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的海外传播：《论语》外译简史（上）

    《论语》是中国儒学的代表性著作，其在海外的译介沿着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展开。中国主动外译《论语》始于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于1898年翻译完成的《论语》英译本。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论语》已被翻译成30多种外国语言文字。

    《论语》的东方传播

    在东方，《论语》先后传入越南、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论语》传入早期以汉文形式传播，16世纪以后，《论语》才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1． 越译简史。

    据历史推断，越南应是接受《论语》最早的域外国家。公元前206年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建立南越国，《论语》等儒学经典随之传入越南。早期，《论语》以汉文传播，13世纪随着汉喃文的出现，《论语》开始以汉喃文传播。184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用拉丁化文字代替汉字和汉喃文，20世纪中前期，汉喃文逐渐被国语字文所取代。由于越南的历史及文字系统变迁等原因，其《论语》越译本少于韩国和日本。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越南译本始于2010年代，截至2019年只有1部。黎巧萍越译《论语选译：汉越对照》，收入“东方智慧丛书”，2015年出版。译本包括原文、中文今译、越译文、中文解析、越文解析。

    2． 韩译简史。

    公元前1世纪《论语》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在韩国文字被创制之前，《论语》一直以汉文传播。韩国翻译《论语》经历了吏读、口诀、释义、谚解本、近代译本、现代译本、多元译本几个阶段。吏读和口诀是借用汉字标注汉文中没有的助词和语尾，便于阅读和理解。1443年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创制完成，汉文《论语》开始被谚解翻译。

    谚解本：据韩国学界推测，李滉的《论语释义》译本初版于1557年。该书并不是对全文进行翻译，只是给疑难部分加以谚解。其后由校正厅于1590年出版《论语谚解》，李珥的《四书栗谷谚解》于1749年出版。这三个译本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其特征是在《论语》原文上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译文附在后面。

    近代韩译本：1900年至1945年，译本数量逐渐增多，主要面向普通大众。最具代表性的译著有三部：崔南善的《少年论语》（1909），儒教经典讲究所出版《谚译论语》（1922），文言社出版《言解论语》（1932）。《少年论语》是《论语》的节译本，内容主要选取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译文采用意译，语言通俗易懂。《谚译论语》和《言解论语》主要依据朱熹的《论语集注》，译本包括原文、字解、训读和意解，其中汉字原文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字解是逐字对原文进行解释，训读是译文，意解是历史背景介绍和解读。这一时期的译本除了译文通俗易懂之外，还增加了注释和解读，更加贴近一般民众。

    现代韩译本：1946年至1990年，译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学术性与通俗性译本并存。该阶段主要译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慎弦重的《（国文版）论语》（1955），李家源的《论语新译》（1956），李乙浩的《论语》（1958），论语研究会的《论语全解》（1959），金钟国的《（国译）论语》（1959），车柱环的《韩文论语》（1964），表文泰的《论语》（1965），朴一峰的《论语》（1973），李乙浩的《韩字论语》（1974），桂明源的《论语》（1975），都珖淳的《（新译）论语》（1977），李明奎的《趣味阅读论语的方法》（1983），安炳周的《论语》（1984），金学主的《论语》（1985），李民树的《论语解说》（1985），张基谨的《论语新译》（1985），金钟武的《论语新解》（1989），金敬琢的《论语中庸大学》（1989），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个译本是车柱环的《韩译论语》（1964），李乙浩的《韩文论语》（1974），金学主的《论语》（1985），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车柱环的《韩译论语》（1964），译文放在前面，原文置于书末，读者即使不看，原文也可以理解《论语》。李乙浩的《韩文论语》（1974），译本主要包括译文、原文、注释，译文简单易懂，大量使用日常用语，对原文难懂的地方进行详细解读。金学主的《论语》（1985），附有长达100多页的《论语解题》，是现存《论语》译本中解释最为翔实、全面的译著。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主要依据朱熹的《论语集注》，注解详细，作为汉语学习教材被广泛使用。

    多元译本：1991年至今，译本数量大、类型多、风格多样。据统计，1990年代韩国境内共发行100多部《论语》译著，2000年以后数量更多。多元化时期《论语》译本的主要特点是译本类型多，新增大学教材、漫画、儿童读物等；译本风格多样，包括变译本、叙事性译本、文学性译本、趣味性译本等；译者除了学者和研究人员，还包括非专业人员。19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如金都炼的《朱注今释论语》（1997），译本包括原文、译文、朱子注释译文、丁若鏞注，并且比较和解释说明了朱子注和丁若鏞注有分歧的地方。2001年，金容沃在韩国电视台讲《论语》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重新阅读《论语》。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韩译本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4部，包括金春英韩译《论语图解：中日韩英对照》（2005），译本图文并茂，包括插图和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韩译文、英译文。孔祥林编译《论语：中韩文对照》（2008），译本包括原文、在原文上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中文今译、韩译文，此外还附有附录，包括孔子生平、孔子家谱、春秋时期各国地图及与孔子相关的图片。朝鲜族金应俊韩译《论语：汉韩对照》，收入“大中华文库：汉韩对照”（2009），译本包括原文、杨伯峻的中文今译、韩译文。孔健（又名孔祥林）主编《中英日韩四国语论语》（2012），译本包括原文、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韩译文。

    3． 日译简史。

    公元3世纪，《论语》传入日本。当时日本还没有本国文字，《论语》以汉文传播。平安至明治时期，《论语》以汉文训读传播。明治以后，《论语》现代日译本出现，二战之后译本更加多样化。

    日本流行的有代表性的《论语》日译本主要包括：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1933），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1938），金谷治译注的《论语》（1963），贝塚茂树译注的《论语》，（1973），吉川幸次郎翻译的《论语》（1978），宇野哲人翻译的《论语》（1980），宫崎市定译注的《论语》（2000），永井辉翻译的《论语》（2001）。

    其中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1933），1933年初版，以学术翻译为主。金谷治译注的《论语》（1963），是战后日本影响最大的日译本之一，多次再版。译本为文库本利于随身阅读，包括汉文原文、汉文训读、现代日译文、词语注释。其特征是译文忠于原文、简洁流畅，尽量不加注释和解读，词语注释附于书后，便于检索。吉川幸次郎的《论语》（1978），以历史研究的视角对《论语》进行分析和注释，对蕴含其中的中国智慧做出文学性解读，译文简洁流畅。吉川幸次郎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之一，二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译者通晓中国历史文化，熟悉日本读者的思维方式，运用较为适应日本人理解的方式表述。宫崎市定的《论语》（2000），运用训读和现代日语两种翻译手法，兼顾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永井辉的《论语》（2001），采用现代口语翻译，译文准确简练，省略汉字和注解，适合初次阅读《论语》的读者。

    中国主动将《论语》翻译为日译文始于2000年代，截至2019年共有9部，包括徐志刚编译《论语精选综译：中、英、日》（2001），译本包括原文（繁体、简体）、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郭君武日译《论语：中日文对照版》（2004，2014线装版），译本包括原文、日译文。孔祥林编译《论语：中日文对照》（2007），译本包括原文、汉文训读、中文今译、日译文、附录，其中附录包括孔子生平、孔子家谱、春秋时期各国地图及与孔子相关的图片、常用语句索引。肖开益日译《论语图解：中日韩英对照》（2005），译本图文并茂，包括插图和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韩译文、英译文。孔健（又名孔祥林）日译《论语：中日文对照》（2008），译本包括原文、汉文训读、中文今译、日译文。孔国栋日译《论语全译：中英日对照》（2008），译本包括原文、导读、日译文。孔健译《论语：汉日对照》（2009），收入“大中华文库：汉日对照”，译本包括原文、中文今译、日译文。孔健主编《中英日韩四国语论语》（2012），译本包括原文、中文今译、英译文、日译文、韩译文。刘德润、刘淙淙编注《论语：中日文对照》（2014），译本包括原文、汉文训读、日译文、中文今译、注释。作者参照中日两国学者历代比较权威以及当今最新的版本十余种，旨在通过阅读《论语》日译文，帮助读者学习日本人训读汉文的方法、学习日语的古典文法。9部译本中，孔健（又名孔祥林）译本占4部，其中3部为中日对照，1部为四国语种对照。有些译本除了提供日译文外，还增加了汉文训读和附录。

    此外，中国还将《论语》翻译为泰文、印尼文、马来文、老挝文、缅甸文、柬埔寨文、阿拉伯文。其中泰文、印尼文、马来文、老挝文、缅甸文、柬埔寨文译本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包括覃秀红泰译《论语选译：汉泰对照》（2015），张蔚印译《论语选译：汉印对照》（2015），徐明月马译《论语选译：汉马对照》（2016），陶红老译《论语选译：汉老对照》（2015），张卫国缅译《论语选译：汉缅对照》（2016），李艳焱、李毅柬译《论语选译：汉柬对照》（2017）。译本包括原文、中外文译文、中外文解析，“东方智慧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全译、节译的方式翻译成东盟十国八种官方语言，以纸质和数字图书形态实现中华经典在东盟的规模化、零障碍传播。另外，还有阿拉伯文译本2部，包括回族马坚阿译《论语：汉阿对照》（2010），收入在“大中华文库：汉阿对照”；《论语（汉阿对照）》（2019），收入在“马坚著译文集第9卷”。马坚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译本包括原文、中文今译、阿译文。

    《论语》的早期西方传播

    在西方，《论语》的译介沿着传教、通商、对外扩张路径展开。16世纪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最早将《论语》翻译为拉丁文译本，其后被转译为英文、法文等译本。18世纪初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华，《论语》被翻译为俄文。18世纪末英国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为培养汉语人才，1809年《论语》首次从汉语被直译为英语。明末清初来华欧洲传教士对《论语》的翻译，可以视为《论语》西译的源头，并直接影响了延续至今的《论语》西译。

    首先翻译《论语》的是16世纪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他们是第一批抵达中国的欧洲耶稣会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579年（明万历七年）到达澳门传教，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他和利玛窦获准去往中国内陆地区。罗明坚最早把《四书》翻译为拉丁文译本，1593年《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在罗马刊印。《四书》拉丁文译本手稿现藏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拉丁文译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明万历十年）到达澳门，在澳门学习一年中文，1583年获准去往中国内陆地区。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利玛窦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同年将译稿寄回意大利，目的是造就日后来华的传教士。他认为，传教士来华若不精通儒家经典绝不会有什么收获。该书未刊行，原译本已亡佚。

    1624年，教会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四书》等中国典籍，17世纪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继续翻译、完善《论语》拉丁文译本。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1634年（崇祯七年）来华，其学生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1659年（顺治十六年）来华。1662年郭纳爵与殷铎泽师生合作翻译完成《中国的智慧》，部分《大学》《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在江西建昌府刻印刊行，这是《论语》拉丁文译本第一次正式刊行，《论语》前五章藏于原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今上海图书馆。

    17、18世纪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论语》拉丁文译本在西方正式刊行后被转译为英文、法文译本。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59年（顺治十六年）来华，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译本，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以张居正《四书直解》为底本，缺少《孟子》，实为“三书直解”，《论语》为殷铎泽所译。该书在欧洲影响很大，出版不久就转译为法文、英文。1687年、1688年法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两个法文节译本：《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1691年，英国出版《孔子的道德》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此书最初的目的是给来华传教士用的，但发行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英国的坦普尔、威廉·琼斯，德国的莱布尼茨、巴耶，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都读过此书，并对自身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18世纪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拉丁文译本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卫方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来华传教，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中华帝国六经》拉丁文译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小学》。出版后被转译为法文，法文译本以《中华帝国经典》为书名，1784年在巴黎出版。

    《论语》西方直译史

    1． 英译简史。

    《论语》由汉语直译为英语缘于18世纪末英国希望打开中国市场。18世纪后半期，英国完成产业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希望与中国通商。1793年，英国派遣访华使团访华时发现汉语人才匮乏，为了寻找合适的中文翻译不得不到培训中国神父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圣家书院”物色人选。此时英国尚未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印度是中国的邻邦，驻印总督意识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专门聘请了汉语教师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学院执教。1799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受英国浸信会派遣前往印度传教。1805年，马士曼正式拜师，开始了汉语学习，他的《论语》前十篇英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1809年由塞兰坡教会出版，《论语》首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译本主要参考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包括原文、英译文、注释，并附有详细的孔子传记。

    1822年，英国新教传教士柯大卫到达马六甲传教，1823年马礼逊造访马六甲，柯大卫随马礼逊学习汉语。他翻译的《四书译注》英译本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1828年由马六甲教会刊行，《四书》首次从汉语直译为英语。译文有注释，序文包括孔子传。译本得到了英语世界学者的重视，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文本。首次将《论语》《四书》由汉语直译为英语的英国传教士都没有来华经历。

    随着英国人大规模进入中国，译者身份多元，英译本数量增多，质量逐渐提高。1840年，英国用炮舰强迫中国打开了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后，英国人得以大规模进入中国，伦敦会理事会也决定展开对华传教活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英译者身份更加多元，除了传教士，还有汉学家、外交官、海关洋员等，我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翻译《论语》，向域外介绍国学典籍。随着译者汉语水平的提高，《论语》英译本数量逐渐增多，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该阶段英译本共有15部，译者多次出版的译本只计作一次，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1.理雅各（James Legge）的The Chinese Classics Vo1.I（1861），2.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The Lun Yu，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u，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1869），3.詹宁斯（Willim Jennings）的The Confucian Analects，A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and Intro⁃duction （1895），4.辜鸿铭（Ku Hung—ming） 的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5.翟林奈（Lionel Giles）的The Sayings of Confucius，introduction and notes（1907），6.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的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1909），7.苏慧廉（Edward Soothill）的The Analects，or，the Conversation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1910），8.迈尔斯·曼安德·道森 （Miles Menander Dawson）的The Ethics of Confucius （1915）、TheConduct of Life：the basic teaching of Confucius arranged for easyreading（1942），9.韦利（Arthur Waley） 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10.林语堂（Lin Yutan）Aphorisms of Confucius，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11.Alfred Doeblin 的 The Living Thoughts of Confucius（1940），12.休中诚（E.R.Hughes） Part I & II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1942），13.ArthurSadler的Selections from the Confucian Texts（1944），14.E.A.Cox的Sayings of Confucius（1946），15.郑麐的 The Four Books，Confucian Classics（1948）。

    按照英译者身份，《论语》英译本可分为三类：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英译本、英国外交官及海关洋员等英译本、我国学者英译本。

    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英译本中，理雅各和韦利译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1840年到达马六甲传教，1843年随马六甲英华书院及其中文印刷所迁入香港。1861年在香港出版英译本《中国经典》第一卷The Chinese Classics Vo1.I，包括《论语》《大学》《中庸》。译本以直译为主，贴近原文风格，使用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译笔严谨古雅，注释详尽，但有死译硬译的现象。《中国经典》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后出的各种译本并不能完全取代他的译本。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理雅各1873年返英，1875年牛津大学决定让理雅各做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多种选题出版。

    韦利是第一代汉学家理雅各之后杰出的第二代汉学家，从未到过中国，早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1938年《论语》英文译本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在英国出版，西方学者认为，韦氏的《论语》英译本是西方最具才学的译本。韦利与之前传教士汉学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主要依据清代经学对《论语》的解释，不过于依赖程朱理学的阐释。融注释于译文，既重视准确又注重英语语言的流畅和优美，风格接近原文，尽力把古代汉语转化成地道的现代英语。译本所附的长篇导言与附录包括：《论语》的版本、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等考证、注释和索引。由于译者对异域文化理解的局限，韦利的译文有误译的地方。韦利的译本是英语世界比较通行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多种选题出版。

    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的《论语》英译本也是比较经典的译本之一。苏慧廉1881年到达温州传教，1910年由日本出版《论语》英译本The Analects，or，the Conversation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1937年列入牛津大学世界经典丛书再版，删减了注释部分，后又多次再版，该译本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苏慧廉认为，进入20世纪后，理雅各译本所使用的19世纪英文书面语已经不符合20世纪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必要提供一个更现代的译本，向更多的英语读者、特别是非专业的英语读者介绍、普及中国的儒家经典。他逐字逐句对《论语》进行英译，译文简洁流畅，尽量贴近原文风格，并附上详尽的注释。1920年他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

    英国外交官及海关洋员等英译本中，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论语》英译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主要参照了汉代孔安国的《论语》注释版本。威妥玛1841年随英军侵华，1847年退伍后成为英国外交官，留居中国长达40余年，和翟理斯共同发明了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1861年译成英译本《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The Lun Yu，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u，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1869年由伦敦出版。威妥玛在英译本前言中说，尽管当时的学者都公认朱熹是最优秀的儒学大师，但他参照了汉代孔安国的《论语》注释版本进行翻译。1888年，威妥玛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海关洋员赖发洛的《论语》英译本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1909年由英国出版，1925年、1935年出版第2版、第3版。译本采用直译，译文简洁流畅，贴近原文风格。辅文本包括导论、注释和人名地名索引，其中导论介绍了孔子生平背景及《论语》内容。赖发洛1886年来华，在中国海关工作长达40年。

    我国学者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出版，是首部由中国人翻译完成的《论语》英译本。辜鸿铭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早期在欧洲学习，他翻译《论语》目的是要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文明，纠正理雅各等西方汉学家对儒经的误读。辜氏采用意译法，为了让西方读者彻底理解书中的思想含义，他采取以西释中法，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经文，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译本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有时随意增添原文没有的内容。

    继辜鸿铭之后，林语堂应蓝登书屋约请编译《孔子的智慧》，《论语》是该书第五章内容，选辑《论语》中与孔子关系重要的部分编译，Aphorisms of Confucius，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于1938年在纽约出版。林语堂的翻译准确活泼，其笔下的孔子机智幽默，不是传统观念保守、刻板的学究。《孔子的智慧》出版后，在美国受到欢迎，是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之作。

    此外，我国学者郑麐的《儒家经典四书》英译本 The Four Books，Confucian Classics，1948年由上海世界出版社印行，《儒家经典四书》为《四书》全译本。

    （《儒家经典的海外传播：〈论语〉外译简史（下）》将刊于下期本版，为读者介绍《论语》的德译简史、法译简史和俄译简史。）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