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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担心：信息知识太多太快、应接不暇，从而产生“不入流”的新时代文盲；移动网络带来人类难以消化的海量信息；手机快速刷屏对阅读注意力、深度阅读和阅读效益的消解；传统经典阅读的失落；阅读违法违规内容导致的犯罪……甚至出现“阅读危机”“书籍的终结”“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等等悲观论调。因此回首数千年以来人类走过的阅读之路，以及在此路途上的阅读新旧观念博弈，正是为了对我们认识今天的阅读方式变革有所启迪。
阅读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文化成就，通过语言文字作为媒介的运用，使人类拥有强大的、广泛的人际沟通交流、享乐方法，更是打开通向广阔的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之门，阅读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的首要来源。
人类的阅读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它与社会互动并相互促进，人类文明特别是科技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促进阅读这种信息交流传播方式的变革，阅读方式的变革又促使社会结构转型，重塑旧的社会形态，渐次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和形态。
欧美学者较普遍认为，人类有三次阅读革命：第一次是近代早期15世纪中期，以德国谷腾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发现始，朗读逐步转向默读；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以机印书技术运用始，精读逐步转向泛读；第三次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由于移动网络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又一次改变和丰富我们的阅读方式，即由纸读转向屏读、默读与听读、社交互动化阅读共存。如果加上人类阅读前期的“从口述转向朗读”这一次，人类的阅读史应有四次革命或分为四个阶段。而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阅读变革，阅读对社会的影响和力量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阅读作为人类一种解析书面文本的能力，一种可以获得意义的文化素养，往往会拓宽人们的视野，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丰富人们的情感，让读者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困境的更多看法和想法，并让他们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考察世界。阅读往往“催生”读者的创新意识，追求新奇的情感。阅读总是会否定理所当然的既有观念和答案，使人们提出更多问题。总之，读者通过阅读增加阅历、拓宽视野、增强素养，探求意义和真理并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阅读事关公众（读者）的知情权、认知域、经典的阐释权和评论权等，阅读影响人的行为，阅读促进社会的自组织。因此，阅读从一开始就既被看成是启发交流传播的工具，也被视为对既有道德秩序提出诘难和挑战的途径。
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人们对读写能力的巨大作用的认识总是和人们对读写能力的影响担忧联系在一起，因而阅读始终是一个道德模糊的话题，常常使人产生爱恨交织的相互矛盾的情感。传统阅读意识、价值观与新的阅读行为观念价值观相互碰撞、争锋、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人类群体进步、文明的发展。
从口述传统到书写阅读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人类早期，主要通过口头对话、预言、神话、故事和史诗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情感（即使到了现当代，世界上依然有些少数民族习惯用口传史诗来传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欧洲，约公元前7世纪希腊发明了字母，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年－前399年）出生的时候，手抄书写文本逐步融入希腊人的社会政治文化之中，西方文明中书面社会的发展，使简洁的、规范的、清晰的和符合逻辑的书面文字逐步替代感性的和诗意的口头语言，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派生出特定的思想概念和学说等。
当时，精通口述传统的苏格拉底开始质疑手抄书写的合法性、合理性，这从其弟子柏拉图（Platu，公元前427－前347年）记录下来的老师的对话录中可以一窥其对书写阅读的排斥，苏格拉底对书写根本没有兴趣，也不相信书写有什么价值，他说“写下来的东西，无论是关于什么主题，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臆造”。他认为“如果人们学会了这个”，“它将在人们的灵魂中滋生遗忘，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用“药物”一词来比喻“写作”与“阅读”具有悖论，认为它既可能成为一剂良方，也可能变为一味毒药。苏格拉底说，书面的思想有一种形成其自身生命的可能性，而口头对话，比如苏格拉底与其追随者的对话是由那些彼此拥有相似处境和共同气质的个人，是在一种从容和安全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口头交谈重知识、看对象、注重心智协调的程度，是两个和更多人就特定的内容进行讨论并运用概念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单一的静默的写成文字的观念，一个人不能像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对写成的文字进行提问和辩论。写作的对象是随机性的，写成文字的书面文本四处传扬，什么人都能读到，自然产生不可预测、让人担忧的结果。
苏格拉底告诫说，一部作品不知哪些读者能够理解作者传达的信息并从中获益，可能有更多的读者还会受到误导并产生困惑。他认为，知识一旦落入那些不配拥有它的人手中，就可能变成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威胁。他认为，知识不能写下来不看对象地“四处漫游”，让任何人读到它，因为只有少数值得信赖的雅典公民才有资格去从事追求真理的事业。
很显然，苏格拉底还是想要采用旧的记忆口述传统来应付新的现实，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思维定势，对于要改变规范和价值，掌握新的书写技能的任何努力都是反感的。
设计“理想国”社会的柏拉图也曾经对书籍给少儿读者带来的不良影响表示深切的忧虑，他极为关心这些可塑性极强、而分辨力有限的“稚嫩”的城邦未来是否能继续维护“理想国”的秩序。柏拉图本人是当时社会上为数较少的书写阅读者，但他意识到，书写阅读比口传文化造成的影响更加难以控制，他曾呼吁对故事和诗歌进行审查，他特别怕书籍和阅读的影响失控危害他所在社会的稳定。
由于书面文字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罗马帝国时期的中世纪，宗教主导一切，以“书写”和“阅读”作为传达神谕、权力、法令的载体及其阐释，成为权威和制度的代名词。直到14～15世纪，口述传统和书写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在进行，书写与特权相联系，这次反对书写和阅读的却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六世》中就反映了1449年杰克·凯德（Jack Cade）起义，当时杰克·凯德带领起义军猛攻伦敦，凯德宣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恢复传统的口头文化和规范，包括建立在口头公告基础上的法律，不通过书籍和纸张，而是通过传统方式（如木头上刻划记号）来记录债务和商业。起义的目标是杀死所有的律师、教师等，破坏书写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场所（法庭、档案馆和造纸厂等）。反叛的杰克·凯德代表了被排斥在书写和阅读圈子之外的社会底层的声音。
正如法国阅读史学者夏蒂埃(Roger Chartier，1945～)所说，莎士比亚通过它来凸显两种文化之间的紧张：“一种文化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越来越依赖书面文字；另一种文化则建立在怀旧和乌托邦的基础上，向往一个没有文字、人人都能听懂的话，人人都认识的符号治理的社会。”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了下层民众对书写活动包含的权利，以及由书写文化所支撑的整个上层建筑（法律、国家和宗教）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权势感到不满和愤怒。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于写作和阅读的批评，他们关于阅读如“药物”的观点，以及古希腊文化中对媒介的怀疑，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虽与时俱进，各有时代特色，但主要还是担心文本的不看对象、“四处漫游”，造成对知识信息和社会道德秩序的破坏。也还有一个原因是，即很多文学家和学者认为，写作和阅读的人为性、不自然性，是人类情感不真实、被动的、外在的东西，它“缺乏情感深度”（马歇尔·麦克卢汉语）。因此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等和历史上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学者，尽管他们都是书写和阅读的最积极参与者并从中广为受益，但都怀疑、讨论、反对过书写和阅读。
印刷时代到来
1450年德国约翰内斯·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解放书籍生产力。在这一技术运用之前，欧洲仅有几千本手抄书籍，即便在梵蒂冈图书馆，也仅藏有不到2000册书籍，能拥有并能阅读的主要是神职人员、学者、书吏和艺术家，加之中世纪教会的控制，书籍的内容以《圣经》及其阐释读物的拉丁文为主，阅读方式主要是由教士、家庭聚众的朗读和听读。
到15世纪末，书籍的数量增长到超过90万册，其中60%以上还是以罗马帝国的统一权威的拉丁文来印制，而以通俗的日常交流的欧洲各民族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印制的书籍种类和册数却在增长。1530年后，以民族语言印制出版的书籍种数便超过了用拉丁文印制的书籍。书籍内容不再只是宗教教义，而是逐步普及的、内容广泛的人生哲理、文学和实用知识等大众读物。
与此同时，德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宗教改革，被称为“印刷书籍的孩子”，也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书的普及和阅读。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义思想的交锋，宗教改革派和反宗教改革的保守派都利用印刷读物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宗教改革派强调教徒个人阅读《圣经》的公共义务，瑞典甚至规定不会阅读者不能结婚，读写能力因此普及到平民，促进了阅读的社会化、民主化，也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和政治思想的解放，印刷品和阅读的影响力从此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印刷物从精装到平装、小册子，社会上到处可见手捧书卷自由静默阅读的人。
个人默读理解读物特别是《圣经》等促进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释放出极大的社会潜力。因为读者从此可不完全按官方的正统观点来解读文本，而可对读物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起初对大众性的《圣经》个人默读，神学家和社会精英们表现出热情，随后却迟疑不决起来，他们担心那些阅读《圣经》的人可能由此走上异端的道路。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指出“《圣经》的印刷出版导致信仰的碎片化，而且还促进了对于信仰的个人化解释”。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也说：“阅读不是为了反驳和诘难，也不是为了信仰而理所当然地接受，而是为了权衡和考量。”
大量印刷读物的出现对精英思想控制和文化特权构成了威胁，那些享有特权和权力的人，对印刷带来的知识民主化满怀敌意。于是，守旧的天主教会和反宗教改革势力便试图对那些视为危险的或异端的出版物加以审核和控制，他们于1564年发布禁书目录，试图控制和规范《圣经》及其解释权。
在这个过程中，提出国家起源学说，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维护“秩序”的英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强烈感受到，由于阅读的自主性对当时的社会秩序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他把那些有独立见解和批判意识的读者视为对社会秩序健全的威胁，认为这种愚蠢行为助长了政治危机，导致当时英国的内战。他在其著作《利维坦》中列举的几种国家疾病中，把“阅读错误著作”视为“最大最现实的”疾病之一。他坚定地认为，许多读者就是因为阅读了古代的经典（指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走向共和主义而挑起内战，他对那种通过阅读作出个人判断的做法表示了忧虑。他认为，对个人良知的授权将起到贬低外部权威的效果。
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则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位曾在英国内战期间狂热地支持共和制的人士，处心积虑地激发读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将其视为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名为《论出版自由》的国会演说词中，弥尔顿运用清晰的逻辑，广征博引，对长老派控制的国会1643年制定的“出版许可证法”进行了有力批判，提出并论证了出版自由的主张。他指出，书籍就像宝瓶，把作者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杀人只是杀死理性的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
弥尔顿把阅读看作是积极和富有挑战性的行为，认为它可以让读者经受考验并使他们进行独立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英国公民拥有足够的道德和理性能力来抵制不良书籍所可能散布的邪恶思想。他坚信，邪恶思想并不是那些包含在印刷书籍中的内容，而是由于人们没有自主性去质疑并拒绝那些带有误导性和腐蚀性的观点。他始终相信读者，认为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可以通过接触那些误导性的观点进行比较学习，作出自己的判断。
16世纪，威尼斯天主教多明我教派的一个修道士菲利普·迪·斯特拉塔曾公然劝说威尼斯议会对印刷加以限制，他在威尼斯议员的支持下，居然在议会上提案反对采用古腾堡的印刷技术运用。他的理由是，为了捍卫书写，需要抵制印刷，因为它唯利是图，滥用经文，快速生产，大量流通粗劣、错误的版本，因而败坏文本；在未经教会同意的情况下使普通公众易于得到不道德或危险的文献，败坏读者心灵和思想；使文本随便向愚人开放，败坏知识。这位修道士对印刷技术的憎恨和反感集中反映当时既有的权势阶层对印刷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道德秩序的丧失的担忧。
大众化阅读出现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之交，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并运用，大规模的机器印刷业繁荣发展，机印书相对便宜并大量供应，阅读成为欧洲更为流行的消遣方式，于是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更为灵活。
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Rolf Englsing）将18世纪出现的大众化阅读以及阅读公众日益增长的影响称为一场“革命”。他在调查了18世纪德国不来梅市中产阶级读者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18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之间，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他认为，直到18世纪下半叶之前，大部分具备读写能力的读者仍在精读，即阅读并反复阅读数量很少的书籍，精读时的经典书籍是《圣经》及相关的书籍，精读具有虔敬性和反思性。而泛读则是人们开始翻阅各种不同的、涉及同一主题的书籍，同时还会比较并评估其中观点的优劣。读者也许还会阅读宗教性的书籍，但却越来越为世俗性的书籍所吸引，主要是越来越多的各类文学书籍。这个时期，读物的类型也逐步增多，除装帧各异的各类书籍，恩格尔辛认为，报纸、期刊等提供更即时、便捷的信息和知识，并常常邀请公众通过阅读来参与各种讨论，促使那些渴望尝新的人快速浏览众多文本，而这正是泛读。恩格尔辛也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夸大阅读革命的规模和速度。历史表明，不同阅读习惯常常同时并存，如口述传统和朗读至今还在。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的研究也支持恩格尔辛的观点。霍尔指出，他所研究的18世纪新英格兰社会似已放弃了昔日对极少数宗教虔敬著作的依赖，而开始去消费阅读繁荣的文学市场上的新式出版物——报纸、期刊、小说等。霍尔认为，这种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与同时席卷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变革密切相关。
首先，之所以出现泛读现象，是因为机印书的大量出版造成读物种类和数量的大量增加。其实人类很早就抱怨，知识信息太多。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诗人朱维纳尔（Ju⁃venal）就曾经对过量的信息表示过担忧，14世纪人文主义作家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也曾埋怨他所在的时代存在太多抄写员。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人文主义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也曾经抗议“新书的泛滥”。1600年，英国作家巴拉比·里奇（Barnaby Rich）曾经哀叹“这个时代最大的病症之一，便是让世界不堪重负的大量书籍，它们每天涌现到世界上，多到我们无法消受的地步”。17世纪时，对于众多印刷书籍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的观点变得非常流行。
其次，过多的书籍意味着过多的选择，而过多的选择又会对书籍本身是否拥有值得信任的真正权威性提出质疑。因此，从古至今的道德家们在提出关于阅读的建议时，总是告诫人们要避免泛读。古罗马的哲学家、政论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年－65年）曾规劝读者，“阅读太多的书籍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会令读者迷失方向和变得愚钝”，而且他还指出“如果你想要得到那些能够牢固地确立你思想的观点，你就必须把阅读对象限定于有限的几位大思想家，并精读他们的作品”，他的观点至今还被广泛推崇。似乎限制多样性阅读，便可避免读者读到不同观点而导致读者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其三，社会阅读兴趣的扩展，阅读方式多元化，不仅改变阅读活动，而且改变了阅读的意义，从而使社会精英开始争论什么是良好的阅读，什么是不良的阅读，阅读对读者行为的影响等问题，不良的阅读行为常常被认为是缺少目的性和社会责任感的阅读，以及对于浅显易懂的文本的无节制的消费——阅读小说常常被特别指出是一种可能受到诱惑和迷惑并道德败坏而误入歧途的行为。
总之，西方启蒙时期形成的阅读规范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是，要求读者进行有目的的专注精读并从中受益。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对阅读活动加以指导和规范的尝试，影响最大的英文阅读指南是约翰·洛克的《摘录书籍的新方法》，该书1676年首先以法文出版，随后翻成英文于1706年出版。洛克鼓励人们做读书摘录并认真整理，以养成批判性和有条理的思维。当时的哲学家和评论家都赞美那些以善于学习和自我完善为目的的读者，同时谴责那些任性的、不加选择、囫囵吞枣的阅读行为，即使是当时相对开明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也对以娱乐为目的的阅读行为采取批判态度，认为如果人们毫无节制地去阅读逃避现实的文学作品，会有损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思想解放。
出版物类型的多样化，阅读公众的增长，也使人们对大量读物出版的日益商业化、带来世界不确定的加速运转、阅读可能带来精神腐蚀的“道德焦虑”，起初是对宣扬宗教异端的读物，自18世纪以来是对阅读潜在的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影响，而后是所谓淫秽色情读物对社会的腐蚀影响。在保守派评论家看来，泛读对于既定的道德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并使读者抛弃自己对亲人、家庭和职业的责任。自由主义和亲启蒙运动的人士对阅读“狂热”的批评则是，指责通过阅读寻求快感和娱乐的读者，他们本应追求知识教育和身心解放，现在却沉溺于快感的纯娱乐。
17世纪初出版的小说《堂·吉诃德》，最能反映阅读小说的不良影响。作者塞万提斯向人们讲述骑士堂·吉诃德因迷恋小说的魔力而丧失现实感的故事，他借此向人们表明，小说可以诱使读者近乎虚幻得发疯。1774年歌德（Joha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发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大西洋两岸同时遭到强烈的批评，导致阅读言情小说和其他通俗小说的社会“道德恐慌”，使时人对泛读引起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自杀的担心、使阅读问题从道德领域扩展到生理心理健康领域，从而使人们对当时社会道德秩序威胁的“焦虑”达到顶点。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包括国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等也曾想利用言情小说对民众的感染力来弘扬美德，后来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很多人热衷阅读小说，严重阻碍良好的教育，浪费受教育的时间。他还把小说描述为道德上的毒药，认为它污染心灵，摧毁心灵的健康，妨碍人们进行有益的健康的阅读。
由此观之，虽然过了两千多年，但托马斯·杰斐逊这一认识与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阅读的观点又何其相似而一脉相承！因此，阅读在释放其巨大影响和能量时，总是招致人们的各种担忧和要求加强监管。
技术会终结阅读吗
当前，移动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普及、深入，给我们提供了多元、即时、互动与便捷的阅读选择工具，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书面阅读交流交往的延时性、局限性，极大地促进了阅读活动的社交化和社会化，同时也给传统的纸质阅读模式造成巨大的冲击，改变和丰富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阅读方式，人类又面临着一场阅读方式的变革，纸读和屏读、静默的个人阅读与社交互动化阅读共存共享共融，阅读又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担心：信息知识太多太快、应接不暇，从而产生“不入流”的新时代文盲；移动网络带来人类难以消化的海量信息；手机快速刷屏对阅读注意力、深度阅读和阅读效益的消解；传统经典阅读的失落；阅读违法违规内容导致的犯罪……甚至出现“阅读危机”“书籍的终结”“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等等悲观论调，因此回首数千年以来人类走过的阅读之路，以及在此路途上的阅读新旧观念博弈，难道不能对我们认识今天的阅读方式变革有所启迪和思索吗？！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1947～）在《阅读的力量》（弗兰克·富里迪著，徐弢 李思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一书中向我们揭示的，阅读的价值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信息知识的获取这点实用功效，而在于它是读者寻求真理和意义的活动；读写能力也不仅仅是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的工具性技能，而是一种从阅读中汲取意义并由此探索真理、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他强调，当今尽管存在技术革命，尽管新媒体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但是人文主义的理念——具有辨别力的读者能够做出自我判断——依然应当是当今的文化理念。因此，要相信读者的自主判断和辨别力。
当代社会往往担心数字技术会对读写能力和读者造成有害影响，他认为，这种担心常常是错位的，实际上古已有之。要相信，通过阅读而形塑出的个体独立性为人格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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