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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
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在1930年代初在北平问世后，立即受到了热烈的好评。例如，赵景深在1934年为《我与文学》一书写的文章中，盛赞此书材料新颖广博，叙述美丽流畅，尤其在小说、戏曲等方面论述了别人从未曾见过的作品。1935年，《人间世》杂志在学术界与读书界发起推荐“五十年来百部佳作”，著名学者、作家叶圣陶、夏丏尊、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周一鸿等人，都热情地撰文推荐了此书。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则在1933年3月日本《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郑振铎特别对中国戏曲、小说有研究。长泽还认为，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与此书不可同日而语，实在差远了。事实上，直至九十年后的今天，很多国家的中国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还都把此书作为入门的向导与必读书。
但是，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后也曾遭受到令人惊诧的酷评。当时全国唯一公开发表贬评文章，而且是全盘否定此书的，是吴世昌。而吴是郑振铎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中文系直接施教的学生。
吴世昌先是在1933年3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此书的第二册，谈了在变文产生年代、词的起源、对唐诗的评价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这些本来是可以商榷讨论的，但是，吴文态度与用语都轻薄恶劣得惊人。例如，郑振铎书中提到唐代李群玉的诗“风格如温李而略为明畅”（按，后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亦有相同看法），吴对此表示“不免令人要大惊小怪”，“因为翻到李群玉诗，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的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我本来对于这本书的最低限度的信仰——本书至少可为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信仰——至此已不得不根本动摇”。吴某甚至还横蛮地教训起被公认为学识渊博的自己的老师，说郑振铎根本就不配写这样的书！ 且不说传统的尊师之道，这哪里还有一点点起码的学术态度？ 当时远在上海的“皆非素识，绝无偏袒之见”的陈子展教授，就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指出：“吴先生为文态度，似在陵轹他人，轶出讨论学理范围。”
对此，郑振铎只是写了一封信给《新月》编辑（载6月该刊），就有关学术问题略作答辩，“其余的空话，实在没有工夫去一一的分辨”，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泱泱风度。可是，吴世昌非但不接受郑振铎的答辩和陈子展的批评，却又在1933年10月29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信，说什么郑振铎声辨的五点，“其中只有最后一点的半点有理由（而这最后一点在拙文中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的五分之一）”，还无中生有地说连这“最后一点”也“据说是请某教授代作的”云云。这样一些刁钻促狭荒诞横蛮的话，即使我现在读起来，也感到义愤。但郑振铎却没有写反驳文章。
1934年3月，吴又在《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批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长文，其中虽然偶有挑对的地方（郑振铎后来再版时即改正之），但也有不少是胡批。如对六朝书简文，郑振铎明明是相当重视的（例如书中指出王羲之的书简为“六朝简牍的最高的成就”，认为六朝书简文还能见出当时一部分社会情态与文士生涯等），吴却说被遗弃了。但吴这回写的文章中总算也承认了：“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这比起在前回《新月》上的那篇来，态度似乎大有转变。我认为，这是与郑振铎异常难得的学者、师长风范有关的。
当时，吴虽然那样无理、无礼地攻击他，但他却仍然认为吴是一个略有才气的和爱国的学生，因而不予计较，继续爱护和帮助吴。（按，当时郑振铎是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工抗日会主席，而吴世昌是燕大学生抗日会负责人之一。郑、吴还和顾颉刚联名发表过有关公告。）郑振铎在创办《文学季刊》时，曾培养过很多北平的学生，发表过他们的作品。郑振铎也一视同仁地请吴世昌写稿。在1934年元旦出版的该刊创刊号（须注意，是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吴的论文《诗与语音》（吴文中写道：“谢谢西谛[按，即郑振铎]先生督促我，得以写成此篇。”）当时，刘半农教授看了此文后，给郑振铎寄来了指出谬误的文章，郑振铎又把刘文交给吴看，并热情鼓励吴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还表示可以在发表刘文的同时发表吴的答辩文章。吴世昌写成《〈诗与语音〉篇的声明和讨论》后，郑振铎就拿去准备刊用，后因故未能刊出，还特地写信向吴解释。（吴文后载1934年10月19日《北平晨报》，上述经过即是吴在文末自述的。）郑振铎当时已是闻名国内外的大学者、教授，刘半农当然也是，而吴世昌还不过是初出茅庐的一个普通学生。郑振铎能够这样关怀、帮助吴世昌，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 真可以借用吴后来教训别人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何等风度，何等胸怀，何等虚心，何等实事求是！”（《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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