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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星
动手翻译《德古意特250年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一书，源于10多年前在出版业工作期间的一个心结，或者说一个执念。
我在出版界工作的时候，经常陷入一个矛盾，就是出版，这个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的古老行业，到底应该是为了赚钱出版，还是为了一个信念？ 我曾经出版过很赚钱的书，一度趾高气扬，但是出版社领导无意中说了一句话，“你们部门没有我想看的书”，让我的心咯噔一沉。我也曾经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社领导反对力排众议，出版了自己最喜欢的书，市场反响平平，但是却被社里的其他部门按照成本价调用了不少，原来大家都用这套书送礼，作为礼品馈赠。出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意？ 其本质规律是什么？
专业化的知识生产能力
所谓知识生产，指的是及时发现、总结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发明、创造，并将之转化、普及、传播的一种过程。知识既包含人类对于自然物质世界的认知，也包含对于人类自身语言、思想、情感、道德等精神世界的认知。要完成这样一个职责的前提，就是要敏感发现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并能够及时组织生产，从而迅速传播开来。专业化知识生产能力就体现在出版的多个环节中。
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西方社会对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的认识迅猛发展，知识生产逐渐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不仅奠定了西方国家文化科技繁荣的基础，还确立了西方知识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地位。其中，西方出版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翻译的《传统与创新——德古意特250年史》一书的时间跨度为1749—1999年，正是德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阶段，同时也经历了一战、二战爆发所导致的整个社会动荡，而恰恰这个时期也正是德古意特、施普林格等德国出版人充分发挥专业化知识生产能力的“精彩瞬间”。
德古意特（Walter De Gruyter）本人是一个以经营煤炭生意起家的商人。他用联盟方式收购的第一家出版社为赖默尔出版社（Georg Reimer Verlag）。该出版社的创办者赖默尔是一个书店学徒出身的出版人，靠着聪敏的商业头脑与柏林大学、普鲁士科学院、德国考古研究所等著名机构合作，从经营一个“学校书店”起步，最后成为医学、药学、化学等相关权威、知名学术图书、期刊的出版者。当1831年经蚊媒传播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在欧洲爆发之际，赖默尔出版社就抓紧出版了5本关于防疫此类疾病的医学书籍，获得巨大成功。此后，赖默尔继续将出版机构专业化。1838年，赖默尔出版社邀请德国普鲁士第一条铁路的规划师担任《建筑学刊》的主编。赖默尔作为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还积极为这条从柏林到波茨坦之间的路线开展了融资活动。
这种知识生产的专业化能力，还通过家族之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赖默尔的儿子乔治·赖默尔不仅继承了职业化、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传统，而且还将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例如1847年，乔治·赖默尔出版了“亥姆霍兹方程”的发明者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con Helmholtz）、“实验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y）的开创者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 du Bois Reymond）等多位著名学者的著作。而这些后来才大名鼎鼎的学者在与赖默尔出版社合作之时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知名度，以至于赫尔曼·冯·亥姆霍兹都没有向出版社要一分稿费。
类似例子在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也不胜枚举。在竞争激烈的工业生产中，许多拥有行业领先技术的工程师都不愿意出版图书。例如在机械加工领域的图书出版中，很难说服行业内的工程师出书，因为作者只乐意在专利申请下来后才愿意撰写著作；其次就是新技术的出版物经常会与现实利益起冲突，所以一些公司禁止自己的工程师出书或者编辑期刊。施普林格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施普林格在1913年就开始邀请著名的柏林工程师恩斯特·维斯胡恩等人编辑出版机械工程学的教材，填补了德国工程学教材、图书领域的空白，为培养德国高素质的蓝领工人队伍做了重要的贡献。该套教材包括车削（turning）、冲压（punching）、压制（pressing）、螺纹切割（threadcutting）、钻孔（drilling）、粉碎（milling）、磨削（grinding）等系列内容，是德国职业学校普遍使用的工作坊教材系列，一直到1973年才停止了出版更新，总共有125种教材，是德国机械加工领域使用最广、世界影响最大的职业教育教材。
除了教材出版的贡献外，德古意特、施普林格等出版机构还积极投身到科普图书的出版，满足社会大众对于日新月异的科技知识的旺盛需求，这在客观上也进一步促进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全球传播。例如组成德古意特出版联盟的维特出版社（Moritz Veit），创办人莫里茨·维特出身于富有的犹太商人之家，本身做过记者，写过诗歌，喜爱文学。1833年创办出版社不久，就注意到欧洲大众对于医学知识的普遍需求，花巨资购买了当时德国著名生理学家约翰·穆勒（Johannes Muller）编著的《解剖、生理学和科学医学》（Archive for Anatomy, Physiolo⁃gy and Scientific Medicine）学术杂志的版权，一致坚持出版了20多年，并成为德国该领域最为权威的学术经典。
在科学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伴随着为欧洲社会带来巨大动荡和冲击的一战、二战，但是并没有阻挡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施普林格出版社从众多科学家中寻找愿意在科学研究与教学中抽时间写科普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家理查德·戈尔德施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是当时欧洲学术界极少数能够把复杂的科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普通大众的学者。1927年10月，施普林格出版了戈尔德施密特《蜜蜂的生活》丛书，前三册出版后，获得巨大社会反响。之后还出版了他撰写的《天气和天气发展》（Wetter und Wetterentwicklung）等。二战战争爆发后，戈尔德施密特被迫移民海外，出版科普图书活动不得已中止。一直到二战结束后，1952年战后重建的施普林格出版社，继续1927年关于生物学的科普图书出版活动，截至1991年该生物学的科普图书系列，已累计出版了118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线电通讯技术在全世界流行，但是相关大众科普图书十分缺乏。施普林格获悉德国工程师欧根·埃斯佩尔（Eu⁃gen Nesper）有关于无线电的书稿，光插图就有1000多张。尽管在一战、二战时无线电通讯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广泛应用，但此时出版这类专业书还是有风险。施普林格出版社克服铁路物流系统极其不稳定困难，通过外交渠道将35公斤重的书稿运到了出版社，1923年该书出版后，恰逢德国放开无线电通讯的规定，这部无线电科普系列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响，销售量大增。但是施普林格投入巨资的广告费，仍然占据该系列图书生产成本的一半。1924年德国科普图书市场上也出现了同类产品，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1925年后德国无线电领域的图书销售大幅放缓，施普林格不得不退出这个领域的图书出版。但是此时整个德国无线电技术应用越来越广，相关无线电的设备越来越便宜。客观上看，施普林格为代表的出版机构为无线电科普图书的大众化普及做出了一定贡献。
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能力，为德古意特出版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行业优势。德古意特旗下的出版社除拥有医学、数学、物理学、法学、文学等系列出版物之外，还有汽车、电子、通讯等多个学科的出版能力，如莫里茨·克雷恩技术出版社就拥有电子技术，戈申出版社拥有《航空技术手册》《航空图书馆》《空军课程》等多个系列。二战结束后，又是这些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代表着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图书，为德古意特、施普林格带来源源不断的海外市场回款，度过了战后重建时期的艰难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按照“1917年敌国贸易法”，将施普林格的一大批科技图书打上“敌国”标签而肆无忌惮地盗版，种类达到300多种。在西德政府的多次交涉下，美国才在1960年代终止了这种盗版行为。这就是德国出版人的专业化知识生产能力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对中国出版的启示
出版是建立在一定文化信念基础之上的文化生意，没有文化信念，就谈不上出版这份生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问题。而对于文化信念的坚守，其实就是知识生产能力是否专业化的问题。
当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当今世界许多有识之士有目共睹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亟需中国出版人发挥专业化知识生产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可敬、可信、可爱的中国形象。当然，这个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问题。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过程中，中国出版人的组织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中国出版人必须充分发挥新中国成立70年在编辑、出版、发行等多个生产链条上的专业化积累和优势，主动承担起组织中国数千家高校、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任务。
以笔者的个人理解，中国出版人要主动充当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发动机”。发动机的重要作用就是给知识生产的诸多环节以生产动力。即按照国家相关领域的重大部署和学科规划，组织相关专家力量进行专业化知识生产，从而为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这一点，德古意特出版社在一战、二战的动乱时期，尚且能够组织医学、化学、机械、电子、航空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生产的经验，确实值得中国出版人积极学习与借鉴。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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