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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
诗教传统绵亘千年而不绝，上至国家招贤取士，下至黎民私塾受学，均有《诗》三百篇的重要参与。自其结集传世以来，历代学者皓首穷经，著力于此，在《诗》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论著。其中，尤以汉代郑玄以礼解《诗》之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也为后世《诗》家踵事增华树立了卓越的典范。邵炳军教授多年来深耕《诗》学，其所著《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繁体横排版，全2册，67万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下文简称“《考论》”），即鲜明地体现出对郑氏之法的继承和突破。
一、着眼于礼学视阈，深挖《诗经》生成的时代背景。《论语·八佾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夏、商两代基础之上“损益”而成。自周人翦商建政伊始，制定服务于新王朝的礼制规范便提上了历史进程，这也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制礼作乐。其时政权鼎革、王朝初建，人心尚未顺服，亟需用礼乐文化来安抚。同时，虽然殷商王朝已经覆灭，但其残余势力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将成为影响新政权统治的不安定因素。在对其保持常态化武力震慑的同时，瓦解殷商遗民的复国意志也不可或缺，诗礼文化此时便凸显出其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并且，建构新的诗礼文化也昭示着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可以彰显周王朝的全新气象。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制礼作乐于周人而言可谓势在必行。制礼作乐，实际上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礼乐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融入到周王朝政治体制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环节当中，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野人，无不笼罩在礼乐文化的辐射当中；祭祀婚丧、朝觐聘问、征伐会盟，无不透露出礼乐文化所带来的强大影响。礼乐制度实则是王朝运转、万民行止的内在逻辑，在这套礼仪规范的约束和指引下，各个阶层各安其位，共同维系着王朝的政治格局。可以说，礼乐文明是周代政治中最鲜明的特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创作的《诗经》自然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礼制的烙印。换言之，周代的诗歌即是其时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从中亦可窥见周代礼乐文明的形式与概貌，如《考论》所关注到的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创作的多首诗歌，即是彼时王纲散乱、礼乐变革的艺术化反映。《考论》以《诗经》为线索，将历史事实还原到周代礼乐文化这一大背景之下，采用“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从礼制视阈深挖诗歌创作的深层次内涵，旁征博引，分条缕析，为我们解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考证。
二、深谙“以礼解《诗》”的学术传统，开拓了解《诗》路径的新外延。《诗经》是礼乐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它的创作和采集必然顺应着其时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故而对《诗》与礼二者内在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便显得尤为重要。孔子最先关注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语·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路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礼记·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孔子认为《诗经》是诗人精神和意志的艺术化呈现，而这种意志则是礼制规范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所形成，最终可使融之于乐。应该说，礼制是指导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诗经》的创作必然承载着礼制精神的行为意志，《诗经》亦具有反哺礼制的政治功能。同时，他指出《诗经》具有“专对四方”的外交功能，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诗》与礼二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孔子的这一认识在两汉时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汉初毛亨、毛苌缵其绪，汉末郑玄集大成，逐渐形成了“以礼解《诗》”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郑氏兼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浸淫礼学多年，为他以礼解《诗》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九评之曰：“郑氏长于礼学，其以礼家之说曲为附会（《诗》）。”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六亦论之曰：“郑君专于礼学，故多以礼说《诗》。”郑氏之法逐渐成为后世学人的共识，其在以礼解《诗》方法论上的会通和突破，也为《诗》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考论》秉承郑氏遗风，在探究两周之际秦、郑、晋等诸侯国本事之时，立足于礼学视角，深入解析诗歌文本，从大量的文献当中勾勒出历史变迁的脉络，探寻其时礼乐异化的本质，为解释其人、其事行为的逻辑性、合理性，做出了有力的探索。
三、提出“诗礼文化”这一重要学术范畴，实现了《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周礼是《诗经》时代的客观存在，《诗经》渗透着周人的礼治思想和礼教精神，故而对《诗经》的解释和传承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礼学这座大山。《考论》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点，认为《诗经》是先秦诗性文化的总结，礼制是先秦制度文明的核心。而“礼”与“乐”相依、“乐”与“诗”一体的关系，“诗”缘于仪式化艺术搬演需求，进入礼制建构和运作；而“诗”与“乐”共同参与礼制，构筑礼乐文明。这是一种最明显、最典型的共生互动模式，并日益转化为政治理想和文化思想领域的“诗礼文化”，继而提出“诗礼文化”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实现了《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可以说，《考论》的这一论点为我们解读《诗经》拓宽了一片新视野。同时，《考论》也注意到诗礼文化依托于周代政治生态的变革而渐次发展，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篇》），其演进历程与政治生态的关系密不可分。故而《考论》选取两周之际“二王并立”这一王纲解钮、诗礼文化变革最剧烈的重要时期，从此处入手，探索政治生态变革背景下诗礼文化演进的本质特点及历史影响，进而从微观视角探究春秋时期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可以说，由政治环境变迁所引发的诗歌创作流变趋向，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体现出作者一贯所秉持的“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治学路径，也为我们研究《诗经》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诗经》传世两千余年，深受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推崇与赞许，这不仅因为其所具有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能，还因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的文学价值。可以说，《诗经》即是华夏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宣十四年《公羊传》何《注》）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历久弥新，这也为后世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磅礴的推动作用。邵炳军教授已经有多部《诗经》学的论著出生，为推动《诗》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诗人贾岛有言：“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考论》是以邵炳军2000年6月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订增补而成的。故作者此“剑”，历二十二年沉淀磨砺之功，相信霜刃之利更胜往昔。
（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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