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歌者郭小川

    ■姜洪

    辛丑立秋前夕，忽然有一次匆匆的鄂西北之行。在秦巴山间十堰的旧书摊，见到一本《郭小川诗集》的续集，我将之买了下来。这半是缅怀，半是有所思。

    “我站在北京的街头上，向星空瞭望。”站在十堰街头，我翻阅到这样的诗句：“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我爱人间，我在人间生长，但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这首《望星空》的风格，有点郭小川，又有点非郭小川。诗中间或流露的情绪，略带异质感，在那个时代未必能得到安放。“在人生的行程中，又有多少个夜晚，见星空如此安详！”诗人呼唤：“让满天星斗，全成为人类的家乡。”应当承认，不是每首诗都打动了我，但我喜欢这首，喜欢1959年某个秋夜的这次诗意的眺望。

    就我个人的知识接受史而言，分为“1976前”和“1976后”。知道郭小川，是“1976后”。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两个时代的转换交替处。我至今怀念那一段文学时光。

    历史发生重大转折。许多人包括诗人重新“归来”，新异而陌生。就是在这时，我读到郭小川的诗：《团泊洼的秋天》《秋歌》，还有《辉县好地方》《拍石头》……它们都深沉。几个月后，我下放到本县偏远山区随阳，一山之隔就是咸宁花纹：郭小川曾为之写下多首诗的地方。之后还读到他的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他1961—1962年南、北方之行写出的一众名诗，“厦门风姿”“青纱帐，甘蔗林”“甘蔗林，青纱帐”……南方风姿，北方风物，优美地次第呈现于中国诗歌。

    并非题外话：那时我也喜欢贺敬之。新时期开始前，已读到重版的《放歌集》。其中收入了他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作品。以后，他又写出了《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分量极重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郭小川，贺敬之……说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在场者”，大约并不为过。

    对这位景仰已久的时代歌者有了更多了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与郭小川夫人杜惠先生有了书信往还后。起初是因为《郭小川家书集》。闻听《家书集》的出版，我向杜惠先生求购。她寄赠了该书，退回书款。又言及正在编辑的另一本家书。

    杜惠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时间是1990年暮春的4月8日，写在一张64开笔记本内芯纸页上。她告诉我：正在编辑“郭小川、杜惠书信集”“其内容比已出的家书集，自然大大丰富，可说是绚丽多彩的”。书将由一家教育出版社次年春夏出版。5月18日，她又寄来一张明信片，写道：“我现在一直忙于抄信件，但何时能出尚不可知。以后再告。”一个来月后，6月25日的信中，她告诉我，“书信集”今年可能出不了，由于其他原因，已决定不给该出版社出了。将来请哪里出，等全部誊清后再说。“明年是小川师逝世15周年，明年出版是好的。何时有确信，我一定及时写信告诉你。”信是写在《光明日报》300格稿纸上。

    《郭小川家书》，我当即读了。其中有一封提到赤壁之行。“今天，全连大多数人都去游‘赤壁’（因为诸葛亮是法家，使大家对这个历史名胜增加了兴趣），我也想去，但没有去，因为要爬山，我走不动。”这封信写于咸宁向阳湖，时在初冬，1974年11月7日。

    经由《家书集》，我进入诗人的向阳湖日常。这构成他最后几年写作语境的一部分。分别写于1974年5月、6月、12月及1975年1月的家书，对此时有缕述。“这里时冷时热，一下雨就得穿棉衣，一晴天，只能穿短袖衬衫……”“天气热了，……还记得武汉的气候吧，这里跟武汉一样。热得使人出不来气……”“这里天冷起来了，屋内在零度左右，这是南方的特点，屋内没有火。”病痛缠身，体力大大下降，“连附近的小山包都上不去，一走路就喘。……”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京行，我遇到老诗人牛汉。之前早已读到他的《温泉》《悼念一棵倒下的枫树》等诗，知道他当年也在咸宁。但那次并不知道，向阳湖干校进入尾声时，他和郭小川都滞留在此。郭小川曾在咸宁铁路桥下及拔麦子时与之主动接触。他后来著文，回忆1974年秋冬郭小川在湖北的最后情形：

    当时剩下的人不多了，有菜班、炊事班，还有一些不干事的。他（郭小川）住在山头的阅览室里，跟一个上海作家叫芦苇的住在一起。我住在下头，山洼里。我们在一个菜班劳动，每天上午劳动两小时，下午学习。我们俩在屋前空地开了一块平地，种苦瓜，他说他喜欢吃这个东西。苦瓜长的很快，我俩一起搭了架子。一次暴风雨，苦瓜架倒了，我冒雨去扶，一看，他也来了，我们光着膀子淋着雨又搭起来了，弄得一身的泥。秋天，苦瓜结得多得不得了。

    牛汉记得，咸宁干校的告别宴会，有校部的人还有各大队干部一起聚餐。干校粮食多，猪多鱼便宜，会餐很丰盛。不让郭小川参加，给他另找个犄角旮旯，让他一个人在厨房坐在马扎上吃。

    和杜惠先生的通信，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她在信中间及琐事。如1990年5月18日，她寄来一张明信片。大约我之前在信中提到咸宁，她说，“咸宁，我没去过，所以不熟。我当时在光明日报社五七干校（河北邢台），也不自由。”又说，“你的工作虽地处鄂东南，交通也还称便，尤其你的工作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很有意义，很丰富和充实的！ 看来你学习很努力，很有朝气！”1994年秋，她寄来一份《光明日报》1995年征订函。在打印的征订函末尾，她写上一句：“希望你市多有几位订光明！”又加写道：“你曾给我的信写得很好，我一直记着你！ 祝好！”《光明日报》《文汇报》，我素所耽读，但那时我已到武汉求学。当年12月30日，杜惠先生的明信片寄到我们西六舍111寝室。里面说，“非常对不起你，你的信压在报纸堆里，今天才找出来！ 请原谅！”“建议你向安徽文艺出版社去买《新诗大千》，这书很有价值（合肥）。”明信片上，印有中国民间艺术· 金山农民画，《荡舟迎春》。1998年3月4日信谈到，承德（郭小川）研究会不吸收外地会员。他们现在掌握的资料都是过去报刊上发表的。今秋可能才召开会议。

    杜惠先生写给我的信，应该还有几封。有一封，1996年的小文《星空下的事情——我这一代人眼里的郭小川》曾片断引用。还有一封，杜惠先生谈及拟将该文收入郭小川纪念集，并附来合同书。最重要的，还是1997年10月27日的这封。

    我当时打算搜集郭小川研究资料，先生在信的开头写道：“我想你先做这样一件集资性的工作，还是有益的。”

    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一位与湖北有着渊源的诗人。50年代初，郭小川曾经在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数年，家书集中，有不少落款“武昌东湖”的家书。他曾任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兼文艺处长，写的《许昌宣传工作》，受到最高领导人好评。他还与人合作，以“马铁丁”笔名，在《长江日报》开辟专栏，杂谈思想。“思想杂谈”后结集成十辑，发行数十万册，影响不可谓小。1953年，他调中宣部，后又到中国作协。50年代末，他一度想重返湖北。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之际，他与赴会的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有了接触，有意赴鄂任省委秘书长或地委书记。70年代第一年一开始，郭小川回到湖北。这回是在武汉以南数十公里一个陌生的湖泊边，咸宁向阳湖。只以地域接近性而言，这样一位诗人也应当受到关注，他在中南——确切说湖北、武汉的这段经历，应当说，还有挖掘的空间。

    何况，还远不止于此。

    《望星空》写道，“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郭小川的诗歌，借用蔡翔的话就是，革命、中国及其文学表述，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是那个时代文学大潮中也许并不“微小又微小的波浪”。——虽然他间或也有“成长的烦恼”。他让我们重思那个时代、那个文学传统，以及思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今天看得更清楚，就总体而言，文学一定与时代有关联。时代会有形无形地作用于文学，而文学也会有形无形作用于时代。怎样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