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师家和先生

    ■牛润珍

    刘师家和先生杏坛执教70年，欣逢盛事，当以文贺。原拟撰写《试论刘家和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这是一道必答题。刘先生的比较研究独具风格，贯通中外古今，由于涉及的内容多，论题较大，考虑再三，还是需要更多些时间思考总结。于是决定先写《我与刘师家和先生》，这也是一道必答题。我读援庵（陈垣）先生的书和读刘先生的书都特别有感觉，学术研究也是跟着感觉走。虽然都是很有感觉，但也有区别。读援庵先生书，模仿援庵先生写论文。前些年，我在国家清史编委会担任典志组专家，曾与郭成康教授去天津南开大学拜会来新夏先生，请教《朴学志》稿审改事宜。来先生见到我就说：“润珍，你那篇《论陈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写得不错，有援庵先生之风。”当时我很吃惊，心想学习援庵先生，模仿援庵先生，我都是默默地做，悄悄地做，没想到被来先生一眼就看穿了。当然，读刘先生的书，是引领方向，由刘先生的书悟学问之路该怎么走。

    学问之路该怎么走？ 我想就读刘先生的书，结合自己的做法，谈谈我与刘师家和先生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

    以小学为学问基础、工具、门径

    乾嘉诸老善以小学治经学，推动了清学的兴盛。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开设《说文练习》课；援庵先生撰文先做概念文字解诂，特别是其精彩的“一字考证”；寅恪先生清华授课，中外多种文字运用，都把清学的传统发挥到了一种新的地步。

    江浙是清学兴盛之地，经二百余年传承，形成学术传统。刘师诞生于此，自幼受传统学问熏染，初受识字教育，稍长即得文字小学训练。以后，始终以小学为治学基础、工具、门径，成为“章黄之学的知音”。（王宁评语，见《丽泽忆往》，刘家和，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0页）并运用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贯通中西之学。他说：“我还注意到，文字、音韵、训诂这些，对我学外文也有很大帮助，把中国的东西学会，再搞外国的，不要以为这是‘两张皮’，它的深处是相通的，高处是相通的。”（《丽泽忆往》，第90页）清人张之洞说：“不懂中学不配翻译西书。”国学是通西学的基础和前提。刘师是中国现当代会通中西之学最成功的范例。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借用著名史家胡如雷先生的话做个说明。胡先生生于1926年，他生前曾根据自己的经历，总结他那一代史家的成败得失，在多种场合多次谈道：“我们这一代出不了大家，因为有短板，就是不懂小学、经学，不会有大的成就。”这是胡先生晚年一再讲的话，也是他人生的最后总结。胡先生讲这话有两重涵义：一是有几分遗憾；一是寄希望于后学。如果综括张之洞和胡先生的话来看刘师，刘师通小学、经学、史学，且以国学为根基，会通中西之学。刘师生于1928年，与胡先生是同一时代的史家。而刘师既通马列，又善于运用马列，融贯中西古今，曰之为“最成功的范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作为后学，闻道、悟道甚晚，虽晚犹觉大幸，得遇明师，不仅时时受到教诲，而且在关键时刻得到点拨。

    2009年12月央视播报了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现，并确认为曹操高陵，顿时引起强烈反响与争论。从公布的六条证据看，并不能确证西高穴大墓即曹操墓。当时，我确信如果西高穴大墓真的是曹操墓，那么必定会从出土文物中找出曹操；如果它不是曹操墓，无论如何弄巧，都不会证成为曹操墓。于是对已发布的所有出土文物图片、资料一一辨析，发现了曹操的铜印章，考古工作者曰之为“铜印符”。通过对“印符”的符号辨识，确认为小篆“曹”字。（见拙稿《曹操高陵新释证——西高穴大墓形制与文物研究》，《光明日报》2011年7月14日11版）我将“曹”之字体变化与书写的看法电话征询刘师，刘师听后，说：“这样的分析与辨识应该不会有问题。”有了老师的肯定，我就更有底气了。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著名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文先生读后，见到我说：“谁要是能把你驳倒，可不容易。”由此一例，使我感到平时读刘师的书，同时还要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自觉运用，这时的感觉就不一般了。

    数学、天文、律历之旨趣

    刘师自幼喜欢数学，数学成为刘师一生的兴趣。先生92岁时还说：“直到现在，我还有好几位数学界的朋友，经常向他们请教一些数学问题。比如我们北师大的教授、数理逻辑的权威王世强先生，我也向他请教过。”（《丽泽忆往》，第60页）“我还经常问我的博士生一些数学问题。”（《丽泽忆往》，第46页）沉下心，当我静静地思考刘师的学术时，恍然有所悟，也有所失。有所悟，悟到了数学是必备的思维训练。刘师读马恩经典，修炼哲学，对逻辑学、伦理学、辩证法等有独到的感悟，对中西学的概括、抽象与驾驭能力，皆得力于数学训练。习史往往以数学为无用，孰不知无用为大用。学之如何在人，人之如何在脑，脑之如何在数学。数学也曾是我之喜好，1978年参加高考，数学成绩76分。以后读史书，这项爱好彻底丢掉了。读老师的书，看看老师的修行，反观自己的疏失，甚是惭愧！

    刘师对天文学也很感兴趣，天文学是中国故有的学问，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文革”后期，刘师借整理《史通》，练习天文学，请教天文专家。他说：“盈缩这一概念怎么解释？ 我不理解。后来，我就到北京天文馆去找陈晓中先生，向他请教……他指导我看天文学书。关于盈缩问题，他还讲程序，很会教学。他先让我看比较容易懂的教材，还有一本参考书。我看了以后，做了笔记。我画了各种星图，月亮、太阳跟地球的关系等等。”刘师还画了天象十二列次图等，以后又与张培瑜、薄树人、席泽宗、陈美东诸先生交游，邀请张培瑜到北师大讲课，系统掌握了天文学知识。

    天文学是历法编制的基础，通天文方可通历法。刘师借此编列中西年表、度量衡表，将中外历史打通，撰成具有中国气派的《世界古代史》，突破“西方中心论”，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以后，刘师又读《汉书·律历志》等，撰成《论断代史〈汉书〉的通史精神》，成为班固的知音，洗刷了刘知幾、郑樵对班固的误解，拨乱反正，为学界正视听。我读到刘师这篇杰作之后，曾呈函尊师，汇报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后来，刘师见到我说：“润珍，你最知我。”

    其实，我小时候也曾好奇苍穹，尝于夏夜仰观星空，辨识星座。以后习史，偶尔购置一些天文星象书籍，还有星图。在南开大学时，结识好友胡小唐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精仪计量专家，天津大学原副校长。我们约定：先搜集、积累资料，等到我们都退休后，以“中国计量科学史研究”为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该项目试图文理工多学科结合，破解“黄钟律管”之谜。不幸的是小唐教授由于工作太拼命，于2020年11月逝世，享年68岁。悲哉！ 痛哉！

    由于我的一些经历，所以对刘师的学术特别有感受，也特别有感觉，这种感觉似乎难以用语言全部准确表述出来，这应该就是欧阳建所讲的“言不尽意”吧。

    望尽天涯路

    在向刘师请益的过程中，还有两次对话让我终生难忘。这些话对于刘师来讲可能是很平常的，但对于我来说是具有引领方向道路的作用与意义。

    有一次，刘师问我：“润珍，术有专攻，你是做什么的呢？”我说：“史学史呀。我一方面研究史学史，一方面利用史学史的知识研究历史。在韩国的时候，我去考察古朝鲜王朝的宗庙，看到宗庙的配置，脑子里顿时闪现出《魏书·礼志》所载崔昂关于建高欢庙的奏疏。崔昂据礼设计高欢庙，其结构布局与汉阳城的宗庙基本一致。因为都是王室宗庙，与皇帝太庙的规格有一定区别，这种王的宗庙在中国看不到了，然在韩国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我之所以能如此，得益于史学史的训练。平时，读正史，不仅看正史记了些什么，还要看为什么这样记，其如何处理材料，如何记述。并注意把书上记述的内容与文物古迹相印证，即从文物古迹中查证史书记述的内容。

    因此，史学史对于我来说，是学术、理论，又是实践实证活动。”刘师听了后，点点头，说：“这条路没错，就按你的道路走吧。”

    还有一次，刘师对我说：“润珍，你不能光搞中国的，还应注意西方的。”是啊，其实我那时也正在探索如何拓宽研究路径。我把我的想法与做法向老师做了汇报。当时，《古都邺城研究》这部书正在最后成稿，研究邺城，旨在探明东亚古都城制的起源。这部书完成并出版后，又启动了第二步的研究计划，即《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研究——“华夏型”城市的历史变迁》，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获批立项。待此项课题完成后，还设想了第三步的研究计划，即《东西方古代都城制度比较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研究》聚集了中、日、韩、越四国学者共同研究，第三步研究计划设想邀集东、西方学者参加。以国际学术前沿课题为引领，吸引相关国家的学者参与，组建国际团队，联合攻关，意欲探索出一条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新道路。在这条大路上，大家有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这样的课题既是国际的，也是本国的，由此形成共同的话语，而不是各说各的话。

    刘师很是赞成这样的思路与做法。他说：“顾诚先生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书出来了，就需要转向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作窄而深的研究会面临选择的困扰。而你的道路会越走越宽。”

    其实，我的做法都是受了老师的影响。上本科时，刘师给我们讲《共产党宣言》中外文翻译，听不懂，无法和老师对话，但感觉老师讲的、想的、做的都是值得学习的。后来，书念得多了，有问题了，有想法了，能和老师坐在一起对话了，且时时得到老师的教诲与点拨，读老师的书，且能实际地做，所以对老师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的领悟才能深入，才能自觉地沿着老师的路前行。当然，老师引领的是一条宽广而长远的道路。“望尽天涯路”，这就要看自己以后能走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