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高考”走过

    考生晚上的住宿安排在学校的一座礼堂，三分之一处用一些医院的白布床单隔开，进门男左女右分开睡，水泥地面什么也没有，学校门口就有人做生意，一毛钱一小捆稻草，拿来铺在身下当褥子，刘宝杨铺好稻草，躺下试一试，少了一个枕头，又起身到外面，踅摸到一块半截砖头，拿回来用一件衣服包裹了，当做枕头，试一试，觉得有一些硌脖子，但总比没有的好。于是，赶紧躺下来休息……熄灯之后，情况反而更不妙了，挨着刘宝杨左边睡的一个人开始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右边的背政治历史，整个大厅到处是“嘤嘤嗡嗡”的声音，间或还传来一声压低了的放屁声，如此这般的，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刘宝杨才得以迷糊了一会。不远处传来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大厅里就像听到一声号令，所有人“腾”的一声，很整齐地从地铺上翻身起来，一片嘈杂的人声立即充满了空间，刘宝杨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看看旁边的那位，果然，他似乎也是心有灵犀，问道，心跳得很厉害，你呢？ 刘宝杨也点点头。

    吃了一点东西，大家又都分秒必争，各自找一个安静一些的角落，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再读一点、再看一遍。提前一个小时，操场上已经有工作人员招呼大家排队，刘宝杨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周边的围墙下站立了一圈荷枪实弹的军人，教学楼的屋顶上也站立了几个……横幅凌空挂着，红底白字：提高警惕团结一致打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仗！（引自汪骢小说《望海楼》第245-246页）

    五十岁以下的读者看了上面的文字，一定会非常诧异。但参加过1977年冬那次“高考”的人，一定会勾起44年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切换到当年与此大同小异永生难忘的场景。那年我被安徽省白湖农场用一辆大卡车，与全场参考人员一起送到庐江县一个招待所。好在考生全是男性，都是农场干部和工人，晚上也是打地铺睡在一个大屋子里。一个晚上也是埋头复习，相互之间偶尔提些问题。考场是庐江县城关小学，教室非常简陋，窗户很小，光线暗淡。第一场考数学，很多考生被难住了，有人十来分钟就提前交卷。考场内能清晰听到他们在窗外失望的抱怨。安徽省那年的数学试卷文理科一样，理科只增加一道20分的附加题。我报考文科，在交卷铃响前做了95分的题目，没做的那道5分的对数题其实也会做，但时间来不及。尽管如此，那时我们参加“高考”，心里完全没底，忐忑不自信。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县以上的“统考”，不知道自己水平的位置。而且我上的区镇中学，很多课没有专职老师，或者由“民办教师”上课，对于城里中学生翘首企望而感到不及。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77、78两届学生毕业40周年。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的文字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微信上更是不胜其多。“高考”是当下中国普遍话题：中老年关注的是下一代，青少年关注的是自己的命运。即使是打算出国上大学，也是关于“高考”的对策。因此，“高考”的话题沉重而敏感，也算是个永恒的中国话题。女儿在“高考”前有一天说，中国人不参加“高考”，那不等于白过了！ 那一脸初生牛犊神情，当时令我为之一振。细想一下，这句豪言是具有一定真理性的。

    关于当年“高考”，《望海楼》是我迄今所见文学作品中最真切、最实在的文字。小说其他部分，例如插队知青的田间岁月，大学校园的课堂、宿舍时光等等，如同我们当年生活的录像回放。尤其是描述“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艰辛和挣扎，生动、细腻、真实，撕开了我们过去流血的疮疤，特别切近我所经历的日子。来自小说的这种写实力量，除了作家的思想和语言素养之外，还与作者的经历相关。作者是我本科同班同学，毕业后供职商业部，后转调中央电视台作编导。虽然此前他曾发表过若干中、短篇小说，但后来至少封笔二十多年，在专题片的职场打拼。他的身份不是专业作家那种置身于职场之外的社会生活观察者，而是与社会职场中芸芸众生一样身处其中，因此感知和体验生活的力度、深度与专职作家不一样。正由于此，《望海楼》明显与一般小说具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出社会生活的一种原生态和质感。而这正是哲学现象学所强调的原初体验。这种体验中能够发生和发现某种人生真谛，是作家职业想象力所很难达到的。

    由“高考”的恢复，人们自然想到“高考之后”这几十年的社会和生活。正如当年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一样，中国社会在恢复“高考”之后，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变化？ 这当然是个宏大的话题。盘点中国恢复“高考”以来的成败得失及其意义，至少是一套大书的使命和任务。我此刻写下这个题目也是因缘际会，一是踏上毕业40年的人生节奏点，二是读了《望海楼》，感慨系之，不吐不快。当然，这篇小文最多只是一孔之见，言其万一。

    《望海楼》展现的是“文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其中关于“高考”以及“高考之后”的社会生活描述，与我们的思考和追问的思路基本符合。小说以三个人的命运为主线，其中刘宝杨、冯爱玲是参加第一届高考进入大学，然后融入改革大潮的幸运儿。另一个人物许仲杰，中小学一直品学兼优。如果不是在“文革”后期因为追求真爱而坐牢，他也一定是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群体的一员。不过，他从知青跌落社会底层，后来又从草莽中杀出血路，成为光环绕身的企业家。这三人的命运可以说是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沿着《望海楼》的情节展开和终局，可以看到关于“高考”问题追问的一种回答，而且也会产生新的追问和思考。

    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现在被称为“新三届”。这批人的生活经历和年龄差异很大，我们班上就有一对原来在中学的师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天起，几乎人人都有把损失的青春夺回来的心结。虽没有“头悬梁锥刺股”的事例，但发奋苦学、充满理想是普遍的。（我也曾在路灯下写过小说。当年所有报考志愿都是中文系，就是要当作家，后来发现不是这块料。）这种学习的精神和风气，在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中，从整体上消失了。小说中也写到了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民族未来和国家关怀，几乎是燃烧在所有同学心中的一把火炬。大家的基本价值观相近，赞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殊境况，有个人追求选择的自由。但一个有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把实现个人理想与民族振兴大业统一起来。因此，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更提倡为民族国家贡献。毕业晚会上，我们年级100人同声高唱《毕业歌》，期许“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慷慨报国的救世情怀恍如昨日。

    有人说，青春的岁月是条河，可是流着流着就浑浊了。“新三届”毕业进入社会，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各行各业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琐碎的日常事务和繁杂的人际应酬，日渐消磨了昔日的壮志豪情。《望海楼》除了细节描写，还列出了部分“新三届”岁月之河的阶段里程表：1.赶紧结婚；2.赶紧申请住房；3.赶紧解决组织问题；4.赶紧买电器大件（电视节、洗衣机、冰箱）；5.赶紧离婚、再婚；6.调动工作结束，谋生到老死；7.为了升官察言观色，谙熟职场潜规则；8.拿到订制的官制；9.人情淡漠，混日子；10.一些人不安分，权钱交易。沉沦在这条河里的人，其翻腾结果可想而知。小说中的刘宝杨，中学时期就有混世理念。大学毕业后曾想洗心革面献身学术，留校成为比较清新单纯的“青椒”。但现实窘迫和钱色诱惑，又把他“怼”回到混世理念的老路上。在到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国家部委机关，顺利成为司局级官员并迅速堕落，锒铛入狱。疯狂的巅峰即是人生的悬崖。

    与刘宝杨不同，具有贵族气质的冯爱玲，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去美国和西方留洋的学生。她与丈夫在美国都拿到博士学位，找到工作，获得绿卡。这一切令人无限羡慕。但是，十几年后却与丈夫离婚，回到国内，试图有所作为。然而现实令她大失所望，最后遁入空门。这种结局，自然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境界。而中学时最具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且洁身自好的许仲杰，虽然崛起于草莽之间，终了却人财两空。不仅企业破产，他对于一生知己刘宝杨背后下狠手，也是人格和伦理底线的破产。在最后面对刘宝杨的求助时：

    许仲杰听他一直在说，那一刻突然醒悟到一个道理，从前我们摔跤，是差在不懂得人情世故上，而现在摔跤，又是差在太懂得人情世故上。（第430页）

    这是一种可怕的魔咒。细想一下，三个人的结局有某种殊途同归的意味。小说中由此线索展示的相关情节，与真实事件相互交织，不仅让读者感觉奇幻，不甚唏嘘，而且脊背发凉。

    恢复“高考”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天翻地覆，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望海楼》从一个角度展示了这段历史的图卷，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沉重的问题。小说名“望海楼”，是个虚设，其实是作者的视角。作者在流畅老道的叙事背后，表达了他的某种失望、忧虑甚至幻灭感。我作为同龄人，对于这些思考也在内心发生了强烈的共振。经过“高考”踏进大学校门的这批少年才俊，当年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进入社会，有些人人生的道路为什么会是这样？ 或许进一步追问：“高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究竟有何意义？

    几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是近代以来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接力赛。这个接力赛的起跑点，曾经有三个阶段。起初是器物阶段即“洋务运动”，打造坚船利炮，但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于是有识者着手政治体制建设，进行“戊戌变法”，但“百日维新”也很短命。最后，觉悟的人们鼓吹“新文化”，创建现代教育体系，肇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可见，社会正如一棵大树，物质生产方式是枝叶，政治法律等体制是主干，而教育和思想建设则是根本。本末倒置的大树只能生长在空中。据统计，自近代大学出现以后，人类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各界的人才几乎都来自大学。国家民族要想实现复兴的梦想，必须从最要紧最根本处入手，教育是必经的隘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器物层面实现了飞跃。而人们所热议的各种体制问题，正是在制度层面推进深层改革的思考。改革的目标，不只是解燃眉之急，关键是要解决根本。最根本的还是思想启蒙以及彻底的教育改革。1977年冬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的关键一步，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教育，是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秩序最正规的时代。“新三届”在系统的科学教育体系基础上，受到了至少四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奠定了各门学科的知识基础和基本技能，培养出较高的思考能力和理论素养，而且开阔了眼界，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视野。因此，各门科学可以与世界接轨，从而能够出现应对各类国际性挑战的人才。从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可见，正是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今日成为国家各界的栋梁。其中不仅诞生了以当今世界顶级数学家张益唐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也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干部。至于商界、学界甚至军界，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中国社会的各种进步表明，恢复“高考”正是新时期腾飞的伟大奠基。

    学术和科学发展的根本源自教育，而思想则孕育于学术。社会启蒙正是依赖思想的明灯。孔子兼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当下中国正在朝“中国梦”的新征程奋进。但是，种种社会异常，让有识者担忧焦虑。各种不同的观点在网络上激烈冲撞，早已突破君子交恶手下留情的“敦厚”古训，声讨对骂的言语不断突破汉语用法惯例。社会的深度思想撕裂，已经从一般的社会群体，例如同事、同学、朋友圈蔓延到家族、家庭。对于这种纷乱的社会怪相，我们这一代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一切正表明，百年中国启蒙的历程远没有达标，思想者任重而道远。

    社会走向更加文明、进步，这是历史的铁律。中国社会这些问题在于思想启蒙的残缺。而根本之根本，仍然是教育的问题。一条河的源头和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下游的问题层出不穷，不会根治。社会生活上游的上游，就是教育。连晚清的张之洞也看到了这条必由之路：“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本在学。”（《劝学篇》）尽管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如山，“高考”也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我坚信，“高考”作为中国教育跨出的历史关键一步，毫无疑问是中国未来的坚实起点。

    下笔千言，然而意犹未尽。在思考之余，又想起从前。火热的1980年代，经常听到喇叭里的张明敏款款深情：

    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仿佛为季节讴歌……

    此刻，我也想写支歌：中国，从“高考”走过，黄河九曲昆仑巍峨。苦难和光明，热血和曙色，在前头汇合……

    （2022年8月27日清晨，朝霞满天山川明丽，28日改订，秋山如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