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面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文中所说的画片,当是会动的画片——电影,更确切些说是电影中的记录片。是日俄战争时期拍摄的记录片。所谓日俄战争,是日军和俄军在中国土地上争夺中国土地的战争。这记录片当然是在中国土地上拍摄的了,无论是“示众的材料”或是“示众的看客”也当然都是中国的了。这就是说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砍中国人的头,“赏鉴”日军砍中国人的头的“看客”也是中国人。日军之所以要砍中国人的头,据解说是他替俄军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既是“据解说”,也就说什么是什么了。这一切都容易明白,只是文中提到的画片上的那些围观的“看客”的神情不知到底是怎么个“麻木”? 因为正是由于“麻木的神情”,才使鲁迅先生弃医而“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的。
我们没看见过那画片,鲁迅先生亲眼看见过,眼有所见,才能笔有所写,不妨借其笔下的既是“看客”又是“示众的材料”的阿Q,庶几得知画片中的“看客”之状了。
先看“看别人示众的阿Q”。“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
再看“看阿Q示众”的别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你瞧,“麻木”得还有一点儿人味儿么,“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兔死还狐悲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疗痼疾,为“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先生放下听诊器,拿起了作文笔。
数百年前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也曾扫了一眼“看客”。且看《梁山泊好汉劫法场》:“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盖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那些“看客”令施耐庵着实难以容忍的八成也是“麻木”,他干脆大笔一挥,让黑大汉抡起斧子“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斧子能解决问题么,数百年之后,在日俄战争的记录片中又成群结伙地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