者来说，对话不止是具体操作的方法论，也是研究者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世界观，一种学术信仰，其研究实践既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潜在的读者共时性的对话。我们应该通过多层面、多向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进一步激活文化精魂，提升和丰富研究的层次。我在主持编撰“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和《中外文学交流史》期间，在多种场合，曾多次这样表述过。

    张叉：您所看重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的学术开创性、价值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林森：我在2014年7月这部仓促截稿、“结项”的著作后记里，曾把它称作“未完成”的成果。一则是，原先拟就的19世纪中法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法文学转折兴盛史的通史计划，未完阙如。二则是，交付刊行的这部书稿，因迫于项目截稿时限要求，不得不舍弃正在撰写、尚未完稿的《儒家思想在18世纪法国的接受与传播》一个章节，而已经入册的篇章，其史料、史实和史识，尚待时间的检验——毫无疑问，需不断续事补修。这部未完成、不成熟的著作获得高度评价和荣誉，这实在令我惶恐不安、汗颜愧疚。

    如果拙著还有什么值得借鉴或称许的创新和价值的话，我想主要是拙著着力发掘的五点：第一，在具体研究的角度上，本论著尝试着反思并超越既往的文学关系研究所一贯采纳的影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同时兼顾“影响的积极意义”和“影响的负面意义”两个方面；既注意发掘双方是如何通过互动、交流，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又着重解构影响中的文化“霸权”因素，凸显出作为弱势的一极的中国文学、文化的主体性。且本论著致力于凸显出一种间性伦理观和对话精神，这些努力从别样的资源与视野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思想，打开新的观察中外文学交流的新维度。第二，本论著展现了16—18世纪法国（欧洲）对中国知识认识的逐步扩展和深化，并进一步挪移、征用的过程，论著认为法国（欧洲）对中国思想的“发现”为处于现代精神转型和重塑的欧洲提供了文化资源，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了欧洲的思想转型的建构。这一观点彻底打破了“东方学”研究范式中欧洲与亚洲的单一的殖民关系想象，呈现了开放的欧洲（法国）形象与积极的中国形象，超越对立的二元框架，展现了不同国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图景，为全新的跨文学（文化）交流的世界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三，本研究建立在“对话性”的基础上，即在道德层面想象一个“平等对话”的理想空间，但同时并不完全依附于此，而是以丰富、确凿、具体的史料，加以明确、清晰的问题线索，还原中外（中法）文学交流的具体史实。在理想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想象中，站在汉语文学的立场上，结合具体历史事实，建构一个“文学想象的世界体系”。第四，本论著不单以汉语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法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着眼于“双向阐发”。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现代，本论著在不损耗历史事实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前提下，将二者连缀成“史”。第五，反思、超越“影响—接受”研究范式，论述的重心从外来的影响过渡到凸显中国如何基于本土经验，对“影响”进行主动的创造性转换。以建构汉语文学主体性为线索，整本论著贯穿着从追寻主体性、解构强势文化霸权，再到超越单一的主体意识的书写策略和观念方法。

    张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的理论价值是什么？

    钱林森：我尝试重构了基于汉语文学立场的世界观念体系，并促使“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观念、方法具有了学科自觉。其理论价值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本论著借用形象学的论述框架，但超越了后殖民主义话语模式。既往中外文学交流图式因应现代“启蒙主义”论述和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释放出一种近乎本质主义的力量，穿透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和“交流史”文本，这一“交流史”叙事“原型”始终拘囿在“影响—接受”的研究范式中。而本论著着力于阐述积极的东方形象想象对欧洲现代精神的建构性力量，这一“东学西渐”的表达策略完全逆转了固有的“西学东渐”的认知模式。其次，“学科/文化自觉”的意识赋予本论著迥异于既往的学术面貌——在运用“影响—接受”范式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效的超越，论述的重心不再是外来“影响”对中国的作用，而是着力凸显中国是如何基于本土经验，对外来“影响”主动判断、选择和创造性转换。最后，本论著以“世界文学”的交流性体系为前提，警惕任何形式的中心化论述；在书写策略和观念方法上，蕴含了一个从追寻主体性、解构强势文化霸权到试图超越主体立场的过程；在中国与欧洲的互动互识中，挑战固有的欧洲/亚洲二元对立的框架，在“对话性”的想象空间之中消解主体之间的对立，中欧互为他者，这一视角对破除“西方中心论”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