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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南岛居住了20多年，大约自己“太宅”，或者过分注重灵魂和远方，居然从未听说过一项在海南岛上持续了60多年的宏大事业。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也早在40多年前就听说过，但我从未将“袁隆平”“杂交水稻”这些报章中屡屡跳出的字眼与海南联系到一起，也从不知道这些词语最后能互渗、杂糅成一个多少显得生僻的词——南繁。
南繁，这是一个独存于中国农学、育种界和种业里的固定用词，甚至在全世界种业领域都是一个绝世独立的特殊用词。这个词唯独来源于一种行为，即中国育种家们艰苦卓绝探索60多年，在世界农业史和人类生存史中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大规模育种、制种实践。
南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在网络上也仅有一个并不严谨的词条，但它是一个业已存在而且仍在持续发展的词，它的内涵和外延仍在不断充盈和拓宽。
从育种学角度来说，南繁是指将本地秋收后的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瓜菜等作物的种子，在冬季拿到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一年可繁育2～3代，从而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种时间。
从词语演变的角度来说，它最早的提法叫“异地培育”，后来演变为“北种南育”和“北种南繁”，经过60多年的洗礼和演变，它最终被提炼成一个词——南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5亿多人民的吃饭问题。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11,318.4万吨，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8.9公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生产会议就是农业会议。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布局中，农业始终是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即党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多年来都是部署“三农”工作。
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肉类、蛋奶的供应从能够满足到丰富多样，生猪、肉牛、奶牛、家禽养殖得到空前的发展。发展的背后是作为饲料主料的玉米的爆发式增长，玉米总产量在2011年一跃成为我国三大主粮之首，并保持至今，这除了播种面积的扩大，还仰仗玉米良种的更新换代。那么，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杂交水稻是靠什么实现快速培育、迅速推广的？ 玉米良种靠什么更新换代？水稻品种靠什么既高产又好吃？
正是靠南繁！
在写书的3年里，这份工作是忆旧也是钩沉，更是心灵的刷新和洗礼。我把本书献给那些在孩子们成长岁月中循例缺席的南繁父辈，也献给为千家万户的饭碗和穿衣而不断作出牺牲的一代又一代普通南繁人。
如果说海南岛是南海里一颗多棱角的钻石，每一个切面都折射着光芒，那么北纬18°穿越的区域正是这颗梨钻最璀璨的切面。热带季风气候在这里浓缩为最理想的光温环境，这里土地微红，这里椰树如伞，这里水田如璧，如果候鸟秋天从遥远的北境而来，这里也一定是它们最愿栖降的土地。
当秋风刮起，这块土地会次第迎来北方候鸟，也会迎来候鸟般的农作物育种人。育种人的迁徙始于66年前的一位先驱：中国玉米育种奠基人之一的吴绍骙教授。1956年，他开始了一项了不起的实践，他与育种家程剑萍合作，在河南开封、郑州和广西柳州之间，进行玉米自交系的异地培育。后来，他将历时4年的试验写成论文并发表，建构起了异地培育理论的基本框架。自此，在国家农业主管部门的一再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从五湖四海走来，汇集在海南岛南部这条南繁育种带上，年复一年劳作，研发出一个又一个农作物品种。这项前赴后继、延续至今的事业，后来被提炼成一个伟大但并不为公众熟知的词——南繁。这些从事南繁的育种人，统称为南繁人。
南繁始于育种人对农作物的育种。为加快育种速度，育种人在本地培育一季，再带着育种材料——通常是种子——到冬季气候温暖的南方种一季。一个新品种的培育需要6～8个世代（种一季叫一个世代），这样一年两季，甚至一年三季的加代，便提高了育种速度。这是南繁最基本的功能——加速育种。
“仓庚守候鸟，虽小系春声。”1964年是中国南繁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这一年，农业部召开全国“二杂”推广会议。从这一年起，海南渐渐成为中国南繁大业重镇，作为南繁首选基地的重要性始见端倪。这年冬，海南南繁迎来了第一轮培育“二杂”良种、繁制“二杂”品种的高潮。当年的南繁面积就超过1.1万公顷。
河南省浚县农业局的程相文正是乘着1964年的春风来到海南岛繁制玉米杂交种的。随后乘风而来的还有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的戴景瑞，他1965年上岛，扩繁了一批引进的玉米杂交种。他和导师李竞雄先生因为这批“水土不服”的引进种遭受过意想不到的挫折和磨难，但他们矢志不渝，坚持以良种造福农民，终于结出丰产果实。1971年10月，中国农林科学院和广东省农林水科技服务站联合在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召开全国玉米杂交育种会议，进一步提倡利用南繁加快品种选育，力争早出、快出优良品种。
1971年冬，海南岛的玉米、高粱等作物繁育制种面积就达到1.7万公顷。戴景瑞就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他受王震将军委托，帮助湖南进行杂交玉米在丘陵地区的推广。春风一直吹，1978年吹来了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后邓村的青年农民李登海。这位怀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秉持“不让自己的老娘每天为做饭发愁”的朴素誓愿的青年，带着自己培育的杂交玉米品种“掖单1号”上岛制种。随后他和团队培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掖单”系列和“登海”系列，连续创造了我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为我国玉米杂交种的更新换代发挥了巨大作用。
先期乘风而来的程相文更是坚持南繁近60年，在此期间用21年时间培育成功大名鼎鼎的单交种“浚单20”。戴景瑞也以其在玉米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玉米异地培育的理论和实践受到农业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学术界的肯定，带动了其他作物的南繁。“肯羡鸣春为候鸟，自甘饮露作寒蝉。”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良种培育和推广，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补充了我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的基本口粮。但对于初步填饱肚子的中国老百姓来说，顿顿吃上白馍，或顿顿吃上白米饭仍然是奢望。于是，有志的南繁人又成了琢磨吃饭问题的有心人。
身处湖南湘西大山深处的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在米丘林遗传学说“一言堂”时，也连续搞过几年红薯嫁接、南瓜嫁接的试验，虽然间或能获得高产果实，但这些果实却无法将其高产性能遗传给下一代。于是，青年袁隆平常常在苦闷中仰望天空，质疑米丘林遗传学说的“权威”。接着，他又连续两年对栽培稻中收集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做杂交试验，并于1966年2月发表了后来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山巨作”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用试验数据否定了经典遗传学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的论断，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培育杂交水稻的设想和思路，并对雄性不育系在水稻杂交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做了重要论述，成为袁隆平对将要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提前绘制的一张施工图。
1968年，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7年的袁隆平，带领李必湖、尹华奇第一次来到海南岛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当时，他们的雄性不育材料都来自栽培稻，已经培育了至少6个世代，但还找不到恢复系。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南红农场一处水塘里找到一株野生稻天然雄性不育株——“野败”。从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便乘风破浪，飞速发展。
1973年10月，袁隆平代表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宣布，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是一项伟大的发明，直接带来了中国水稻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在三系法诞生的20年后，中国取消了粮食配给制，中国人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在这项对中国粮食安全，甚至对世界粮食安全都有深刻影响的事业中，袁隆平与全国上千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相互取经、相互成就，共同谋取了一份属于全人类的福祉。
相对于其他南繁作物，海南对杂交水稻至关重要：提供了“野败”和红芒野生稻等重要的种质资源；具有我国唯一的两系不育系繁殖所需的光温环境；为我国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工作创造条件，培养了一大批杂交水稻推广人员。袁隆平院士常感慨地说：“杂交水稻已经遍植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几乎所有的水稻优良品种都是从海南繁育出来的。是海南培育了我，也培育了中国的杂交水稻。”
“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老百姓的饭碗装上了中国粮食，肚子填饱后还要衣食无忧。棉花从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而瓜果蔬菜新品种的培育，也从来都是南繁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兴催花发，农功候鸟飞。”在60多年的南繁历史中，全国各地来海南从事南繁的人数累计超过60万人次。他们“偏爱南繁勇闯千里关，不畏艰难敢行万里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三大发明——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单价及双价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南繁人在南繁基地这块热土上辛勤耕耘，促成了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实现了玉米单交种的6轮更新换代以及杂交高粱5轮品种更新。南繁还是棉花基础科学研究的温室和棉种培育的天堂，也使像新疆哈密瓜这样的地方品种走向全国。目前，全国农作物的良种覆盖率超过96%，总体上实现了“中国粮”用上“中国种”的目标。而“中国种”的70%以上，与南繁有关。
在南繁这块热土上，走出了一大批闻名全国甚至闻名世界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西北瓜王”吴明珠、玉米专家李登海和程相文、抗虫棉发明家郭三堆，以及周开达、戴景瑞、朱英国、颜龙安、谢华安等著名院士，可谓星汉灿烂，皆出其里。
（本文摘自《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杨沐著，海南出版社2022年5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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