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帝国的自然之维

    2005年，一位名为桑吉夫·梅塔的印裔英国商人从40余名英国股东手里收购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标权和股份，使这个自19世纪中叶后销声匿影的公司重新“复活”。桑吉夫在伦敦城经营了一家同名商店，还特地选择印度独立纪念日这天开业。该店装潢尽显英帝国鼎盛遗风：四处可见的东印度公司徽标、印有维多利亚女王图像的墙纸、涂抹深红色油漆的天花板、悬挂着大航海时代特有的帆船模型、颇具热带风情的红色大吊灯和阿拉伯风格的咖啡壶等，而店里所售卖的高端香料、茶叶、巧克力、咖啡等商品也不禁令人联想起昔日商业巨头的垄断业务。桑吉夫更是声称自己“身为印度人，收购这个象征着统治印度的公司意味着创造了新的历史”，其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崭新的全球奢侈品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死灰复燃”昭示了帝国文化与记忆在全球化时代的遗留与挪移。

    中国人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陌生，这个曾经享有英国对华贸易垄断特权的公司与开启中国近代史的鸦片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家似乎相对陌生的是，在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蜕变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其他散商群体与公司的关系以及公司扩张活动的“自然之维”，即对殖民地乃至英伦三岛自然环境和物种结构的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是英国在亚欧之间开展帝国贸易、殖民扩张、文化互动、生物交流等多重活动的缩影。

    从贸易公司到殖民帝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名为英格兰东印度公司（England East India Company），到18世纪初改名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ain East India Company），即后来大家熟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200多名英国商人前往东印度群岛贸易的权利，承认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并颁布皇家特许状。公司早期主要经营胡椒生意，但此时它并没有像同时代竞争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可以大规模垄断资本，而是采取每次出海前重新征集资金以及结束后按投资比例分发本金与盈利的即时模式。这种情况在1657年后有所改善。原先即时分发本金和盈利改成了仅分发盈利额，还创建了具有现代股份公司色彩的有限责任制，即公司股东只需对投资金额和红利承担责任，其私有财产不受亏损影响。1689年，由于公司董事长乔西亚·柴尔德涉嫌利用舆论操纵股价，未能向财政困难的政府提供贷款，旧的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东印度公司。不料此后几年，老公司的股东们又以个人名义认购新公司的贷款和股份。英国国王和议会只好下令两个东印度公司合并，取名不列颠东印度贸易公司，资本总额320万英镑，当年净利润35万英镑。

    东印度公司最初的核心定位是将亚洲商品销售到各地的商业资本组织。它曾在17世纪与荷兰激烈争夺东南亚胡椒生意，导致胡椒价格在1670年前后大起大落。但是，英人没能在东南亚成功与荷兰一争高下，只在爪哇岛最西部的万丹获得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在东南亚的失意并未阻挡英人在印度次大陆建立商业帝国的野心。1660—1760年被学界称为“商业革命”的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期间快速扩张，经营商品的种类从胡椒扩大到棉织物、咖啡、茶等。一开始，公司在印度的贸易据点在苏拉特、孟买等西海岸地区，后扩至东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马德拉斯和东北部的孟加拉地区，18世纪又将南印度德干地区收入囊中，还以印度为据点寻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

    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占领印度领土，这标志其已不再单纯是一个跨国商业公司，而是向殖民帝国转型。1756年，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省总督西拉杰·乌德·道拉下令驱逐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并出兵占领加尔各答，欲拆除英人1699年修筑的加尔各答据点——威廉堡。大量英人仓皇而逃，但也有英人被俘虏和关押，但次日这些英国俘虏大部分窒息而死。这是印度近代历史上著名的“黑洞事件”。英人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军队将领罗伯特·克莱武带兵从马德拉斯出发，重新夺回加尔各答。1765年，东印度公司最终获得孟加拉、比哈儿和奥利萨三地的征税权和自由通商权，开启了超越商业贸易的殖民统治。自普拉西战役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从印度较高种姓阶层招募雇佣兵。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初，由英人与印度人共同组成的东印度公司军队帮助英国在“英迈战争”和“马拉塔战争”中先后战胜了南印度最强劲的两大地方势力——迈索尔王国与马拉塔联盟，稳固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然而，由于印度地域辽阔，地方差异性大，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政策并没有统一化，而是分而治之。

    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并非完全密不透风，而是存有间隙，这些间隙造就了自由贸易的散商群体。18世纪后，中印英三角贸易的重要性飞速提升，印度和中国成为英国东方贸易的关键节点。东印度公司最初从美洲获取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与瓷器等商品，后来白银紧缺之时，英人便尝试用印度的原棉、靛青、檀香木和鸦片等商品来换购，尤其鸦片贸易的利润极高。然而，由于广州贸易处于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东印度公司不便亲自参与出售鸦片，只好退而求其次，主攻在印度垄断鸦片种植与贸易的业务，由散商群体负责将印度鸦片走私到中国。1773年、1797年东印度公司先后获得鸦片专营权和生产垄断权。散商群体在对华鸦片走私贸易中获利壮大，并不断寻找扩大利益的机会。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员工不再被允许以个人名义参与对华贸易后，散商充分利用此契机，绕过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向中国出口印度商品，甚至还为东印度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在广州，散商还偷偷给当地行商放高利贷。美国历史学者韩洁西在《斯密斯先生到中国》一书中，通过三位身处马德拉斯、广州和孟买但都名为乔治·斯密斯的英国散商，透视了18世纪下半叶全球贸易与大英帝国扩张的世界。在广州的英国散商以18—22%的年利率为行商提供贷款（此时中国法定年利率为36%），当行商资不抵债时，他们便贿赂英国海军上将和少将以“英国之名”将战舰驶入中国水域，一度引发1760、70年代广州金融与政治危机。这展现了英国散商等私人资本对债务杠杆的利用及其对于英帝国扩张进程的潜在影响。

    广州危机初步显示了散商群体的影响力，此后他们还游说伦敦政府出面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资本，伦敦政府此时也在发愁如何界定东印度公司的法律地位、解决公司权力腐败问题。1783年，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威廉·皮特上台，次年便推出《皮特印度法》，旨在强化伦敦政府与议会对东印度公司权力的管控。该法案规定，伦敦政府有权任免驻印度总督等高级官员，并设置政府机构来监督东印度公司各项事业，而公司股东大会的话语权被压制，股东大会无权否决董事会与印度总督认可的提案，只能向董事会提出建议。1793年起，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得力助手——亨利·邓达斯出任印度事务控制委员会主席。邓达斯与散商群体保持密切联系，他曾收到大量散商信件建议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出面与中国协调开放贸易，并要求中国为英商专辟地区贸易，而且英人能自主管辖该区域。在此背景下，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不断受到挑战。1813年《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出台后，公司贸易垄断范围仅剩中国。1820年后，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也遭到散商强烈抵制，因为散商的目标是开放对华贸易。1833年，东印度公司仅存的对华茶叶贸易垄断权也被废止。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18、19世纪之交控制公司资本的举措与散商群体的极力游说相关。

    东印度公司逐渐散失贸易垄断权之机，正是其最终变为殖民帝国的过程。19世纪上半叶，公司加紧了对印度各地土邦的征讨、占领与榨取，它从这些地方收取大量土地税收和战利品。1819年占据新加坡，随后占据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和威斯利省，1824年吞并上缅甸，1830年起转向征服西北部旁遮普锡克王国等。虽然身处伦敦的议员们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谁也无法否认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掌握了对印度的实际控制权。而且，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此时印度也成为英国自由主义、福音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各类思潮的试验场，这些思潮的核心是用英国的方式改造印度的社会风俗、教育、思想等，传播西式启蒙主义思想。激进的扩张策略与粗暴的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叠加催生了印度地方反抗起义。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结束了东印度公司赖以依存的统治根基，英国政府彻底接过对印度的统治权，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印帝国“女王”，东印度公司则黯然退场。

    改造殖民地的自然世界

    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向殖民帝国的转变，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行为的叠加，还是一项认识与改造殖民地自然环境的“生态工程”。英帝国史的生态之维在此前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东印度公司每征服一片新领地，便派人勘察、划定、控制该区域，还会按照自己意愿与利益改变当地环境。他们带来的动植物、微生物和科学技术会逐渐改变殖民地的生态，使殖民地土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最关键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张还传播了一种开发与改良的信念，即开发殖民地资源并通过改良来提高经济作物的产量，这直接影响了咖啡、茶叶、糖与棉花等植物的全球地理分布。

    今人仍旧能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留存的历史档案史料中寻得时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踪迹。档案涵盖的内容包括大量公司职员移植茶叶和金鸡纳等经济作物的细节；公司派人在新定居点进行生物勘探，收集那些能为公司带来收入的作物、牲畜、森林和水资源的详细信息；公司商船航海日志制度也记录了定居点的气候、干旱、饥荒、疾病和极端天气事件等内容。除了官方的历史记录外，公司职员、医生、博物学家等群体也留下了对殖民地动植物的描述，并采集了诸多历史植物标本。

    要说东印度公司最关键的“生态工程”，莫过于尝试在印度移种中国茶。茶叶从17世纪起进入英国人的视野，随后风靡于世，茶叶贸易成为英国东方贸易的关键部分。中英间茶—银贸易的模式遭遇银源紧俏问题后，英国政府便倡导“种绿省银”，试图在印度移种中国茶。18世纪80年代前后，英人将移种中国茶的想法付诸实践。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派出“植物猎人”前往中国详细考察茶叶的种植环境和制作工艺，并移植中国茶苗到印度茶园。1789年，卡明船长从中国运出2722株茶树，但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时仅272株存活，其余皆死于途中。此后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以及印度总督成立的印度茶叶委员会都分别派人收集中国茶的种子，但均未成功。

    茶叶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东印度公司面临空前激烈的竞争，它便寄希望于将占领印度领土的优势转换为对茶叶种植的控制。1843—1855年，东印度公司雇佣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先后三次前往中国江浙地区和徽州，系统考察绿茶、福建红茶和广州花茶的种植与制作工艺。福钧的茶乡之旅彰显了东印度公司等英帝国殖民机构通过认识自然、平移自然、模拟自然生境来实现帝国的政治与经济目标。福钧深入考察了中国茶树的生长环境，分析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并按照当时西方博物学的原则将茶树所处的自然生态指标化，同时照着中国茶乡的生态在印度范围内寻找类似自然条件之地。此外，他们还利用一种能够保护植物生长的密闭玻璃容器“沃德箱”来运输幼苗，以免其在长途运输中受海浪海风侵蚀。福钧具有丰富的园艺经验，他在沃德箱里放置浅层湿润土壤，将茶籽播种至土中，上层还种着一些桑树苗，模拟出中国东部茶乡的自然条件，茶苗在长途旅行后还能正常生长。

    印度新茶园的开辟和茶垄日趋密集，重塑了原本的土地景观和自然生境。18世纪30年代起，印度阿萨姆等地相继出现茶园开辟热潮，但该繁盛的假象背后隐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当时植茶者认为“茶苗生长需要光照，周边高大树木会阻挡茶苗吸收阳光，所以应该将其全部清除”。于是，茶园周边的森林被清除，原先的地表被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茶垄、急速减少的森林覆盖以及快速下降的土壤肥力。这些自然变化扰乱了当地自然排水系统，最终引发无规律的洪灾。更糟糕的是，土壤退化也使茶树无法获得正常生长所需的养料，茶树容易枯萎或遭受病虫害袭击，病虫害发病率升高。作为全球贸易交流和自然相遇的象征，印度茶业的兴起是英国殖民时代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

    除了促使茶叶、金鸡纳、咖啡和橡胶等生物资源跨地区流动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还加剧了印度殖民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孟加拉地区为例，这里曾被认为是印度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到来给当地施加了严苛税收，地方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出现衰退。公司无法获得满意的财政税收，便将土地转卖给当地人，但公司保留对盐业与鸦片产业的垄断。孟加拉、阿格拉和奥德省是孟加拉鸦片的主要种植地。19世纪前二十年，孟加拉鸦片的种植面积从25000英亩扩大了25倍，高达650000英亩。大量种植鸦片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种植鸦片的地区容易因为粮食短缺而发生灾荒，大大削弱了当地农民应对资源匮乏的能力。可见，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孟加拉的生态变迁与饥荒发生的关联性远超出世人的想象。1770年孟加拉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1768年迟迟未到的雨季导致孟加拉和比哈尔部分作物歉收，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社会应灾能力的整体下降，包括本应由地主负责维护的灌溉系统因殖民土地税收改革而年久失修，单一化大规模种植水稻的地方农作物结构无法应对极端气候的出现，地方社会防灾制度和文化传统被消解等。总体而言，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加剧了殖民地的生态脆弱性，这些帝国生态故事尤为值得反思。

    把帝国带回英伦三岛

    在很长时间内，学者们在谈及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时，通常仅仅关注公司在殖民地的活动轨迹，强调它如何将伦敦中心的物质、知识与资本带到殖民地，很少谈及海外帝国如何反向影响英伦三岛的物种构成与自然环境。然而，从历史来看，不少来自东方的生物曾随着东印度公司“西行”进入英国本土，而且公司职员回国后也将在东方积累的财富资本和欣赏异域文化的品位转化为一栋栋乡村别墅，在英国本土留下帝国景观。

    18世纪西方世界兴起了博物学与“中国风”热潮，西人对于收集和种植中国植物的兴趣极其浓厚。东印度公司就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密切合作收集东方生物。班克斯给公司推荐了很多医生和博物学家，这些人充当他的“植物猎人”。班克斯反复提醒他们，中国最重要的植物包括“杜鹃、菊花和牡丹等庭院植物，荔枝和龙眼等水果，味道佳的蔬菜，以及像茶树和橡树的经济植物等”。班克斯在主理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时，曾引入了玉兰、紫玉兰、草绣球以及第一株牡丹等物种。他曾在1796年骄傲地称道：“我们国王在丘园，中国皇帝在承德，两地虽相隔，却在相同品种的树荫下扶树遣怀；虽在各自的花园，却欣赏着相同的芳菲。”

    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最能利用职务之便将异域自然带回英伦三岛。例如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的邓肯兄弟在任职期间每年都从广州苗圃花地向英国寄回植物，几十年间被引进英国的中国植物品种和数目惊人。哥哥约翰·邓肯是广州商馆的通讯员，他利用自己与班克斯的关系为弟弟亚历山大·邓肯谋得广州商行医生一职。为了感谢班克斯，邓肯兄弟竭尽全力为班克斯提供中国植物，以表谢恩。再者，东印度公司财务员托马斯·埃文斯也是狂热的植物爱好者，他引种了鸢尾花、七姐妹花、朱砂根和刺莓。英国第一位全职采集植物的“植物猎人”——威廉·克尔从1804年起被派往中国，先后将虎百合、圆柏、芍药、木香等植物引入英国。另外，罗伯特·福钧在三次茶乡之旅中，也为英国园艺协会采集中国植物。按照简 ·基尔帕特里克在《异域盛放》里的整理，福钧采集的中国植物包括白竹、唇柱苣苔、糯米条、桔梗、紫藤、月季、金银花、醉鱼草、锦带花、连翘、杉木、秋牡丹、李叶绣线菊、紫斑风铃草、迎春花、牡丹、栀子花、棕榈、三尖杉、十大功劳、白鹃梅、金钱松等。最终，山茶花、牡丹、菊花、玉兰、腊梅等植物成功进入英国自然园林景观。这些原生于中国的植物在异域的绽放培养了英伦三岛民众对多样生物世界的认知与自然趣味。

    除此之外，东印度公司职员在东方大发横财后回国购置乡村房产之时，也将帝国带回英伦三岛。投资乡村别墅是时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是将财富转化为权力的重要方式，凭此可获得竞争议会席位的机会。1756年普拉西战役后，这种趋势在加速加剧，一批批东印度公司的公务员、军官、测量员和外科医生前往印度发家致富。如果他们经受住亚洲热带气候的考验，便能顺利回到英国，购置富丽堂皇的乡村别墅。据学者斯蒂芬妮·巴尔泽夫斯统计，1700年至1850年间，东印度公司雇员或散商回英国购买了229处地产，而1700年至1930年期间英国有1000多处地产是被从事帝国服务的人员购买，其中有6%至16%的房主是世代都与帝国活动相关的新式贵族。这些家族在亚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亚洲的奢侈品、文化习俗、新奇物质有着浓厚的兴趣。帝国的印记也深深地印在这些乡村别墅的装潢风格之中。这些别墅虽然外部风格大多源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传统建筑风格，但内里布置却充满异域风情，点缀着各式各样来自帝国的物品。中国风墙纸和精美瓷器、做工讲究的广作家具或印度式木质手工艺品是此类乡村别墅内部装饰的重点，足见房主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和社会资本来购买、安装和摆放这些物品，而它们的存在也时刻提醒着房主与帝国的联系。

    位于贝尔郡的斯沃洛菲尔德公园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庄园，它始建于16世纪晚期，1717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马德拉斯辖区总督托马斯·皮特购买，中途几易房主，在1820年被从孟加拉首席法官卸任回国的亨利·罗素买入。罗素家族在印度期间培养了欣赏东方物质文化的品位。其家族成员在印度时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海得拉巴和马德拉斯，这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南印度精致的手工艺技术，他们也购买了大量亚洲奢侈品和工艺品，回国装饰他们的乡村别墅。来自印度的物品被陈列在房子最显著的位置，还悬挂着两幅印度贵族的画像。屋里还有一套印式家用餐具，那是1820年亨利·罗素离开海得拉巴时，他的东印度公司同事共同出资为其购买的离别赠礼。不仅如此，在当时购买乡村别墅其实被视为重要的家庭项目之一，它能让这些帝国家族分散在海外各地的成员重新建立联系和归属感。18—19世纪斯沃洛菲尔德公园的变迁展示了一个英国传统乡村住宅受帝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景观的影响，与之相互关联的家族史也融合了远方印度殖民地的帝国记忆。

    英国东印度公司乃至英帝国早已谢幕，这段被殖民的疼痛历史却被永远嵌入亚洲民族记忆之中。然而，亚洲的崛起却意外地让这段历史以另一种民族自豪感被激活。萨义德曾经说过：“世界的变化让那些处于宗主国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他们置身于大量的非白人的移民中间，面对着新近日益壮大的诉求，要求世界倾听他们的话语。由于现代帝国主义所促动的全球化过程，这些人、这样的声音早已成为事实。忽视或低估西方人和东方人历史的重叠之处，忽视或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事或历史，在文化领域中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就等于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复活”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品种类与店铺装饰所挪移的文化符号而言，昔日帝国以一种迥然不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重生”，这背后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帝国统治机构对于殖民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认识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