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儿童文学美学观念研究

    价值功能与评价标准建设是儿童文学事业的核心问题，代表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束先生在考察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研究文章中，均都深刻贯穿这一理念。

    阅读束沛德先生写于1956年、1957年的两篇经典儿童文学评论文章，时隔66年依然可以获得对当下儿童文学美学建设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一现象启示我们，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文献研究尚有很大的开垦空间。束沛德先生用“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来概括他的文学道路，他为人为文的务实低调、执着真诚是作为晚辈的我们要去积极传承的精神财富。束先生对当代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总是自谦自己为“跑龙套”。他长期不遗余力潜心于儿童文学组织服务工作、参与策划论证儿童文学事业发展重要决议、持续推进儿童文学重大活动、紧跟儿童文学创作思潮与发展走向开展理论批评研究、倾其全部力量热忱扶植新人，束先生“为儿童文学鼓与呼”的朴素情怀，很典型地代表了百余年来我国一代代儿童文学人的赤子之心，正是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奉献，才开创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景象。

    重返“儿童文学”基本审美属性

    1957年2月束沛德先生研究柯岩儿童诗的成果《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既代表了束先生本人在刚接触儿童文学时间不长时即对儿童文学本体特质的精准理论把握，又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及研究的多向度审美价值开拓。束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情趣”这一审美范畴，对我国儿童文学美学原理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这一范畴可以与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学者们多注目的“趣味”比照理解。1932年陈伯吹在《儿童故事研究》一书中提出18个儿童“趣味”审美范畴，系统研究儿童文学作品中最能调动孩子欣赏注意力、最直接促成儿童审美活动发生的那些根本性、关键性的“文学”内容。这些基本的“儿童文学”审美属性在特别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价值与教育功能时，往往容易被成人话语遮蔽与代替，久而久之丢失儿童文学的本体审美属性。1950年代初，束沛德先生在严文井先生的教导与影响下形成了清晰而深刻的儿童文学美学标准——“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

    “情趣”延伸了“趣味”的精神主旨，但一个“情”字，更突出儿童生命主体对“趣味”的建构，突出“趣味”是个动态的、始终以情感主体作支撑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束沛德先生以柯岩的儿童诗为例，发现了“情趣”可以作为儿童文学基准的美学尺度，并系统论证了“情趣”究竟从何而来，他的这些研究，是有关于儿童文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建设的双重理路。他指出“情趣”从生活中来、从儿童世界中来，通过作家创造性的构思和想象，从行动中来揭示儿童性格；提出我们不能用功利主义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要重视儿童文学的美学要求。追求作品趣味性不仅是满足儿童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为了把儿童一代培养成为未来的活泼、乐观、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只有当作家在儿童面前揭示出生活中有趣的、美好的、新奇的事物，才能使儿童的想象丰富起来，思想开阔起来，并坚定、乐观地奔向共产主义的未来”。束先生的思想全面涵盖了儿童文学活动中价值主体的各个角度，特别是他对“情趣”内涵有深入挖掘——连接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审美实体，它的价值内容建设是影响儿童文学成败的关键。束先生对“生活”“儿童想象”“儿童行动”这些要素的尊重与强调，对儿童文学基本美学原理建设持有的求实精神，使得我国现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思想在当代获得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童话”的基础美学原理

    其实，束先生于更早时候，也就是1956年3月写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一文，已经显示出他对儿童文学深层次艺术问题的敏感与关切。在这篇文章中，他紧扣“真实”——这一生活与艺术逻辑的价值底线，对欧阳山的童话《慧眼》作了非常中肯的批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对于活跃当时的儿童文学学术空气、促进理论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在文章中，束先生提出了“只有生活的真实才是童话的基础”这样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他指出《慧眼》存在着虚构和现实“生硬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慧眼》的幻想没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本质和规律深刻穿透把握的基础上，只是简单、孤立地移植传统童话形象，才造成了幻想逻辑对生活逻辑的破坏。束先生最终得出，《慧眼》作者对童话与儿童均了解不深入，导致了童话在艺术上是枯燥无味的，不能帮助儿童通过童话的形式去理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能启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更不能引导儿童展望崇高的理想境界。从具体的文本案例出发，束先生探入的是“童话”最基础的美学原理问题。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思维，童话的幻想逻辑究竟生发于哪里呢？ 童话如何立足时代创新发展呢？ 束先生回到艺术发生的根部，聚焦“真实”这一物质基础去讨论艺术的创造性问题，这一主旨把握即便对于今天童话文体的建设，也非常有指导意义。

    文学创新的关键要点

    束先生长期在文学组织体系、文学实践工作领域的经验积累，为他的儿童文学研究赋予宽广深邃的学术视野、灵动鲜活的问题意识与创新发展的价值追求。他长期鼓励支持儿童文学的艺术创新，非常不容易。创新是艺术的生命线，但创新思维在不同时期总是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束先生的本职工作是重要的文学组织者身份，可是他从1950年代以来至今的儿童文学研究，却始终将“创新”这根灵魂线索贯穿始终，这实属可贵。在他的著述《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写在卷首”的开篇，他这样说，“凡事讲究一个‘真’字，一切都求真务实，做事要认真，待人要真诚，为文要真实。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毕生努力登攀的目标”。坚守“创新”是他“求真”精神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更是他对文学艺术事业葆有崇高的理想情怀最集中的体现。

    1986年束先生写有《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一文，直面新时期儿童文学更新换代的新格局与精品太少的严峻现实，他指出“认真探讨儿童文学的创新问题”成为关键，而且“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回答创新与时代、创新与当代儿童的特点、创新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时隔36年，看束先生关于儿童文学创新关键要点的概括，依然直指当下儿童文学事业向高峰攀爬过程中面临的瓶颈问题。束先生给出的具体路径非常有针对性：应当更好地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必须从我国当代少年儿童的实际情况出发，要与当代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欣赏水平相一致，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创新要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要为儿童文学的探索、突破、创新打开一条宽广的路子，创新需要勇气，而勇气来自于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一代的历史责任感。束先生关于儿童文学艺术创新全面深入、务实前瞻的思考，来自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儿童文苑躬身实践的劳作。

    体系性儿童文学思想成果

    从195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束沛德先生个人的文学才华与人生理想便与培养未来人的责任与使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大学时期束先生接受过赵景深先生的儿童文学启蒙，工作后接受严文井先生的教导，他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精神的重要传承者，也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事业的重要开创者。他1955年、1986年参与起草作协关于儿童文学的两个决议，1986年、1988年主持两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议，1987年、1992年参与、主持作协举办的首届、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199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的评论员文章。因为作协书记处书记与儿童文学评论者的双重身份，束先生长期以来主持参与了大量儿童文学重要会议与活动，笔耕不辍对儿童文学整体发展、作家作品、理论建设均有系统的跟踪研究，全面关注到儿童小说、童话、童诗、幼儿文学等各文体文类的发展，长时段大量的研究文章形成了体系性的儿童文学思想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当代儿童文学历史信息与学术思考。其中有几个角度的观念特别值得当下借鉴：

    一是束先生对我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与前瞻性展望，对其中关键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厘清与剖析。1992年在《回眸与前瞻》一文中在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束先生指出未来儿童文学发展一不能离开社会大环境，二不能离开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兴趣，三不能离开国际儿童读物的潮流、行情。为此他提出要更加重视儿童文学的多种功能，更加重视不同年龄段儿童文学的不同特点，与现代传播媒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创作风格上更加多样化。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趋于繁荣发展，其建设成就正是围绕在束先生所预判的这些方面而获得的。他的观念的开放睿智与问题角度的精准，对当下儿童文学发展依然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是束先生对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价值功能、评判标准等儿童文学价值论视域的理论问题非常敏感，这一意识贯穿他的研究始终，这是他对小读者关注和尊重的切实体现。2010年在评价《中国儿童文学60年（1949㔉2009）》这部文献时，他从其中所收文献看出了60年来我国儿童文学价值理论建设的变迁，“从张天翼提出的为孩子写作品的‘两个标准’（有益处、喜欢看），陈伯吹被批判的所谓‘童心论’，到‘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从一味、片面强调儿童文学教育作用到全面认识儿童文学多方面的功能，让我们欣喜地看到60年来儿童文学价值观念、评判尺度的变革、更新”，束先生的这一历时总结非常有思想。

    价值功能与评价标准建设是儿童文学事业的核心问题，代表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束先生在考察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研究文章中，均都深刻贯穿这一理念。2009年他在《开拓·探索·创新·嬗变》一文中对新中国儿童文学60年作总结时，指出“对儿童文学功能的认识更完整、更准确了，越来越重视全面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深切地认识到，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作用都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愉悦来实现，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地把握文学‘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特征”。他的这一概括把握住了我国儿童文学进步发展的根本面向，他指出正是由于我们正确处理好了四个方面的关系才取得这些成绩，其中一个关系是“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些思想认识关系到的都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束先生的观察与思考能够积极促进该领域问题的后续研究。

    三是束先生对当代儿童文学思潮、文学活动现象、作家作品及时有力的跟踪研究，精准的理论把握与对儿童文学事业的赤诚之心为后辈学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从1950年代的两篇经典评论文章开始，束先生就确立起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深度融合的学术路子，他擅于从具体文本个案中敏锐发现重大理论问题，及时予以呼应于思想阐释，进而对创作作出有针对性的引导，这样的评论才是有见地的、有生命力的。束先生的研究文章都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琢磨，从中抽取他看重与肯定的价值要素，基本上就是儿童文学在一般原理上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角度。比如评李东华的《焰火》，他看出了作者“精神的成长，心灵的成长，笔力的成长”，他用“赤子情怀与传奇色彩”来定位张炜的《少年与海》，对赵丽宏的《童年河》他说“天真比才华更重要”，对张之路的《千雯之舞》他强调“贵在独创”，对曹文轩的《草房子》他用“内蕴丰厚、艺术精致”来高度概括，对樊发稼的评论特色他用“激情似火、胆识过人”来凝练，他对浦漫汀鲜明的儿童文学主张有五点总结分析……对每一个研究对象，他都能智慧地量身打造出“这一个”的特色与贡献，这既需要高度的专业敏感与理论素养，更需要的是对事业无比的忠诚与热爱，才能铸就这一份充满情与力的学术对话。

    束先生说，能为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他用跨越世纪的历史长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儿童文学思想需要我们持续深入地展开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