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白烨找我说,阎纲快九十岁了,说我们一定要搞活动,总结他们的成就。我当时看他的表情,他是动了感情的。
也是前两年,一个场合,李敬泽问李星怎么样啊,谁谁谁怎么样啊,谈到阎纲,我记得他说,阎纲九十大寿的时候,他一定要过来,他总是说老阎老阎怎样,这是缘分吧。他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和阎纲在一起。他和阎纲的历史,他们的感情,某种意义说就是和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感情,和一个时代文学的关系。
让我从阎纲回到家乡说起,阎纲回到家乡,他的兄长给他有要求,立有规矩:“你到这里,一要说家乡话,二要守纪律,不要特殊化。”阎纲向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像一个发蒙的儿童,表情是那么纯净,虔诚,一下子肃敬起来。我理解,他的哥哥是在说,你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现在回来了,你是地之子,虽然你为这片土地争得了荣誉,你虽然可以骄傲,但更应该感恩这片土地,以这片土地哺育了你为荣。
从阎纲后来的文字中贯穿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可以读出。如果说他和家乡的关系,那么他是大地之子。
如果说阎纲和陕西文学的关系,我是在说北京陕籍评论家群体,阎纲是代表。在当代,没有一个省份的在京批评家给予家乡的作家那么多的关注,爱护,鼓励和支持,构成如此密切的关系,生活上、道义上,精神上,文学上,都倾注了浓烈的感情。阎纲、周明们,白烨、白描们,他们和陕西几代作家都是亦师亦友的朋友,和肖云儒、李星这一代评论家都是事业上、业务上的挚友,过去我们说陕西的评论,是把在京的陕籍评论家连在一起说的。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在中国最高端发声,在更高层面的评价,没有他们给予陕西文学的视野,启迪,陕西文学不会获得充分打开,形成今天这样的认同。
让我以阎纲为例举一、二例,现在的柳青研究是一个显学。柳青研究,有几个阶段、高潮,第一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严家炎和柳青争论对话时期。第二个高潮在改革开放初期,以什么为代表,以阎纲的专著《〈创业史〉与小说艺术》和刘建军、蒙万夫的《论柳青的艺术观》为代表。阎纲曾经四访柳青,从作代会到长安,从乡村到病房,如果算上祭拜,那么他六访柳青。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当代第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阎纲和刘锡诚是具体主编,很平和,很珍贵的,他把目光投向陕西,选择了胡采和王愚。
这中间的跨度让我省略。我们可以列举一大串作家,许许多多事情讲和阎纲的关系,这一定有人说过,有人感怀。直到今天,直到他近年间回到家乡敬恭桑梓,他的作为,他的精神,非效益、功利所能比拟。
阎纲有两个家乡,一个陕西,一个北京。阎纲的写作期,事业期是北京。阎纲给自己的人生划过代。白烨说:“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学造就了阎纲。”阎纲的写作,是和例如蒋子龙、张贤亮、张一弓、谌容等一大批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和陕西省的肖云儒、李星等一大批评论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他在《文艺报》时期主持“读书班”,激活了一大批评论家的创造力,成为当代批评的中坚,并且承上启下,并且,这个传统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而阎纲本人,连接共和国文学的风风雨雨,更联系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阎纲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活地图,是新时期文学的史证和心证。他的著述,热情热烈而又沉郁顿挫,春秋大义,蚌病成珠。他的激情,他的理性,他的敏锐的现场感和史家的判断力,反映着一个时代文学的广阔内容。现在,我们讨论阎纲的文学工作和文学成就。我认为,阎纲和改革开放新时代文学形成了互文和互证。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潮流唤醒了他的才情,激发了他的思考;而他的工作,他的思考,他的文字,已不是个人财富,应该是作为当代文学有机部分的历程,经验,并且伴随着这个历程的前行,会带来多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