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对“公仆”的训诫
柳宗元文集中对官吏的不当行为还有更加严厉的揭露：“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犬不得宁焉。”如与《送薛存义序》合而观之，则他对某些“公仆”的揭露与批判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与柳宗元同时的韩愈在《原道》中声称：“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相比而言，柳宗元思想的深刻性与先进性皆远胜韩愈，他堪称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伟大先行者。 （详见3版）
中国金银器的“古今之变”
作为外来饰物，戒指直到唐代依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属于一种珍贵物品，佩戴者主要是非汉族人，且佩戴并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婚姻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将戒指作为定情物或婚姻证明物，建立在男女自由恋爱的基础上，而中国古代缺乏这样的文化基础。唐代以后如何？根据本书，戒指到宋代开始普及，甚至成了聘礼中必备的“三金”（手镯、戒指、帔坠）之一，但仍然只被视为宝物或财产。到了明代依然如此。 （详见9版）
拜谒韩城“三义墓”，解析“赵氏孤儿”传奇
如何评价赵盾与晋灵公的关系，是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当代史学大家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中，就设立“晋赵盾专政”一条，直指赵盾是操控国政的权臣。他认为，晋灵公被杀，“此为春秋史上一大事，自此而晋国政权渐下移，大夫专政，以致内政多门，霸业不竞，卒致三家分晋之局”。另外一位研究春秋史的学术名家赵伯雄教授，在《赵衰父子与晋国政治》有如下一段论断：“赵衰、赵盾的治国理念与为政风格，并非孤立的现象，在晋国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考察春秋时期赵衰、赵盾这一类人物的政治活动，就会发现他们的言论与实践往往为春秋末叶以来士人创建种种政治理论所取资。”他们讨论问题的关注点，越过了春秋时代的局限而有更深邃的审视角度。 （详见13版）
专访李芳：推进实施“服务交大”战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整合校内外、行业内外相关研究资源，重点聚焦“出版理论与产业研究、主题出版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学术出版评价以及传媒战略咨询”等理论问题，重点探究出版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出版编辑队伍的优化建设等实践问题，在出版战略研究、资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智力支持作用，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科研实力、人才队伍与创新成果。 （详见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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