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鱼的命运与白令海峡的命运

    新闻里常常出现的捕鲸，是人类的古老操作。《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中写道：“弓头鲸能活到二百多岁，当这头鲸鱼宝宝出生时，美国还没有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沙皇俄国也未曾拥有阿拉斯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刚问世几十年，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将在五十多年后出版。在小鲸鱼的一生中，它将见证人类如何梦想乌托邦的到来，如何发展核能招来灾祸，人类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力量来重塑世界。”

    最终，“捕鲸业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帝国，一个认为文明应该有商业潜能，而商业该有文明开化潜能的帝国。捕鲸业展示了这两方面的潜能：一方面是将传教士带到‘这片未曾涉足的海上，这片有着实用价值的新天地’；另一方面是将‘文明开化世界的贸易’带到这里。美国神圣的事业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有实用价值。鲸鱼和它的捕猎者将天定命运论带到了海上。正如海军部长在1836年向国会报告所说：‘我们国家没有哪一方面的贸易比太平洋上的更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单是商品的交换，更是从海洋中通过劳动来获取财富。’”

    这只是白令海峡故事的一部分，多年来，这是一个不同势力角力的场域，从政治到经济，也深刻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态。美国布朗大学环境与社会史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北极地区能源史与气候史的芭丝谢芭·德穆思，曾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各地的北极社区生活多年。年少时在白令海峡亲身经历的与迁徙动物比邻而居的生活，更是奠定了其一生的研究志向。

    这本《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是首部关于白令地区的综合性历史著作，考察了白令海峡两个世纪以来的土地景观变迁和社会变化。

    开头所提到的捕鲸业并非只是美国人的专利，19世纪开始，美国人和俄国人给白令海峡的原住民带来了巨大冲击。商业捕鲸业的发展只是一个引子，外来者还对狐狸和海象进行捕猎，当然，还少不了20世纪的金矿开采。市场对资源的需求将外部世界与偏远的白令地区相联系，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态观念的外来者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攫取和掠夺，使得土著人自给自足的经济瓦解，当地资源也逐渐衰竭。

    白令海峡即俄罗斯到加拿大的北极陆地和海域，也就是包括阿拉斯加大部分地区和楚科塔北极部分的土地和海洋。旧日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尤皮克、楚科奇和因纽皮亚特等土著民族，还有鲸鱼、狐狸和海象等动物。他们和谐共处，度过了一个个春秋。

    也正因此，德穆思最先的笔触充满温情。她描述了一头弓头鲸宝宝出生的过程——“时值深冬，数月以来太阳低照，温度也很低，使得白令海远至南部的海面也结上了冰。鲸鱼妈妈找到浮冰上一块开阔的空间用以分娩。在倒转的蓝色晶莹的冰层间有一块是空心的，灰白色的宝宝被鲸鱼妈妈放在上面，呼吸了它的第一口空气。沿着这块浮冰薄薄的边缘，其他的弓头鲸妈妈也产下了它们的宝宝。伴随着一股血流，鲸鱼妈妈安静地产下了宝宝，小鲸鱼游入了海中，这片海是两万多头鲸鱼的家园。”之后，“在春日暖阳下，白令海表面的冰层向北漂移。鲸群也跟随着冰层向北迁徙”。

    鲸鱼群所经过的白令海，总是空旷苍凉。夏季时有风暴，冬季则覆盖着厚厚的冰层。这里是世界深海环流的终点。“源于北大西洋的水流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白令海，在此汇集了大江大河冲刷而来的营养物质。在海峡处，两个大陆向彼此靠拢，由于风和海底地形，产生了涡流。温暖的海水和冰冷的海水汇流，将铁、氮、磷等元素带到海洋表层。在海洋表面，这些元素遇到了夏日充足的太阳能，遇到了大气中的碳元素，形成了有机生命体。海水接触了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二百多种光合浮游生物成形了。这些浮游生物和藻类是白令海最原始的生命形式。亿万的浮游生物和藻类就这样在这片世界上最为丰饶的海洋生态系统安家了。”

    这些浮游生物通过不断繁殖，不断将太阳光转化为淀粉组织，使海洋充满能量，这些卡路里需要供养三百多种脂肪丰厚、成群成堆的浮游动物，“它们形色各异，从小虾、仔稚鱼到神话的缩影——水螅、触角怪以及由体刺、液囊和胶状组织构成的生物”。

    而这一切，都是鲸鱼的食物。它们会在六周时间里吃掉一个季度所需的食物，并孕育一个一吨重的宝宝。“在二百多年前，鲸鱼吃掉了白令海里一半的初级生物。”

    当然，弓头鲸也用它们的肉体供养着其他生物。“一些小鲸鱼宝宝成为虎鲸的口中之物。一些鲸鱼也成为人类的食材。每磅弓头鲸的肉比任何其他北极陆地或海洋的物种所含的卡路里都要高。连一头一岁的小弓头鲸都够一个村庄吃半年的。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以及沿岸的楚科奇人是最早捕猎小鲸鱼的人。”

    当地土著猎鲸颇具仪式感，也非常残酷。他们合力将鲸鱼拖到冰面或陆地上进行宰割，“全村一起出动将鲸鱼的皮、鲸脂、肉和骨头相分离，空气中满是血腥之气。光是鲸鱼的舌头就有一吨重。孩子们也在宰杀现场，嚼着小块的鲸脂，脸上泛着油腻腻的光。除了骨头，弓头鲸的每个部位都进了人类的嘴巴，从心脏到肠，再到据说能够预防坏血病的鱼皮。女人们把肉埋入冻土层里以便能够储藏度过夏日。鲸脂也被保存起来，可以食用，也可用以灯盏的燃烧，为半地下的房子供暖；一些房子的梁架就是用弓头鲸的腭骨做的。”

    而且，在长久的捕鲸过程中，土著们还形成了一套按社会等级分配的机制——“上好的尾鳍上的肉属于最先下鱼叉扎住鲸鱼的船只，鳍肢属于第一只和第二只船，鲸鱼下巴低一点的位置归第四只和第五只船。还有一些人没有分到，比如老人、弱者和寡妇，丰裕的家庭就需要照顾他们了，就像鲸鱼将自己奉献出来一样，他们需要把得到的鲸鱼分给这些需要的人。”

    不过土著居民并未料到，鲸鱼还会成为“将工业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吸引至白令陆桥的重要因素”。

    德穆思写道：“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类对能量的控制利用。商业捕鲸船就是其中的先锋军，船上所载的未必是革命者，而是意图将鲸鱼的躯体变为商品来获取利益的人们。他们杀戮鲸鱼，获取利润，是基于市场在不断增长的预期。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鲸鱼不是用来贩卖的，而是被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看作生灵。这些人也捕猎鲸鱼，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转世轮回，万物难以久长。在商业捕鲸船出现后的几年中，鲸鱼自己也认识到了美国船只的危险，并学会了一些行为来躲避这些捕鲸船，以对抗商业对它们的渴求。”但很显然，这一切是徒劳的。

    当然，不能将《浮动的海岸》视为一本单纯的“外来文化侵蚀土著文化”之书。因为在此之前，土著族群之间的争斗和屠杀就从未终止。“政治争夺一直在白令地区上演，无论是争夺领地、贸易、奴隶，还是为了复仇或是因为信仰的差异。当邻近部落一个法力高强的女萨满将戴着手套的手伸进火中把武士的心脏从胸膛中扯出，当楚科奇的牧民为了奴隶洗劫了尤皮克村庄，除了开战还能做什么呢？ 有些战争是在有着同样语言的部落间爆发的，因纽皮亚特的凯塔格缪特部落的老妇人曾被卡内格缪特的男人切成碎条，放在鱼架上晒干。”

    也就是说，悲惨的命运，从不仅仅属于鲸鱼，也属于人。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艰难生存空间，所以鲸鱼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它使人们在北极的夜晚也能看见光明，使人们能够忍受酷寒、填饱肚囊。它有着鲜活的灵魂，它是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因为它死后的躯体能够供养人类生存，它能够使一部分人获得权力，它使人类共同劳作；因为它，人类有了诸多期许和仪式，有了关于历史的看法。”

    这一点当然与外来者不同。在外来者看来，鲸鱼并不具备这些意义，仅仅是商品而已，是能够马上换成货币的自然物，“这些货币又能变成其他很多东西，比如个人财富、地区权力、铁路投资、奴隶种植园或国家荣耀的某些观念”。

    在外来者眼中，弓头鲸的商业价值主要在于它鲸脂中浓缩的能量，还有鲸须。“19世纪的美国捕鲸船若捕到鲸鱼，是不会把其当作食物的，鲸鱼的脂肪为这个正走向机械化的国家提供了润滑剂。首先，它可以润滑缝纫机、钟表、轧棉机和织布机。在塑料和弹簧钢还没被发明前，鲸须可用于生产鞭子、阳伞、雨伞……帽子、吊袜带、颈托、手杖、花饰、坐垫、台球桌、钓竿、探矿杖、刮舌板、笔架、文件夹、切纸机、画家用的绘画支架、靴柄、鞋拔、刷子和床垫。”

    此外，精制鲸脂可以成为上等的肥皂、香水的原料，以及高质量皮鞋的填充物。果园和葡萄园将鲸脂用作杀虫剂，作为涂层“防止绵羊啃咬树苗”，也作为化肥。鲸脂里贮存的能量并不能直接为工业提供动力，动力来自水车以及木头、煤炭和石油中的碳，但是鲸鱼制品对于纺织业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家棉纺织工厂一年大约能用将近七千加仑的鲸油——这需要从三头抹香鲸身上提取。绵羊剪毛前需要在其身上涂抹一层鲸脂，机器织布前也需要在纤维上涂一层以使其强韧。

    最重要的是，鲸鱼身上贮存的能量可以化身为光。“在新英格兰，从17世纪30年代起鲸油就已经用于照明。19世纪早期，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室内照明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将化石燃料进行提炼用于燃烧煤油灯。灯油大多来自动物脂肪或是植物籽油。鲸油，特别是抹香鲸油，能够制造出最为明亮的灯。它还不会像猪油脂一样，燃烧起来有一股培根的味道。鲸油也不像莰烯那么易爆。在波士顿、纽约以及普罗维登斯等其他东部城市里，日落早且冬日漫长，燃烧鲸油的灯盏照亮了家和工厂，点亮了街灯和火车上的照明灯。燃烧鲸油的灯塔指引着船只归家。从远方海洋获取的能量成为人们日常居家、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生活关系紧密，而使用它们的人可能从未看见、触摸或是品尝过鲸鱼。”

    在美国的历史上，鲸类资本从来都不是美国国家生产的重要部分，在19世纪50年代也只占1%，到60年代就更少了。“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却是第三大产业，紧随鞋袜业和服装业之后。一些家族从鲸脂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然后将这笔钱投资到其他工业，如造船业、铁路业和棉纺织业。浓缩的能量变成了巨额财富。”

    继而来到的是美国海军，它将捕鲸变成了国家利益，也让美国海军开始进入太平洋。1925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称此扩张之举是美国鼓励“不断繁荣的商业和渔业”的一部分。而在美国政治家和金融家看来，捕鲸业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利润可以支持商业和国家扩张。而在这种历史叙事中，鲸鱼的死亡不值一提。

    美国人并非唯一外来者。在这片土地上，“美国引入了土地私有制，并慷慨地分配了采矿权；苏联则尝试集体化，将土地和资源划分在共同所有权里。集体化捕鲸与尤皮克村庄传统的收成再分配方式相得益彰，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即使如此，外来者仍然破坏了这片土地的生态体系和原有的经济体系。

    在德穆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历史不可分割，白令海峡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捕鲸者和驯鹿牧民、贪婪的资本家和乌托邦规划者、满怀希望的探矿者和渴求原材料的政府官僚，他们共同塑造了这段关于自然的历史。

    一切已经过去，在捕鲸热之后，人们又将猎物转向海象、狐狸、驯鹿、黄金和锡，最终陷入停滞。白令海峡不再具备旧时的经济价值，也因此变得萧条。而那些生物与人的命运，也很少再被人提起。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美]芭丝谢芭·德穆思著，刘晓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