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风雪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这个书名，我一不留神就看岔了。直到被提醒，才发现原来是“风雪花月”，不是常言的“风花雪月”。一字之差，骤然从浪漫跃入凛然，裹挟着时代历史、个人命运的纵深与错综，也贴合着这本书的内容与旨意。

    这本书是张玲写她的父亲——翻译家张谷若的人生故事。张谷若先生翻译了英国作家哈代、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哈代，在中国，《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等名作都和张谷若的名字连在一起。但比起民国时其他一些出身名门、逸闻迭出的名流翻译家、文人，知道和了解他的人显然少得多。他是完全站在作品背后的那一类译者。而今重寻身影，历史的空白模糊之处难免令人讶异，但回神静思，如谷若先生这类“布衣”学者，他们的求生、立志、在大时代中度过日常的方式，才应当是历史中的多数和常数。

    作为翻译家的张谷若，以字行。他原名恩裕，一个典型的被寄予中国式厚望的名字，和他的出身甚为融洽。1903年，他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岛。张玲称父亲乃“布衣”，既是家庭出身，也是学术门庭。出身乡间平民家庭，张谷若却自小好学，成绩优胜，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后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谷若先生一生未得踏足他所研究的语言国度。在本土孜孜钻研而成外国文学专家，实属惊人。他自己当然也深知这一不足，抓紧用功，力求以勤补拙，成为了学生们眼中的“活图书馆”。书中散见许多这方面的细节，有一处令人印象颇深，谷若先生性情内谨，平日无多少消闲之嗜，有英美电影上映时却不落下，还带着纸笔在影院摸黑做记录，反倒是电影明星没记住几个。听来有趣，却见平日点滴之功。

    1980年，谷若先生发表了一篇质地如他本人一样谨严的文章《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述明他在翻译本业上的主张和见解：不仅内容要对等，形式、词语性质、语言习惯也要对等。这真是非常高的标准，但观照他的译文，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他在多年翻译实践中的自我总结。哈代名作《还乡》《德伯家的苔丝》都译于上世纪30年代，时至今日，依然能体会到谷若先生作为译者在两种语言间揣度斟酌的精微用心。譬如哈代小说的风景描写非常出名，而谷若先生的译文用语同样有诗意，有格韵，使原文在汉语语境中再造，读之亦是一篇优美的白话散文。有趣的一点是，对于《苔丝》中英国道赛特郡的方言对话，他几经尝试，创造性启用他老家山东东部的方言词来对译，以突显出相对于标准英语的“土”和“怯”之感。虽然这种译法难免有一些争议，但谷若先生追求语言传神、风格对等的匠心可见一斑。除了哈代，他还译有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等，这两部和《苔丝》一起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也就是俗称的“网格本”。观谷若先生译路历程，他和他那一批前代译家、“盗火者”，所做的贡献并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使翻译文学真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序列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影响无数的中国读者。这一方面有赖于他们精深的外语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得益于他们本身深厚的中文功底。谷若先生即是一例，他先入塾，后入现代学校，各科均衡发展，国学基础打得扎实，对他后来的翻译工作自成有力的反哺。

    当然，对于张谷若翻译事业的回顾和探讨仅仅是这本书的一部分，更令人在意和沉思的，是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日常与精神生活方式。与其他民国学者一样，谷若先生在人生中段经历了战争，面临何去何从的考问。不像被书写更多的、我们更熟悉的那批南迁学人，他选择留在沦陷的北平，在辅仁大学继续教书（1952年随院校调整并入北京大学）。因教会性质，辅仁大学未被日军掌握，仍挂中国旗，是覆巢之下仅余的完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和妻女免于颠沛流离之苦，也未让学术事业有中断，但处在异族统治之下，言说和行动自由受限，精神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这甚至成为他晚育的一个原因——张谷若十七八岁奉父母命成婚，此后一直有意识地长期“丁克”，一直到他33岁时长女张玲才出生，这在彼时算得上十分前卫——用他的话说：“中国人的孩子生下来就像猪狗一样给外国人宰割，我要孩子做什么？”但即便如此，孩子真的出生后，他还是尽量提供最好的资源，想尽办法让全家在沦陷之城保全，让两个女儿健全成长。在张玲的童年记忆中，北平留守亲友间的走访、交游、互道安慰，皆为灰暗岁月注入一丝光亮，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时世。这些情节拼凑出的张谷若，是一个典型的父亲形象，普通，好似没有过高的冀望，但拼力负担起了一份为国之民、为家之主的责任。这既是对于北平沦陷时期日常生活的侧写，也是对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一种补充。

    与长袖善舞者相比，谷若先生是相当纯粹低调的一类学人，与政治热潮始终有一定疏离。书里两度提及，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一中学读书，虽也随学长们去天安门游行静坐，但久坐后心性不耐，便脱离大部队自行返校。张家是学校师生、北京文化人及山东在京老乡多方交汇的一处据点，谷若先生开门揖客，与各党各派人物都有往来，却维持在一个分寸上，兼听而不逾越。他的交往是纯粹人与人之间的，而非建立在某种共同团体或利益上。他的性情多温和而少激烈，并非引领潮流之人，但这多少也保护了他。书中多次提到老人说他“八字好”，的确，无论是战争内乱还是后来的诸多事件，他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生涯相较平顺，想必也与此禀性有关。

    此书副题里的“世纪”，初看仿佛太宏伟，读之却觉贴切。谷若先生如一条线索，串起了许多往事，尤其是北大、辅仁西语系这一脉故人故事。除了胡适、钱锺书、冯至、李霁野、牟润孙等，还有《马丁·瞿述伟》译者叶维之、《哈克贝里·芬历险记》译者张万里等，他们都以一部译作传世，是张谷若的多年之交。张玲将这些父执从记忆中打捞出来，带着她儿时所见的音容，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如同一部小而生动的群像列传。

    张玲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继承乃父志业，从事英语翻译，译有《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这部写父亲的书是“另类”之作，她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而采用了大量插叙、倒叙，往事与记忆在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线上往复跳跃，构成多声部的回音，这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维度，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经年累月里，在那些相似的历史关口，像谷若先生这样一批“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何种相似的困惑，又走出了哪些相似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