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山川孕灵异

    到唐朝末期，人们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华夏大地的大片地区。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最尖锐辛辣的证据在于文字写作对植被的影响。为中国庞大官僚集团制作墨汁需要把松树烧成煤烟，中国北方的松林因而被大量砍伐。由于雄伟壮丽的城市，由于行路的安全，人变得信心十足，对自然的美丽和脆弱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在汉朝时，尤其是南方森林覆盖的荒野那类大自然对人类仍旧是一种威胁，人们还无法领略自然的迷人之处和转瞬即逝的可爱。但是到了唐朝，自然似乎已从令人畏惧变成岌岌可危。从汉代诗人所作《招隐》，可以看出他们害怕云雾缭绕的山岭，害怕陡峭的深谷，人若跌入其间，则有去无回。但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却以其特有的玩世超然的笔调写道：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问答》）

    对自然的感受转化成律令，重新实施古代对庙宇辖地和圣明君主墓地四周的尊崇，这些地方成为不可冒犯的庇护之所，居住其间的所有生灵同受祭拜的死者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朝廷日益认识到森林的价值，发布敕令禁止纵火，禁止无故放火烧地，禁止在公共道路旁点火。既为了宗教原因，也为了实际目的，朝廷也努力保护分水岭。唐朝律令指出：

    凡五岳及名山能孕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时祷祭焉。   （《唐六典》）

    不论目的崇高还是卑劣，人类的繁忙劳动改变了大自然，改变的证据比比皆是。但是我们不应将唐代中国设想成一个土壤侵蚀，不见森林的国家，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南方，尽管定居的人潮涌进冲积谷地，那里浩瀚的常绿阔叶森林几乎还是人迹罕至。下列事实证实了那里的原始景观：到9世纪时，广东的山野中仍然野象成群，犀牛仍然生活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湖南西部和南部。华夏北部也远比今天林木繁茂。比如山东，现在那里不见森林，土壤侵蚀，被极为稠密的人口所累。而在9世纪初叶，那里似乎林木葱茏，气候潮湿，人烟稀少。当日本僧侣慈觉大师在839年去山东沿海途中，他遇到朝鲜水手。水手们正将他们在山东半岛烧的炭运到长江下游没有树林的平原。慈觉大师为我们留下难能可贵的史料，讲述当他穿越山东半岛山岭起伏的海岬时的情景：

    从海州直到登州以来路境不可行碍，旷野路狭，草木掩合，寸步过泥，顿失前路……入山行，即一日百遍逾山，百遍渡水；入野行，即树稠草深，微径难寻……蚊虻如雨，打力不及……路次州县但似野中之一堆矣。

    慈觉大师的目的地是山西北部的五台山，那里有12座宏大的寺庙和为数众多的较小庙宇，是唐代中国香客们顶礼膜拜的中心。在今天，除了树荫覆盖的庙宇四周和几个深谷之中，群山光秃无树。它们裸露的山梁和干涸、填满圆石的谷地同慈觉大师日记所述形成鲜明的对比。慈觉大师形容的景色是凉爽、葱郁的大地。山顶的松林和谷地中的树木笔直高大。高山花朵在高坡上盛开。在山顶的平地里冒出清凛的101水流，在较深的谷地中甚至有长年不化的残冰。

    百万人的城

    唐代中国的两座北方大都城是长安和洛阳。两座城中的人口都超过百万。两座城里都有阔大的市场，各式各样奢侈品作坊和众多外国人。外国人中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等。虽然这些外国人也居住在众多南方城市中，可是北方都城长安还有来自北方和西边的客人，包括突厥人、叙利亚人、鞑靼人、吐蕃人；也有来自东方的朝鲜人和日本人。

    不过我们必须将古老的北方城市和新兴的南方城市加以区分。虽然人口众多，虽然兴旺繁忙的贸易积累了财富，南方城市的建筑就像遥远的边地一样粗糙简陋。比如说广州是个富有的城市，但是那里的建筑却轻薄易碎：“广州的三面城墙被一片拥挤的茅草顶木屋环绕，火灾不时地将其付之一炬。直到公元806年才有一个干练的总督命令人们把房屋换成瓦顶。”相形之下，北方都城却是建筑传统和帝国雄伟壮丽的典范。

    这种建筑传统的要素是什么呢？ 华夏城市设计中最古老的要素是长方形围墙，墙大致朝着基本方向而建。这种建筑格局早在史前期龙山文化城子崖居住地已现端倪，到了商代晚期变得更加特点分明。到东周时期，造型各异的长方形城市比比皆是，长方形出现了各种变异，比如说两套城墙环绕的长方形比肩而立，或是一个同另一个犄角相接，或是大城套着小城。考古学证明这类设计格局历史悠久，它们的现代衍生物今日仍历历在目。北京就是最著名的例证。这座都城的建筑要素是年代稍晚但仍然古老的宫殿，宫殿建在中心和北部，还有状如格子的街道。早在战国时期，有关礼仪的书籍已将皇城的特殊格局奉为经典：城朝着恰当的方向，建成有围墙围绕的长方形，墙上十二座门代表十二个月份，城内有一座内宫城，里面有寝宫和接见朝臣的大殿。内城北面是公共市场，一条通衢大道从内城南墙的正门通到外廓城南墙的正门。在通衢大道两侧是两处神圣之地——帝王的宗庙和祈祷的祭坛。

    唐朝的长安是什么样的呢？诗人白居易描写了长安的夜景：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

    （《登观音台望城》）

    长安的夜晚很安静。除了官府的骑者，主要的街道空无一人，坊门紧闭。白天这里却人声鼎沸，尤其是在西市。但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这可以使我们了解这座大都城的规模。隋朝的开国皇帝规划了长安的宏伟布局，其基本框架为唐朝君主们所继承。长方形的城市从东到西有10公里，从北到南8公里。方圆大约80公里，围墙环绕的城市分成格子状，其主要地点是位于中心的宫城官府，它们靠近外城郭的北墙；还有东市西市、坐落在西南一隅的曲江园、围墙环绕的110个坊。在25条宽阔车道边上修建下水道、人行道、栽种果树，街道贯穿长安城。有11条由北到南，14条由东到西。南北走向的大道令人瞩目地广阔宽敞，超过135米宽，东西街道也不逊色太多。当时的人们一定认为这些街道是规整清洁的开放场所，与个人无关，令人生畏，作用是将居民住地“坊”隔开，而不是使它们彼此相连。上层阶级主要住在东城，一般百姓住在西城。所以西城可能居民较多。在两个集市之中，光顾东市的主要是衣食不愁的客人，因此那里并不拥挤，到9世纪初，东市大部分变成居住区。西市却是个“集市货栈遍布的繁忙喧闹场所，商贩说各种语言，除了说书人，艺人和耍把戏的，不同民族的变戏法的和魔术师也为顾客表演”。

    虽然大约100万人住在围墙环绕的长安城中，在方圆80公里的巨大城郭之中也有人烟稀少的地区。城市最南部有一条宽阔的地带，那里居民不多，主要是耕地菜园，也散布着几座庙宇。在东南角是邻水的曲江池，一个美丽的园林，点缀着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为文人墨客所流连忘返。诗人白居易喜欢骑马去那里，下得马来，漫步在岸边的柳林。曲江池树木花草繁茂，有柳树，杨树，粉色的荷花，湿地草类和芦苇，吸引来各式各样的野生飞禽。在每个季节园林中都聚集着城里的文人显要。

    杭城的夜色

    商业的重心是宋代时蓬勃兴起的大城市。到1100年，至少有5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只有开封位于北方。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接近5大城市的规模。在1126年女真人占据了宋帝国的北部，但是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南宋城市继续迅速扩展。到1290年，在元代某些地区府州人口似乎增长了2-3倍，甚至4倍。人口增长最引人注目的三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杭州、苏州、福州），还有一个位于从长江流域到广州的内陆贸易通道上（饶州）。

    城市日益商业化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后果，即使当它们成为国家都城之后，也不再具有传统上的刻板严格，不再被长方形城墙环绕，城郭之内并非按照古代原则规范安排布局。宋代阔大城池的围墙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在古老的中心区外，商业区发展杂乱无章，然后往往又在商业区外面建起围墙。我们可以回想起在久远的古代，即周朝时的战国时期也发生过类似情况，那是一个短暂的商业发展时期。政治城市的传统形状是长方形，这个长方形依据皇帝有关伟大君主的概念而专断地强加于景观之上，同人口增长无关。开封与此相反，当商业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在城门外杂乱无章地扩建了郊区，又在郊区之外先后建起新的围墙。虽然开封位于平原上，它的发展历史使之缺少以前国家都城所具有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正是后来北京城的鲜明特色。

    根据马可·波罗狂热的描述，南宋都城行在（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城市。但是杭州的伟大在于城市的人口、财富及人民的温文有礼，在于城里著名的湖泊、公园、园林。杭州的伟大不在于规模宏大、占地宽敞或是概念上的雄伟壮观。在所有关键之处杭州都没有遵循城市建设的经典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城墙西依湖泊之势，东受杭州湾之辖，环绕着一个参差不齐的区域，城墙上有13座距离不等的城门。宫城位于城墙环绕的城郭南端，而不是传统上的中心位置或是北部。城市在几何学上的中心位置被一个很大的贩猪市场所占据。而宫城逶迤在林木葱茏的凤凰山东麓，蜿蜒曲折的宫墙依地形起伏而建。御街确实位于城市的南北轴线之上，但是甚至这条主要的干线也没有完全遵守经典准则，御街在距宫墙北边不到1公里之处顺地势起伏而两度直角转弯。

    在杭州，率性而为和人间魅力取代了北方“宇宙性”都城的次序森然和雄伟壮观。比如就规模而言，杭州远不如唐代长安那样堂皇庄严。城墙环绕的地区只有9平方公里，与唐代长安80平方公里的宽敞浩大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御街铺设得美丽豪华，街道的宽度只有54米，还不到长安的朱雀大街宽度的一半。南宋时杭州有众多迷人的景致位于南部的凤凰山麓，达官巨贾在那里修建了住宅。在靠湖的郊区也可以见到阔大的庙宇和富人漂亮的府邸。但是杭州也具有一种市井生活的热烈，与之相比唐代长安的生活似乎黯然失色。

    密集的人口在部分上造成杭州的热烈气氛。那里有150万人口拥挤在方圆20平方公里的地区之中，有些在城墙之内，有些在城墙之外。而在8世纪的长安，100万人住在80平方公里的城郭之内。都城里的长安有大片地区实际上是乡村。与此不同，宋代杭州在凤凰山下挤满了房屋和居民。最为拥挤的地区（每亩33人）是御街周围那些狭窄的小巷。建筑用地供应不足，这似乎鼓励人们建造多层房屋。同唐朝风格不同，房屋临街而建，下层当作店铺，出售面条、水果、针头线脑、香火、蜡烛、食油、酱油、鲜咸鱼类、猪肉、大米以及多种多样的奢侈物品。上层可能是住宅，也夹杂着茶馆以及提供歌女情色服务的酒馆旅店。

    或许最显著不同的是夜景，夜景最充分反映出自从唐朝末期以来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在唐代城市中，夜晚一片死寂。坊门紧闭，日落西山后，人们只在坊内活动。在坊门之外，除了几个兵丁和奉差出行的骑兵，宽阔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宋代的杭州与此迥然相异，直到深夜，仍生气勃勃，热烈不减。在御街周围，五颜六色的灯笼高悬在饭庄的门口和庭院，辉映着店铺陈列的商品，也照亮了夜色。

    可汗的大都

    南宋帝国大城市的发展随心所欲，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蒙古人在北方兴建的规划有序的都城。这称为可汗的城市或是大都，即忽必烈汗的京城。可汗的城市于1267年开始兴建，城址在金朝（女真）被毁都城的北面（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当宋朝皇帝于1135年选定杭州为临时国都时，这是个繁荣的州府，人口有25万。忽必烈汗的首都却多少是平地而起。它的中心地区只有几座金国留下的夏宫。

    尽管城市是为蒙古皇帝而建，而且主要的建筑师却是个穆斯林，可汗城市的设计规划表现出格子式华夏首都所具有的几乎一切传统特征。如马可·波罗所述，可汗的城市是个几乎完美的正方形，在城墙的每一边都按照规定，建造三座城门。街道笔直宽阔，像棋盘的格子那样排列。在外城郭之内有两块围墙环绕的禁地，最里面是可汗的雄伟宫殿——大明殿。

    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可汗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大量人口，城里商业繁荣。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那里时，虽然城市刚刚竣工，里面却已经热闹非凡。在可汗的城市，“城墙里和城墙外都是众多的房屋和行人，没有人能数清他们的数目”。

    人口变化同经济变化相关，并反映在景观之中。自从1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迅速攀升，长江流域和南方进入经济快速扩展时期，食物供应相应增加，商业发展，大城市崛起。不过中国北方的历史更为坎坷。自从10世纪以来，北方先后遭到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蒙古人最终于1279年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人口无疑随着连续不断的进攻，以及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征服者变化无常的政策而上下波动。征服者们无法确定如何应对被他们所击败的，但是更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当侵略者们企图占领农业用地，将农田变为牧场时，景观发生了剧烈变化。女真人曾企图这样做。窝阔台（Ogodei）在位之初，一些蒙古人也企图将华夏北部的大片地区变成牧场。虽然幸运的是这个举措并没有严格执行，但是在华北平原的北部，有些农田的确成了牧场。直到忽必烈汗明令禁止之后，为此目的的圈地行为才宣告终止。

    将农业用地变为牧场可能是中国北方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在元帝国占领整个华夏之后，从长江三角洲将谷物大量运到北方都城。运粮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海运，走海路沿岸用海船运载；二是漕运，顺新开通的大运河（1266—1289年）用运粮的驳船运输。

    在忽必烈汗统治之下完成的最伟大工程是大运河。以前隋朝所开通的漕渠在设计上是为了供应都城长安，不是元朝的都城北京，所以只是在南段才通行无阻。在元朝、明朝，甚至于清朝，大运河都是南北运输的主要动脉。这说明北方在经济上一如既往地依赖南方。

    （本文摘自《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8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