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一代潮流的“咖啡会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股求生的热潮在全球涌起。从巴黎到纽约，从维也纳到莫斯科，热流此起彼伏，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氛围。然而，人们对“进步”的迷信骤然消散。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抛出《西方的没落》，把西欧经历历史文化颓唐的危机看作西方文化衰落的迹象，散布普遍的悲观情绪——一种新世纪病，或者说“哈姆雷特现象”，这为奥地利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的传播开拓了路途。而这正是六角国子民至今怀念的“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或曰“疯狂岁月”（les années folles）。

    “咖啡会社”（la Café Society）出现在这个“美好时代”绝非偶然，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当年，随着一战结束，美国暴富，南方和北方的暴发户向往欧罗巴文明，一齐从大洋彼岸一拥而来。起始于纽约的“咖啡会社”像雨后蘑菇般在巴黎和伦敦破土而出，冒着神秘的泡沫。伍迪·艾伦2016年拍摄的影片《咖啡会社》展示的就是这种欧美上流社会阔佬贵妇们的奢侈生活。影片中主人公鲍比的舅舅到“社会咖啡馆”，全然一副大吃大喝的惊人场景，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美国的“咖啡会社”生活方式被“快活的年轻人”传播到巴黎，首先在这座欧洲文化大都会的闹市第16区的“美国广场”落户。这里是诺阿伊贵族之家，查理和玛丽·罗尔夫妇的彼斯舍夫塞姆宅邸。1929年初夏，夫妇二人在此举办大型化装舞会。让-路易·德·弗西尼-卢桑日王子特应邀戴着中世纪武士盔甲莅临。巴黎上流社会的穿袍贵族或精神贵族纷至沓来。宾客中不乏公爵夫人、男爵夫人和子爵夫人；美术界有萨尔瓦多·达利、马克斯·恩斯特；作家有路易·阿拉贡、让·科克托、马克斯·雅各布、保尔·莫朗，还有而后悲观自尽的超现实主义骨干勒内·克勒维尔。来宾都按照贵族风俗礼仪，身着奇装异服。名媛淑女们则别出心裁地穿上麦秸或木屑裙、灯罩袍，在沙龙和花园里游走，个个不失优雅兴致，处处洋溢盎然谐趣，反映出老欧洲贵族追根寻源、怀念旧制，又乞求新风尚的意愿。

    为这场舞会，诺阿伊夫妇请来才艺出众的室内装饰家弗兰科，将沙龙和游廊墙壁装潢一新，把咖啡厅氛围与时髦装饰艺术密切结合在一起，营造出“咖啡会社”的新潮特征。他们俩一心要把这次化装舞会办成一场真正的演艺活动。在几个月之前就花25 000法郎，向名作曲家弗朗西斯·普朗克（1899—1963）预定了一部“舞谱协奏曲”，题为《晨曲》，由一架钢琴和18种乐器演奏。芭蕾部分由舞蹈编导布罗尼斯拉娃担纲，她是著名舞蹈家尼金斯基的姊妹，风靡巴黎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舞星，在轻歌曼舞中如鹤立云端一般惹眼。弗朗西斯·普朗克的协奏曲动人心弦自不必说，他是汇集奥涅格等乐坛名流的“六人集团”古典派趋势的代表人物，在巴黎艺术界地位十分显赫，其作品为化装舞会奏鸣，将演绎层次提升到绝顶。另一位名作曲家、“六人集团”成员乔治·奥里克也加入了演出阵容，为画家让·雨果的投射视觉壁画《浮士德魔幻》谱写伴奏音乐。这幅壁画由魔灯映照在31块玻璃板上，其幻影让整个大舞厅和宅邸花园在天籁里沉浸到迷人的幻境之中，进入非人间的洞天福地。

    化装舞会中，艾蒂安·德·波蒙伯爵是一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披上金光闪烁的波浪形大衣，登上在花园里搭成的舞台跳“哥特舞”，仿佛雷鸣闪电，场面令人难以忘却。此君曾于1924年在巴黎举办化装舞会，请毕加索出席。毕加索携第一任妻子柯亚克洛娃出席，自己装扮成斗牛士模样，在女服装设计师欧仁尼亚·艾拉左里兹陪伴下露面。毕加索夫妇遂成为出入社会咖啡馆的风流人物，一时传为佳话。至于波蒙伯爵，他心怀恋旧情结，在巴黎不愧为咖啡会社文化的弄潮儿，凡有咖啡馆舞会，他必露面捧场。譬如，在弗西尼-卢桑日公主主持的“海底化装舞会”上，他跟波蒙伯爵夫人，以及演艺圈明星玛塞尔·赫朗会见巴黎时装名流可可·香奈儿，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了上流社会“美好时代”旧大陆贵族子弟与新世界时尚名流在巴黎“咖啡会社”的交际。从一战到二战，直至20世纪60年代，艾蒂安·德·波蒙伯爵都风生水起，活跃在“咖啡会社”的豪奢年华里，不断为文艺发展提供资助。

    专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的蒂耶里· 古岱尔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明显地从大西洋彼岸逐渐转移过来。然而，在这种进化中，欧洲还是幸存了几十年。醉心于文化的北美大佬们，每年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欧洲度日，有时还在此嫁女。”不论南北，富裕的美国佬皆同此心，均积极参与“咖啡会社”，与香奈儿、曼雷、几何抽象派画家马列维奇和雷蒙·鲁塞尔等先锋派艺术家往来，参与创新，凸显时髦；只要进入激烈的爵士乐舞池，或共同举办主题节日活动，就会有这种既怀旧又新颖的欧罗巴古典美学的新体验。这方面，可翻阅露易丝·布鲁克斯的回忆录《露露在好莱坞》。作者离开“可恶的好莱坞”，来到欧洲，拍摄了轰动一时的影片《露露》。她摆脱了“电影工厂”好莱坞的奴役，从一个没有头脑的漂亮妞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可以说，她代表了“美好时代”的一些渴望女性解放者的新美学追求。

    在“疯狂岁月”，或曰“喧嚣的二十年代”，追求稀奇古怪的聚会者们喜欢组织主题化装节日舞会。这缘于往昔题为“一千零一夜”的波斯稀奇节日，每次规模可达300来人，与会的都是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1911年6月，女装设计师保尔·普瓦莱在他位于圣奥诺雷市郊的宅邸花园里搞的“圣迹之夜”就属于此类活动。普瓦莱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追述当晚情景，说舞会浸润着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神话般的美感，惊动了整个巴黎。

    弗西尼-卢桑日王子和娇妻芭芭的宅第坐落在巴黎战神广场一边，从1920年至1930年，夫妻俩经常办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晚会。其中，“普鲁斯特化装舞会”邀请了六年前逝世的普鲁斯特的朋友，他们全都化妆成《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纷纷出现在女艺术家索尼娅·德洛奈抒发灵感的化境中，索尼娅由香奈儿客串，场面空前。

    说到这类文化盛宴，最难以比拟的，还是波蒙伯爵和他夫人埃迪特举办的舞会。这对夫妇住在巴黎第七区杜洛克街的玛斯兰公馆，于1922年主持“游戏舞会”，布景是按毕加索的画作设计的，颇具“游戏”意味。翌年，夫妇俩又依照毕加索绘制的服装举办“古董舞会”，特请幽默作曲家埃里克·萨蒂（1866—1925）为来宾奉献管风琴乐曲《找回的雕像》，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原成员列昂尼德·玛西纳负责编舞，取得非凡效果。接着，波蒙伯爵相继在“名画舞会”“殖民舞会”，以及“拉辛300年祭舞会”上有一系列出色表演。尤其是在“海底舞会”上，他装扮成深海鳐鱼，其妻化装成大白鲨，夫妇俩双双出场献艺，满座为之欢悦，寻觅到灵魂的安宁。

    小说《魔鬼附身》的作者雷蒙·拉迪盖在他1924年写的《奥尔热勒伯爵的舞会》里，就把波蒙伯爵变成小说的主人公。波蒙伯爵确实不乏幽默，让-路易·卢西尼回忆他参加“游戏舞会”后的一番感受，说道：“夜宵时刻到来。波蒙伯爵身穿玫瑰色汗衫，双肩展开白色的翅膀，扮成丘比特出现，跳起勾魂的舞蹈。他突然从箭袋里掏出箭射向来宾，令满座皆惊。”作家保尔·莫朗参加了波蒙夫妇的节日后，在日记里回忆：“人们赴这些节日并非为了跳舞，也不是要喝石榴汁或者嚼硬饼干，目的在于凑进一些集体生活场景，能有转瞬即逝的充沛表现。”让-路易·德·弗西尼-卢桑日则表示：“我并不否认参与这些节日者们所感受的自我陶醉有相当重要性。贵族们一向醉心于登台表演。从路易十四的‘游乐芭蕾’到路易·菲利普年间演出的卡斯蒂利亚小戏曲，其中还有18世纪了不起的‘社会戏剧’，绵延不断。”到20世纪，太阳王有了一个继承人，就是艾蒂安·德·波蒙伯爵。他在短暂的“咖啡会社”上是个主宰，但是他一过世，“咖啡会社”就消遁了，1951年，查理·德·贝斯特吉在威尼斯操办了最后一次崇尚贵族旧道德的大规模“咖啡会社”舞会，可以作为一个告别典礼。

    取代“咖啡会社”的是Jet set，即“喷气一族”的流行文化。但“喷气一族”其实不可与“咖啡会社”相比拟，它只是一小撮富豪炫富耀威的封闭场所，甚至缺乏没落贵族的高雅气息。至于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一度席卷欧罗巴社会的“耶耶风潮”（Ye-Ye），其主调并非炫富，而是追求自由。人们恣意演泄，在放荡中失去常态，从中求得欢乐和最大幸福感。一阵过眼云烟，与欧美的“咖啡会社”文化不可同日而语。“Ye-Ye”本是英文美语“Yes”的拟声词，衍生为一种美国摇滚乐名称，由法国时髦歌星塞尔日·甘斯布演唱“耶耶歌”传播开来，变为法国少男少女聚会歌舞、崇尚自由放浪的口头禅，谈不上跟“咖啡会社”一脉相承，况且现在似乎已经自生自灭了。

    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追怀法国现代历史上的“美好时代”，不忘畴昔的辉煌——那些散发咖啡浓香的岁月。巴黎奥赛博物馆、珀蒂博物馆和马克西姆博物馆等文化圣地先后举办展览会，怀念“美好时代”的缪斯，“现代巴洛克女王宓西娅· 赛尔”。因为这位杰出女性是“美好时代”的风雅化身，崇高的审美对象，特别体现出了“咖啡会社”的文艺核心素质。早先，法国音乐家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在1907年将他谱曲的《天鹅》敬赠给宓西娅，用美妙的旋律将这位女性奉为“圭臬”。弗朗西斯·普朗克又于1924年把他的芭蕾舞曲《雌鹿》总谱题献给她。可见宓西娅在“美好时代”对巴黎文艺界的强大影响。

    事实上，在宓西娅周围汇聚了李斯特、弗雷、萨蒂、格里格等年龄不同的优秀作曲家，以及毕加索、雷诺阿、波纳尔、土鲁斯-劳特累克和瓦洛东、维约尔等天才画家，以及高拉多、勒韦迪、马拉赫美、保尔·莫朗等作家和诗人。莫朗赞誉宓西娅不愧为“法国文化史的光辉篇章”。她一生三次嫁人，但没有子女。自1917年幸遇可可·香奈儿，宓西娅倾其全部身心培养她，将其引进佳吉列夫的艺术圈，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表演服装，从而使她声名鹊起。1929年，佳吉列夫在威尼斯去世，宓西娅和香奈儿一同赶往意大利奔丧。此后，宓西娅就总在威尼斯过冬。她日渐衰老，几乎双目失明，又被毒品缠扰，成了一个游魂，于1950年在水都凄惨死去。临终只有香奈儿守在身边。香奈儿悲叹地说：“她是我唯一钦佩的女性。”“时髦巴洛克女王”宓西娅逝世了。“美好时代”，连同“咖啡会社”，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也终于消遁，一去不复返。

    上文提到的贵族让-路易·德·弗西尼-卢桑日王子，在他的《回忆录》里追忆逝去的年华：“自启蒙世纪以来，社会从未如此近地靠拢艺术家。除了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以外，社会从中领略到了令人欣慰的震颤，参与了文艺创造的现象。”无疑，这是“美好时代”给一位“咖啡会社”精英留下的真情实感。可惜，“美好时代”连同他的民众艺术氛围都已是明日黄花，尽管有歌手列昂·波的激情呼唤：

    回来吧，我痛苦无边。想找回失去的幸福。回来，回来吧！

    今夏巴黎有一股历史回潮，狂热追怀曾经红极一时的黑人女歌星约瑟芬·贝克。这位异域歌舞女王从美国来到巴黎，曾经在鲜花簇拥中闪现在“放浪牧女歌厅”的舞台上，仿佛“夜巴黎”天空的一颗灿烂星辰，当年实令法京观众目眩。她很会迎合法国人的心理，推出歌曲《我有两个爱》，唱道：“我有两个爱，一是我的故里，一是巴黎”，歌声风靡法兰西大地。而今，法兰西共和国当局决定要把她的遗骸搬进先贤祠，跟伏尔泰、雨果一道安息，正式将“美好时代”的生活热浪再度推上时代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