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致的经典研读中探讨女性性别问题

    ■安乐哲（Roger T.Ames） 李骏博（译）

    能够坐下来为王堃的这部新著作序，我深感欣慰。《坤道与空阙:“女性”的诗性正名》以儒家视角深入、细致地切入并探讨女性性别问题。王堃的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是，从细致的经典研读中产生哲学洞察力，并将此洞察力贯穿在研究当中，而她的研究出发点很恰当地落实在《周易》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上。在道家和儒家的诸经典中，有这样一些经典文本，它们在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典范表达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同样可作为中国早期宇宙论的文本证据。然而，在持续获得中国历代学者的研究兴趣上，以及在对于儒家自我理解的影响力上，也许没有一部文本足以与《周易》相媲美。在任何意义上，《周易》持续保留居于儒家经典的首位。这的确是一部开放式的经典，关于它的注疏、传文以及诸家评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积累，凝聚为一套关键术语，这套术语的形成意味着一个不断演进的儒家宇宙论的确立。

    在很大程度上，王堃是依据《易传》所表述的过程宇宙论（process cosmology）展开其研究的，而《易传》则成为其阅读和理解儒家文本的解释背景。她对性别问题的反思是以“变通”的“侧面性语言”（aspectual language）来建构的，在此诗性的语言中体现出一种生态的、生成性的构思。游于诗性语言，她致思于一种既演变而又持续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如何历时性地沉淀并表现在中国语言文本的结构与内容中，这种生长着的文明如何在其中得到延续。关于无限复杂的生命的生成，这里有着一种敏锐的宇宙论意识，即“恰在‘当下’的无尽繁育”（ceaseless procreation in the very“now”）中生成着无限生命的宇宙论。这种意识关乎《周易》中“生生不已”“生生之谓易”所表达的持续而必然的转化（transformation）的深刻意义。而此生生的过程在《易传》有关“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这段文本中获得了规范性的地位。

    在王堃的著作中突出表现了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的宇宙论通常被理解为我们自身观念向宇宙的投射，这些观念源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生活方式的设想：法律与秩序、爱与冲突、战争与和平，或许最根本的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已深度性别化了的关系（relations）。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导言部分强化了关于我们宇宙论起源的这种设想，他认为一切哲学探究的开端就在于，主体在担负起对世界进行哲学化这一挑战时对其自身的自我理解。

    王堃著作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她对于“语言本体论”（the ontology of language）的兴趣——使主体哲学化为“语言动物”的根本性的话语本质，以及把世界言说为存在的自然语言能力。最近在一个研究生研讨课上，我用了王堃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主要以荀子的“正名”思想为例，通过对“正”的传统翻译“rectification”的分析，揭示了把“正名”当作逻辑-语义学意义上的“矫正名称”这一流行的误读。在过程宇宙论中，“真”是由演化的“适宜性”（appropriateness）给出的，这种适宜性只能实现在话语共同体本身的语用学当中，并且必须依据实际情况的随时变化进行前瞻性的调整。约翰·杜威看到了那些诉诸一整套的理论、固化的定义、以及可回收的概念来进行哲学思考者的职业病（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并称这种积习无异于“哲学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

    在这部专著中，王堃就一套术语及其相关含义与相互关联给出了细致、精密的叙述，在原始经典文本与早期现代的宋明理学所构成的儒家传统中，她揭示了这套术语所经历的“实体转化”（transub⁃stantiation），并对此术语给出了以性别问题为中心的表述。这套术语包括阴阳、乾坤之道、乾坤之德（virtuosity）、以及德的不同方面在乾坤上的分配，例如“诚”“仁”“礼”分配于“乾”，而“敬”“义”“智”分配于“坤”。在她对性别语言进行“正名”的尝试中，她将此计划视为一种语用学的探索与梳理，即在话语共同体自身之中，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之中，探索语境的变化如何贡献于语言意义的化生。她的分析始于这样一种理解：这些术语在相互渗透且相互蕴含的意义上总是有着“侧面性”（aspectual）意蕴，并且它们总是处于持续变化的过程之中。比如，在乾坤之道中得以区分的每种德都在包容着其他各德于其中而获得其必然的位置的。不存在使它们分离或独立的二元论。并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在范畴意义上是阴的或阳的，而恰恰是在阴阳当中，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特定而变化的语境的功能。

    植根于《周易》文本的基础上，王堃将其研究带入到对朱熹关于女性伦理的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分析中。尽管乾德是公共话语的来源，而坤德从属于它，可正是后者作为一种积极的“空阙”（positive absence），先于作为对象语言的公共话语的建立，并作为言说私人经验的元语言，给出了对公共话语的解释。是乾德、坤德之间的关系设定了对象语言，也正是乾道、坤道之间的协作构成了元语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坤道本身正是元语言的基础，那么在女性的私人经验中培养女性之德（坤德）对于公共话语的建构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朱熹非常重视与父系家族生活样式密切相关的坤道与坤德。

    王堃的论证具有深刻的内涵。完全的平等和自主在古希腊的实体本体论中是两种崇高的价值，因为严格的同一性——自足存在者（L.perse“它们自身”）及其实现（G.telos）的同一性特征（G.eidos）的复制——构成了知识的逻辑，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在向我们保证了可证明真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中，这是A与-A无矛盾原则的基础。

    但相比之下，《中庸》阐明了《周易》中“过程宇宙论”的潜在假设：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在《周易》的宇宙论中，万物各有其位，各是其所是，万物各自获得其差异性的存在是整个自然的生态世界成为其自身的必要条件。天虽大，无地无人亦无天。不同于古希腊实体本体论中简单的平等与同一，中国儒家传统主张“和而不同”（relational equity and an achieved diversity）。王堃恰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小孩子喝牛奶强身健体，而爷爷喝红酒促进睡眠，这就体现了“和而不同”。一个幸福的家庭中的各种不同，恰恰使家庭中的每个人成为各具差异，各成其性。

    （本文为王堃著作《坤道与空阙:“女性”的诗性正名》（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8月出版）序言。作者安乐哲（Roger T.Ames），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译者李骏博，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