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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新科技造就了众多的亿万富翁，其中一些头面人物正在积极寻找长寿和永生之道。但很多科学家不以为然。
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坚信能够“解决死亡”的硅谷大资本家，还是无数专注于有限生命、可以平静接受死亡的普通人？
一
如今的很多男富豪不仅大量采用传统的年轻化方法，如注射玻尿酸、拉皮、丰唇和植发，还纷纷在生物科学领域投入巨资，希望尽早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以延长寿命，逆转衰老，直至永生。
58岁的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已向阿尔托斯实验室注入数百万美元，招募世界顶级科学家，利用细胞重编程技术，开发永葆青春的秘方。贝佐斯相信，既然科学家已经能恢复老老鼠的活力，他们也必将在老人类身上取得成功。
有这种信念的富豪不止贝佐斯一人。早在2012年，贝宝公司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就表示：“这么多人都说，死亡是自然的，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我认为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死亡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有报道说，蒂尔钟情于联体共生技术，即给老人注射年轻人的血液。加州的长生果公司目前以每升青壮血5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的价格提供服务。
谷歌公司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也着眼于不死的未来。2013年，谷歌成立了卡利科公司，志在对抗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癌症，其目标是让人活到150岁或300岁，最终“解决死亡”。
51岁的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则在2016年创办了神经连（Neuralink）公司，以图让自己的大脑和思想得到永生。四年后，该公司宣布通过手术，成功地将脑机接口设备植入了猪脑。
马斯克说，记忆丧失、脑损伤、失明、瘫痪、抑郁、失眠、极度疼痛、癫痫、焦虑、成瘾和中风归根结底都是电子信号的问题，通过电脑或手机抹掉消极信号并重新写入积极信号，就能消除病症和痛苦，重获健康和快乐。
除此之外，他还保证，通过同一个接口，你还可以下载自己的记忆，再把它上传到另一具人体或机器人身上，从而不朽。
在无肉体永生领域，马斯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早在2011年，俄国网络大亨德米特里·伊茨科夫就创立了让人脑在非生物载体上得以永生的“2045计划”。鉴于宇宙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伊茨科夫适度地调整了他对“不朽”的定义。“当技术允许我们将人类寿命从5000年延长到100万年时，我们就会认为目标实现了。”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很显然，驱动这一切的是金钱而不是科学。在亿万富翁们看来，衰老只是一种疾病，甚至死亡也是。
英特尔公司前总裁安迪·格罗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正是硅谷企业家的集体写照。
新一代超级富豪掌握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和权力，在社交媒体上被奉为半神，因此很容易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塑造出异于常人的世界观。科技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用“解决主义者”一词来形容遍布硅谷的自大狂，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解决癌症，解决衰老，解决死亡。
不止一位科学家指出大富翁们异想天开。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乔恩·克罗夫特（Jon Crowcroft）说，与其研究长寿，不如踏踏实实地投入几十亿美元，研究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否则，“在一个即将毁灭的星球上永远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
但至少在马斯克或贝佐斯看来，这是有意义的。他们还同时投资了太空旅行企业。也许一旦地球有事，他们可以飞往火星永生。
二
回到现实中来。大多数普通人对寿命的最高期望，恐怕只是长命百岁。
在美国，保健业几乎从无到有，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便迅速发展成了一门年产值达数万亿美元的庞大产业。然而其背后的驱动力，果真只是我们对健康长寿的朴素愿望吗？
美国记者和作家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对此做过深入的观察和剖析。
2000年时，埃伦赖希获诊乳腺癌，两年后为《哈泼斯杂志》写出大受好评的文章《欢迎来到癌乐园》（Wel⁃come to Cancerland），描述了美国社会的“乳癌崇拜”及其庞大的衍生市场：从吊坠到胸针，从睡衣到鞋袜，从粉红小熊到缎子枕套，无一不在为“乳癌战士”鼓劲加油，无一不在将癌症加以正常化和美化，甚至“有悖常理地将它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和令人羡慕的经历”。然而，“在围绕乳腺癌成长起来的强大的达尔文主义文化中，烈士的作用微乎其微；”埃伦赖希写道，“‘幸存者’才配得上持久的尊敬和赞扬。毕竟是她们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表明昂贵和痛苦的治疗也许在某些病例身上真的有效。”
这篇文章获得了声望极高的全国杂志奖。在美国新闻业，该奖相当于杂志界的普利策奖。
此后，《欢迎来到癌乐园》的核心思想不断丰富，调查也逐渐深入，最终扩充成书，即她在2018年出版的《自然原因：保健的瘟疫、死亡的必然和为了久活的自杀》（Natural Causes: AnEpidemic of Wellness,the Certainty of Dying, and Killing Ourselves to Live Longer）。它讲的是：为什么保持健康是一种错觉？ 为什么追求健康反而带来伤害？
在《自然原因》一书中，埃伦赖希透露，多年以前，她就放弃了癌症筛查。她说自己活得足够长了，现在到了一个死而无憾的年纪。剩余的时间非常宝贵，没有必要去过那种“医疗化”的晚年，待在没有窗子的候诊室里，躺在冰冷的仪器下，终日与药物和仪器做伴，最后以一场医疗化的死亡走向终结。当然了，生了病，她仍然会去就医，只是不再千方百计地从自己身体上找毛病。她继续锻炼身体，但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让自己心情愉快。
她注意到，美国的保健产业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从一门小作坊式的行业，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工业体系，每年的产值高达三万亿美元。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医疗产业在社会上成功地推销了一种错觉，让人以为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有了医生、药物和仪器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过去的医院和制药公司是从病人身上赚钱，现在他们也能从健康人身上赚取大量的利润，其手段就是保健药品和越来越复杂的体检、化验和癌症筛查。
埃伦赖希指出，医疗机构夸大了癌症筛查的实际作用。2012年，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指出，从1976年到2008年，经过癌症筛查，有超过100万名美国妇女所长的肿瘤根本不会产生临床症状，但她们因此接受了不必要的、痛苦的治疗。另一份统计数据也表明，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妇女所做的甲状腺癌手术当中，高达七成到八成都是不必要的。在韩国，这一比例高达九成。除了高昂的治疗费用，患者往往还需要终生服药，并受到副作用的损害，很多人出现了其他生理或精神上的症状。
她说，现代人的观念里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把健康当成美德，可口的食物成了罪恶。所有死亡如今都被视为自杀。碰到任何似乎英年早逝的人，我们都会把她送上生理和道德的审判台：她吸烟吗？ 酗酒吗？ 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多而肥胖，是不是缺乏足够的纤维？ 换句话说，她的死是不是自找的？
小时候，我们就受到教育，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长大以后，控制身体则成了美德。我们用各种办法控制自己的体重和体型。我们为此节食，健身，如果这些方法都不灵，就寻求手术干预。然而，并不是每样东西都服从我们的控制。
三
今年9月1日，埃伦赖希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去世，享寿81岁。
埃伦赖希著书20余部，关注劳动力市场、美国梦神话、贫困、医疗保健和妇女权利。
1969年，她出版处女作《长长的征途，短短的歌》（Long March,Short Song），记录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起义。
2001年，她卧底打工，做酒店清洁工、保洁员、养老院护工和超市店员，发现无论多么辛苦，几乎都不可能靠平均每小时7美元的收入维生，于是写出轰动一时的底层社会调查著作《挣小钱》（Nickel and Dimed），揭示出美国劳动者穷困不堪的生活，最终成为了15美元最低时薪运动的一针催化剂和社会正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芭芭拉·埃伦赖希1941年生于蒙大拿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968年获授洛克菲勒大学细胞免疫学博士。
她告诉我们，从细胞层面上看，我们的身体内部远远谈不上和谐，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是随意的和无法预测的。免疫系统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最新的发现表明，正是免疫系统在暗中帮助癌细胞成长，免疫系统好比消防队，可纵火犯实际上就是消防员。
她重点讲了巨噬细胞——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巨噬细胞。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相信，巨噬细胞是一种好细胞，起着正面的作用，是“前线的卫士”。它们吃掉外来的细菌、灰尘、死掉的细胞和病原体，帮助制造抗体。但最近十年的研究发现，真相可能截然不同。2012年，著名的医学家和作家杰罗姆·格鲁普曼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章中提到，我们体内的某些免疫细胞，也就是巨噬细胞，很可能叛逃到敌人的阵营，成为癌细胞的同谋。
到了2014年，《癌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乳腺癌的论文，进一步提出了巨噬细胞叛逃的罪证。文章说，巨噬细胞有可能帮助癌细胞生长和扩散，它们就像拉拉队，给癌细胞提供化学生长因子，为癌细胞呐喊加油，让癌细胞变得更加活跃，更具侵略性。癌细胞也会反过来，鼓励巨噬细胞释放更多的生长因子。它们互相配合，并肩作战，攻陷乳房之后，再寻找下一个战场，进入肺、肝脏，或大脑。
最最重要的是，在生物学家看来，我们体内的巨噬細胞好像有自己的思想，能够自行作出决定。它们好比双面间谍，今天还是我们的卫士，明天就成了敌人的帮凶，而且，它们在做出叛变的决定时，并不听从任何指令，也不遵守任何规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易变的，无法预测。
这一发现让埃伦赖希深感震动，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她的信念，让她认识到，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我们无力阻止死亡。
因此，在《自然原因》里，埃伦赖希告诉读者：我们都会死去，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改变不了这个结局。但这本书并不悲观，相反，书里充满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当你知道你改变不了结果，你就没有理由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痛苦的检查和化验上，浪费在不必要的药物和保健品上。埃伦赖希的核心观念是，老年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她看来，每年一次的体检、化验、乳房X线照相、子宫颈抹片或结肠镜检查，对延长生命所起的作用，几乎被假阳性结果和过度诊断带来的伤害抵消了。
她说，在报纸的讣闻版上，实际上存在着一道年龄的门槛，遇到70岁以上的死者，谈到死因时，往往不需要做太多的说明，“自然原因”是个非常充分的解释。在这样一个年纪去世，谁也不会把它看成悲剧。记住，活到70岁以上是一种成就，而不是失败。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躺在ICU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和电线，失去自主能力的同时，连尊严也一道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些医生到了晚年，特意跑去文身，在胸前刻上三个字母：DNR。它的意思是：拒绝心肺复苏。
2018年，埃伦赖希因为其调查性的新闻作品，在阿姆斯特丹获得了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颁发的伊拉斯谟奖，从而与此前的哲学家哈伯马斯、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戏剧家哈韦尔、指挥家海廷克等人一起，成为了这一欧洲著名奖项的得主。
芭芭拉·埃伦赖希所著《挣小钱》曾以《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之名在中国出版。《自然原因》也有中译本，名叫《与身体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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