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特殊年代的学术避风港”

    ■刘四旦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科学出版社曾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编辑室（《科学出版社三十年》，1984年），即“第四编辑室”，专门对口联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出版工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科学 出版60年》，科学出版社，2014年）。其中有一小部分学术著作，因其著者在那个时代或多或少牵涉到阶级背景、思想立场、学术倾向等方面而以“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出版。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龙门联合书局称之为学术出版的“避风港”（肖伊绯：《龙门联合书局：特殊年代的学术避风港——以朱谦之《老子校释》出版历程为例》，《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本文即探究郭沫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学术出版仅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

    龙门联合书局在科学出版社成立前后的学术出版情况

    龙门联合书局是在“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后，由龙门书局发起，组织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联合经营于1938年在上海成立的。龙门书局和龙门联合书局以影印西书为特色，出版影印西书、中文科技书3000余种，在我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龙门联合书局简史》，科学出版社，1991年）。在并入科学出版社之前，龙门联合书局涉及语言文学、财经贸易等相关社科领域，但品种数很小，且多为教材、基础书，学术影响甚微。

    1954年8月龙门联合书局实行公私合营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合并组成科学出版社。但龙门联合书局并没有取消。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对外仍使用科学、龙门两块招牌，开展出版发行业务。笔者查阅了与这一时期有叠合的4种科学出版社图书书目(《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1950-1959图书目录》《图书目录1950-1957》《科学出版社图书期刊目录1954-1964》《科学出版社图书期刊 目 录1954-1983》），其中仅有《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1950-1959图书目录》中相关图书标明了“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但明显有遗漏，如熊十力、张国淦的著作未见收入。

    为了掌握科学出版社成立之后以“龙门联合书局”名义出版图书的总体情况，笔者在国内专业的古旧书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上进行了搜索统计。使用“高级搜索”，自定义时间区间比考察时间段适当延长，从1954年1月（科学出版社8月成立）至1964年12月（比科学出版社哲学社科出版业务调整到其他出版社的1962年向后延长2年），出版社为“龙门联合书局”，为了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对销售状态“在售”“已售”均进行了检索，结合书目、实物核对，不完全统计发现，科学出版社成立后以龙门联合书局名义出版图书共计19种，其中学术著作有13种：熊十力《原儒（上下卷）（1956年）》、《体用论》（1958年）、《明心篇》（1959年），朱谦之《老子校释》（1958年），杨伯峻《列子集释》（1958年），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1958年），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1958年），蔡寄鸥遗著《鄂州血史》（1958年），刘厚生《张謇传记》（1958年），张国凎《辛亥革命史料》（1958年），丁山遗著《商周史料考证》（1960年）《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年），王襄《古文流变臆说》（1961年）。另有科技类图书6种：2种初版《物理学（初稿）》第一册（高等工业学校物理学编写组编，1955年），《俄华土木工程辞典》（上海市政工程局俄文学习委员会编辑，1957年）；4种再版《河套人》（贾兰坡，1951年第1版，1955年第2版），《实用机械工程手册》（柴志明，上册，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下册，1954年第1版，1956年第2版），《实用土木工程计算图表》（杨文渊，1948年第1版，1954年12月第2版）。更多的龙门联合书局图书是其在并入科学出版社之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所出版科技图书的重印，而社科领域的图书未见再版重印记录。笔者收集的一本1963年的油印本《科学出版社图书选购目录》中，单列有“龙门联合书局出版的存书”35种，均为工程、应用技术类科技图书。哲学社科类中仅见《原儒》在列。

    由此可见，科学出版社可以说是完全替代了龙门联合书局原有的科技出版，但龙门联合书局在科学出版社成立之前出版的科技图书在市场上依然延续了近十年；另一方面原本在学术出版方面基本可以忽略的龙门联合书局却以学术出版的面貌被推上了历史前台。

    郭沫若与熊十力著作的出版

    有关郭沫若、熊十力与龙门的故事笔者最初是从王贻社博士处得知的。他在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期间的课堂笔记记录有：“为给熊出书，（郭沫若）在中科院恢复成立了龙门书局。”就此笔者以邮件的形式向其导师宋志明教授进行过求证（2015年12月4日，“关于熊十力与龙门书局的几个细节向您请教”邮件），得到如下答复：“据石峻老师告诉我，该书局系科学出版社副牌，乃郭氏专为出版熊著采取的举措，我未考证。”（2015年12月7日 宋先生的邮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石峻在任教北大哲学系期间（1952年-1955年）与熊十力（1950年-1954年10月离京定居上海，1958年10月与北大解除关系）有交集，其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作为学者们之间口头流传的“恢复成立”“副牌”之说虽不尽准确，却也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郭沫若为熊著出版创造性地使用了“龙门”的牌子。

    在“左”的思潮笼罩下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熊十力的著作面临种种困难。但是从1950年到1961年，熊十力的著作在国内印行了七种，约90万字，几乎占到他一生中所发表文字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其中，龙门联合书局印行了《原儒》《体用论》和《明心篇》三种熊十力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著作，《乾坤衍》由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影印，还有《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宋志明：《熊十力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

    这，与作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的郭沫若有莫大的关系。

    从1953年开始，熊十力著作的出版均寄郭沫若安排印行成为定例（郭齐勇：《熊十力传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但这一定例自哪部著作开始形成，没有明确说法。若这一定例说成立，那么1953年由董必武、林伯渠协助印行的熊十力《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很有可能即此开端。笔者就目前掌握的一些材料对此进行阐释，以就正于方家。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均是熊十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即受董必武、郭沫若联合电报之邀而最终决定北上进京，曾多次上书或致函政府建言提议。《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印行之前，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由几人集资于1950年自印行世，《论六经》1951年5月著成后商诸大众书店郭大中、万鸿年印存二百余部，这两种图书的印行与郭沫若均无关系。1953年10月熊十力曾致函董必武、林伯渠，表示因难耐北方冬季干寒气候等原因，申请住房移居南京或上海，后各项要求都得以批复和落实（赵建永：《新发现的熊十力两通手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6日 ）。《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的印行应该也是熊十力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请求。从后来董必武、郭沫若协助熊十力著作出版过程中的密切联系（郭齐勇：《熊十力及其哲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也可逆推《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印行最后是董必武联系郭沫若具体安排的。与此同时，熊十力在北京期间以超凡的毅力著书立说不断，对他未来新作的出版事宜也不能不引起他这些老友们的考虑。正是基于《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印行的操作方式，便形成了后续熊十力著作出版“寄郭沫若安排印行”的定例。而《原儒》在龙门联合书局的出版便是此定例的真正实施。

    《原儒》是目前查到的龙门联合书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1954年秋熊十力离京前《原儒》上卷已脱稿；下卷在1956年夏初脱稿。《原儒》1956年出版时遇到困难，董必武、郭沫若得知后出面设法帮助，才得以“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也印证了上述石峻、宋志明“郭氏专为出版熊著采取的举措”之说的某种合理性。这不是简单的印行，而是由具备国家学术出版资质的科学出版社以“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在新中国成立后熊著的出版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开启了龙门联合书局真正意义上学术出版的先河。此后熊十力的《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均援此例”得以出版印行。只是随着当时政治环境的日趋严峻，出版过程更多周折。到1961年《乾坤衍》印行时已未能署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只是从版芯中缝中才看到“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字影。1964年《存斋随笔》更是谋印而未果，“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直说”（郭齐勇：《熊十力传论》）。

    郭沫若在学界有着广泛的交谊与重要影响。有不少知名文史学者出于与郭沫若的交谊与信任，有困难就写信向郭沫若求助。郭沫若通过中国科学院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们尽可能的帮助（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当然也包括为学者们发表学术成果提供方便。这在郭沫若年谱长编、与学者往来的信札中多有记载，有的是学者寻求帮助，有的是郭沫若主动关心过问。这也使得其时的中国科学院（1954年8月成立了科学出版社）成为哲学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出版阵地。1954年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提出：“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杨进：《“我是一个编辑”——戴文葆的编辑生活》，黄书元、张小平主编：《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人民出版社，2011年）。

    “由科学院出版”，当然就是由刚成立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时的科学出版社对外使用“科学出版社”与“龙门联合书局”两块招牌。科学出版社专业编辑、出版各种科学书刊；部分书刊视性质和需要，亦可用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出版——这是龙门改组为科学出版社的会谈纪要里明确的二者的专业方向与业务范围（周汝鼎编：《龙门联合书局简史》），为使用龙门的牌子提供了资质保障。“视性质和需要”为龙门出版的方向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与弹性。三联书店从1951年起就被合并在人民出版社里，人民出版社怎么处理二者关系，对科学出版社妥善处理科学与龙门两个品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上述同一批示指出，“保留三联书店的名义，以便出版一部分不宜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籍”。这或许为郭沫若解决《原儒》的出版难题提供了启迪与参考。对于坚持唯心论的哲学家熊十力，其著作不适宜由科学出版社来出版，那么使用原本以科技出版为主的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来出版哲学社科学术著作，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不失为一个重要创举。《原儒》作为首部以龙门联合书局名义出版的学术著作，无疑增强了科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弹性与缓冲，同时也为“龙门联合书局”注入了厚重的学术分量，开启了其出版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为更多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选择。

    援《原儒》为例，郭沫若与龙门其他学术著作的出版

    1956年12月的某一天，也就是《原儒》出版的那段时间，马叙伦拜访了郭沫若，“面奉”《庄子天下篇述义》一卷要求“审查”，寻求出版。郭沫若翻阅之后，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两位副主任潘梓年（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和刘导生，建议交哲学所审阅，最好找马叙伦本人索要原稿进行校对。出版方面，建议“最好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这一建议可视作郭为熊著出版采取举措的第二个佐证），理由是：在北京印有困难。信函 中特地补充了“（ 因 用 简字）”，马叙伦没有表示不同意[郭沫若致潘梓年、刘导生信札（1956.12.13），2016年5月16日，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刘导生随即批转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张镛，“请照郭老的指示办”。该书很快即进入了出版环节。潘梓年写信告知马叙伦该书将由龙门书局出版，并要求他再细校一遍。马叙伦对在书中能不能引用胡适的解释心存疑虑，需要中国科学院给与他明确答复。最终郭沫若批示“有胡适的也不要紧”作答（陈福康：《郭沫若的两则批示》，《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1期）。可见在经历了轰轰烈烈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后，郭沫若依然表现出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担当。该书最终于1958年6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有意思的是，在《庄子天下篇述义》出版之前的一年多点的时间里，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1957年5月）和《马叙伦学术论文集》（1958年1月）。何以同一著者的不同著作在同一机构中以两个不同的牌子出版，值得探究。印刷有困难的理由显然难以令人信服，《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线装书的印制远比“因用简字”的《庄子天下篇述义》复杂得多。在这些著作中作者的思想立场、学术倾向不可能大相径庭到要区别对待，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郭沫若“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建议成为改变事情走向的关键。何以郭沫若提出此建议？《庄子天下篇述义》“用佛学来讲庄子”，很难对其“审查”论断，是否适合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待斟酌；马叙伦拜访郭沫若时，很有可能郭沫若一手促成的《原儒》刚刚出版，因此很自然地就想到了仿照《原儒》出版的方式，在二人晤谈时即已提出，而马叙伦“没有表示不同意”。

    从首创以“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原儒》，再到仿照《原儒》出版《庄子天下篇述义》——以“龙门联合书局”出版，此后多成为郭沫若为中科院下属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面对一些不宜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时的一种应对方式。由此，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料组便得以以龙门的名义出版了作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参考资料”的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和蔡寄鸥《鄂州血史》，以及刘厚生《张謇传记》。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面对被北京大学认定为“中右分子”的朱谦之、“右派”杨伯峻，科学出版社便将朱、杨二人的著作转以“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出版，等等。在这些学者中，丁山、蒙文通、朱谦之、王襄均与郭沫若有学术交谊。比如，郭沫若与丁山，二人交谊主要因其学术探讨而建立，多有信函往来。丁山去世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在郭沫若的关心与推荐下由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雒有仓：《丁山先生学术评传》，牛继清主编：《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4卷）》，黄山书社，2011年）；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则是在顾颉刚的关心与帮助下由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出版（朱洪涛：《郭沫若致丁山的一封佚信》，《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再如，蒙文通与郭沫若为中学同学，但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的出版与顾颉刚有关，据该书序，“一九五七年夏，余至北京，时科学研究之要求甚亟，颉刚复以出版事相商，余遂以此编与《古地甄微》《先秦史学史》《老子王注校本》《老子征文》数稿以应”（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由此可见，这些著作的出版未必也不必都经由郭沫若本人亲自促成，但由郭沫若开拓的以“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出版学术著作的这一特殊出版方式，使得他们的著作最终得以出版。1958年迎来了龙门联合书局学术出版的最高峰，一年中出版了8种。于是，“龙门联合书局”成为了那个年代“为学者特意安排的‘避风港’”。

    从1957年开始，随着哲学社会科学部逐步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到1960年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向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变迁——兼谈郭沫若的角色》，《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9卷第3期）。科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也从1961年开始到1962年陆续转给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等有关单位。根据郭沫若的意愿，他本人在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仍保留在科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成为科学出版社延续其哲学社科领域出版的仅有存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科学出版社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出版工作。“龙门联合书局”在1961年10月王襄的《古文流变臆说》出版之后，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