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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晚清留日风潮兴起之后，中国与日本——特别是中国的北平及江南发达地区与日本两京之间，往来交通、人员交流十分频繁，也十分便捷。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之间政治外交、往来商贸、教育合作、旅行考察等等，留下很多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本文以平日阅读所见日本中国学家回忆录等资料为素材，聊一聊民国前期中国新旧书店、公私出版社等处，向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荐书卖书之趣事，也算是补充中日书籍交流史上一些具体的细节吧。
一
1931年早春，年轻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即将结束他在中国的留学生涯。他是三年前从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来到北京留学的。三年留学，他除了从师听课，读书学习外，还热心探访北京城各处的旧书店、旧书肆，对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书店可谓熟之又熟。在结束留学回日本之前，他又专门到中国南方去观光买书，先后去了南京、苏州、扬州、高邮、杭州等地。二十多年后，他写回忆文章记述自己的留学经历，在谈到淘书买书时，还不忘在扬州某书店被老板请吃“扬州包子”的事情：
乘汽车到达扬州市区，我寻访的第一站就是南牌楼的古书店。书店名不记得了，店主的名字则记着，叫丘绍周——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马褂的矮小老人。我把从苏州古书店得到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他马上说：“先生，吃点心罢！”就带着我穿过小城几十米的街道，来到一家小茶馆的二楼。……所说的点心，是包子。包子是扬州的名产，确实好吃。吃完点心，又穿越小城，回到他的书店，给我看书。书价非常贵，但不好辜负包子的好意，买下了二三种。买的什么书，记不得了。却记得因为嫌太贵终于没有买的，是吴翌凤的《吴梅村诗笺注》原刻本。（《高邮旧梦》，收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
介绍信是苏州古书店的老板邹君开的，吉川回到苏州后，邹君取笑地说：“你吃了丘绍周的点心了吗？”——书店老板业内互通声气、介绍买主、扩大经营范围、促进销售的事，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这些对于中国古籍又懂行又极富购买欲与购买实力的日本学者，是书店热心面向、十分看好的重要客官。1902年，内藤湖南到浙东参观访书时，也是手里拿了好几封京城罗振玉的介绍信的。互为传递、辗转联谊、互利互惠，书店与读者都是乐在其中、乐于其成的吧。
至于如吉川的老师内藤湖南等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的教授们，那才真正是民国书店的大客户、大买家。这些中国研究的大学问家们，与北京、上海的新旧书店老板，有着多种多样的经常性联系。书店对他们也是相当竭诚尽心。当内藤湖南在上海的中国书店买下了一套“金一百五十円”的《全唐诗》后，书店的回报，就何止是一顿点心？ 在内藤湖南文库中有一封信，写信者为金兴祥，用的是印有“中国书店”红字的信笺和信封，落款了当时书店的地址“上海西藏路大庆里一百十号”。从信中看：
殿版《全唐诗》全部已于前日由邮便寄上，想已收到。该价金一百五十円，减免一折，一百三十五円也。兹奉上三代金币一枚，请笑纳。
这一买卖，应该算是书店的一笔大生意，所以，不仅打九折，还“奉上三代金币一枚”，直接放在信封里。信非邮寄，而是托人亲自转交给内藤湖南的，所以，在信封上面郑重写明“内三代金币一枚奉呈”。写信人自称“晚学”，开头与内藤湖南有一番叙旧：“日前在京都趋诣尊前，亲聆教言……”可见是刚在京都面见过内藤先生，彼此可谓熟识。所以，这一枚三代金币（不论其真伪及来由），既是敦睦情感、对内藤买书的实际回报，也含有希望再来买书的促销之心。
还有一种促销是书店上门送书，供买书者预览挑选，当时琉璃厂、隆福寺的古书店，针对日本客户，常常这样做：
（琉璃厂的通学斋、来薰阁，还有隆福寺的文奎阁，）与这些书店打了招呼后，他们会把我想要的书和相关的东西送上门来。不只是这三家书店，琉璃厂、隆福寺的其他书店也常到我宿舍来送书。他们把各种书的“头一本”，即最早的一本用布包袱包着送来，常常是早上我还没起床，已有十多人拥挤在门房的屋子里等我。然后，我起床，与他们一一见面，见那“头一本”，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隔几天回话的，就说“看一看”。（《与书店打交道》，收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
送货上门，优先翻看“头一本”，还可以在手里盘桓几天，取舍任便，购书者受到的优待，令当今的我辈钦羡。民国初期二十年，日本学者在中国财力雄厚，哪怕是年轻的留学生，因国家公费或财团资助等项目，一般也都是资金充足，吉川曾说，即使是相当贵的书，也可以买得起，而且感叹——“中国的书，真是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啊”。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我在京都大学访学期间，赶上京都的“古书祭”（古书联合展卖），逛书肆归来，略带兴奋地与我的指导教授交流自己的收获时，他并无共情地说：“太费时间，我一般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买书的。重要的书，书店老板会通知我。”当时我默默感叹，中日学人的买书情趣不一样啊！ 现在想来，或许也更是大教授、大学者的地位优崇与时间紧张所致，并非中日的差别。
二
今年是中华书局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作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大企业，曾经也是业务上的竞争对手——先是在民国新时代因应国民新式教育进行教材竞争，随后的二三十年代，则先后兴起古籍整理编辑重印的热潮。中华书局有《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古籍出版，商务印书馆也推出《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丛书。在接受中国历史文化渊源有自的日本，包括各处官私藏书楼、图书馆以及高校里的中国研究专家和更广大的青年读者，必定是在中华、商务的营销计划之内。况且如商务印书馆自原亮三郎注资并联手创办开始，前后数十年间本就有不少日本人在华负责编辑发行的。这里介绍两则内藤文库收藏的日文新书广告，一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宣传广告，我所见到的纸上已是虫蛀斑斑，有点点空洞，这穿越近百年岁月的一纸广告，可看成中华书局百年史上“海外营销”的一个有力例子吧：
汉土学术，有《四库全书》，然卷帙浩繁，购置非易。本书局有鉴于此，特编辑聚珍仿宋版、精美印刷之《四部备要》，可谓易购易读之佳事。台端汉学造诣深厚，为研究之便，兹奉上样本一册见览。若欲购入，实在是书局之幸，也是一般学者之幸。
另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
敝馆近期出版《四部丛刊》，计有经部二十五种，史部四十五种，子部六十八种，集部二百十六种。兹奉上书目及样本一册于座右，敬希教正，并祈望向友朋推介为感。本丛书的内容及预约手续，另纸奉上。
另外，北京的“泉寿东文书藏”，为日本读者寄出油印书目，也可被认为是一份“代销书籍广告”。其中一份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目录》（民国十九年七月一日刊布），涉及以下六大类（细类及书名略）约百数十种文史语言典籍资料：
（一）集刊（二）单刊 甲种（三）单刊 乙种（四）专刊 殷虚发掘报告（五）史料丛刊（六）明清史料
目录最后特别附笔注明“泉寿东文书藏代购”——是“泉寿东文书藏”将书籍广告寄给与自己有联系的日本读者，然后接受订购，向日本邮寄。
介绍一下“泉寿东文书藏”，这是钱稻孙于1930年初私人开设的一家日文书籍图书室，以他个人丰富的日文藏书为主，加上向日本知识界征集而来的捐赠图书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向中国研究日本文学文化的读者提供阅读利用的方便。因为规模不大，就先设在钱氏自己北京的家里——北平西四牌楼受壁胡同九号。私人图书向社会公开，“泉寿东文书藏”具有了现代图书馆的性质。钱稻孙在日本知识界中有广泛的交往圈和人脉，所以，他在获得日文版赠书的同时，也顺便把中国的新版书籍向日本介绍，承担代购邮寄的事务。
三
这样就说到第三项内容，民国书店对日本读者广泛的函购邮寄业务。
根据吉川幸次郎回忆，琉璃厂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民国时期率先赴日本拓展书籍营销的旧书业老板。他不仅获得了很好的利润，更打开了回国后接受日本函购订单的业务：
他是琉璃厂几十家古书店中唯一有创新意识的人。在那与日本人做买卖的书店还很少的时代，积极主动地与日本人交朋友的，就是他。他还两度来日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开图书展卖会。同行们对他这种海外兴业行动，半是嫉妒，半是观望，而他以可观的收益证明了他的成功，也给同行中的观望者一个漂亮的回答。（《来薰阁琴书店》，收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
日本学者向中国的书店函购书籍，也是比较普遍的，到吉川幸次郎，已是第二代，他回忆当年从中国邮购书籍的情况：
我通过订购、邮寄的方式，从上海的书店买中国书，最早开始于大正末年，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时期，这方法是青木正儿先生教给我的。打交道的书店叫亚东图书馆，它就是出版、发行当时最先进的杂志《新青年》的机构。……其他书店的出版物，如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其他的活字铅印本、扫叶山房、文明书局等的石印本、有正书局的画册等，我也订购，他们都如约及时地给我寄来。从订购到寄到的时间，约两个星期。（《购书怀旧绝句》，收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中国访书记》）
时间是大正末年，相当于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几年。书店主要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扫叶山房、文明书局等。买书的方式几乎就是今天的“天猫国际书籍快递”，两个星期送达，在今天也不算慢了。顺便说一句，我有一次网购台湾省的书籍，等了一个半月才寄到。
文献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早年也曾多次到中国各地访书购书，他所作《中华民国书林一瞥》长文，对1931年以前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古籍书店，有一一介绍，具体到街巷门号、书籍经营特色及变迁、老板姓氏等情况——几乎可以看作日本学者向中国访书购书的寻宝图、指南手册。
在中国买书或函购的老前辈，应是东京中文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他1908年至1911年曾在北京居住，对北京的古籍旧书市场以及刚刚进入学术视野的甲骨文、内阁文库、《永乐大典》等的动向，都非常熟悉。在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是通过邮购方式从中国买入书籍，再在自己书店贩卖出售的。几十年间，随着时代文化动向的变化，购书重点从各种经史典籍、戏剧话本、艳词小说，变化到汉语辞典、教科书、古典研究著作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于中国经史典籍、中文图书需求种类的变化。
这里仅以内藤湖南一人为例，看看他的邮购收获吧：
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书信邮购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得到折扣优惠。
从上海中华书局买了《全唐诗》，得到九折优惠并“三代金币一枚”。
向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店函购了清张惠言撰《张氏仪礼图》。
从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购买《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共三部，分装二包邮寄。等等。
民国时期许多店铺，买卖是可以赊账的，某人某日买了什么，多少钱，写于店头看板或店内账簿，到一定时候一起交付结清。书店对于远在日本的函购者，也是一视同仁，书费、邮费一并都是可以赊账的：
钱当然不是立刻付。而只是在每年的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三次分付，而即使是到了这三个时间，全部付清书款的顾客也属少数。（《来薰阁琴书店》，收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译《中国访书记》）
我在内藤文库中还看到，来薰阁书店1931年10月24日向内藤湖南报告的购书书账，并附购书清单：
前蒙光顾各书，至为感念。敝店近因收书过多，需款孔急。请将别纸书价，即日汇平，以济急需。无任感荷，不情之请，望希先生原谅。……结欠书价共计大洋贰拾壹元五角七分。
大半年近一年之后，内藤先生才将所欠书款寄到来薰阁，而且还去掉了“贰拾壹元”后面的零头，书店回信说：
……蒙惠金念，圆已拜领，换算银洋二十一元正，已登入。尊账除收，尚短五角七分。已将账结清矣。希释锦念为荷。先生如需何书，尤望指示，无任企盼。……
将这些回忆录及书信中的点滴信息汇合起来看，真是雪泥鸿爪，岁月有痕。旧时书业界进取而谦恭，传承而开新的经营，以及中日书人之间围绕书籍交往的种种情形，跃然纸上，流韵遗响，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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