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不是历史和小说之和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向，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阅读方式的多样化。

    在印刷文化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小说作为一种媒介装置保存和传递知识；近代以降，小说大为流行，这与呱呱坠地的市民社会呼唤个体的出现不无关系。而今小说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甚至有回归本位之势，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说”。在此情境下，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以历史为题材的书写却热了起来。原因何在呢？ 哲学家柏格森讲过一个故事。有个教徒跑到相邻教区听道，牧师的布道令在场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只有这人没有反应，牧师很奇怪问他为何无动于衷，这人答曰我不是这个教区的。这则故事隐喻了共同体与共同体、个体与个体、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情”是需要媒介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作为人群的共有的经验（直接的或间接的）可以成为唤起共情的触媒。主编皇皇巨著《记忆之场》的法国学者诺拉说过一句颇令人费解的话：记忆研究的兴起是文学的辉煌葬礼。这可为历史题材书写的兴盛做一个注脚。

    一般而言，历史小说指以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为中心、根据一定的史实而建构的故事，所谓历史是“假的”。国产历史小说大都属于这一类。作者把“历史”当作手段，不想也不需要深入了解历史，有的甚至胡编滥造。《范仲淹》一书的作者郭宝平在《自序》中声称要“打通历史”“杜绝凭空虚构”，历史小说家能有如此明确的意识，着实难能可贵，这是迈向“真”历史小说的第一步。

    真历史小说就是非虚构写作，作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关于历史，有很多说法，万变不离其宗：调查研究及其结果。有两层意思，历史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再构。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在朴素的实证主义指引下，追求“客观”，轻视“再构”，对不为文字所表征的历史空白甚少关心，历史学者大都“眼前有景道不得”。对于历史学者的知难止步，历史小说家可以用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的内在关系勾连起来；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小说家就超越了历史学家，所写出的小说化的“历史”就拥有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历史”。当然，要挑战历史学的极限，历史小说家首先必须完成历史学家的文献整理工作。日本最知名的历史小说家是司马辽太郎，他生前自述为了写1939年日军惨败于苏军的“诺门坎事件”，买了一卡车书和资料运回家研读，最后竟放弃了写作。我猜想作者越研究越发现挑起战争的“皇军”自大荒谬，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难以承受其“重”。

    与历史学追求“实在性”相反，小说以“虚构性”立身。基于对“真”历史小说——非虚构写作的执著，我以为历史小说与虚构小说的“小说”是不同的，历史小说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等都是实在的，而虚构小说即使有具体的名词，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可以抹去或更换的，“假”历史小说都带有这一特征，我戏称其结构为“王八蛋”（one button）——一根筋，宫廷戏都是如此。

    历史小说与虚构小说的这种不同是由其写作方式不同决定的，如果要对二者强加区分的话，虚构小说仅凭“想象”就可以建构故事，而历史小说的故事多半是以“回忆”方式展开的。二者都是通过文字将“不在”呈现于“现在”，虚构小说的“不在”可以是幻想的，现实中不存在的；而历史小说则是把“不在”以形象呈现于“现在”，因为“不在”曾是“既在”，在表述时就需要加上时态动词或者时间副词。如果了解古罗马的记忆术的话，就不难知道回忆的展开是有方程式的——唤起、场所、安置、编程、修辞等，在此意义上，历史小说受到其所描述的时代——“既在”的掣肘。

    历史小说在给定的时空内，用文学的手法挑战了历史学的极限，其终极目标乃是要揭示所描述时代的精神——通过个人、家族、江湖以及庙堂等。正是被抽象化的时代可以穿越时空来到“现在”，使读者与作品、现在与过去产生互动乃至“共情”。“共情”是历史小说得以存续和盛行的基础，但切忌进行目的论的写作，把今日的情感和思想强加在历史上，这种历史小说不是关于过去的小说，是疑似过去的关于现在的小说。姚雪垠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曾轰动一时，现在几无人问津。作者把杀人如麻的张献忠等描绘成农民英雄，这比起他的自传体小说《长夜》不知倒退了多少。后者自述被绑匪“绑票”的经历，呈现了军阀时代真真实实的“精神”。

    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和历史在叙述上具有同构性，甚而说文学即历史。但是，即使小说和历史在叙事结构上具有同构性，也不能忘记历史小说是在“发现”历史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历史小说不是历史和文学之和。

    （本文是作者2022年7月17日在“郭宝平《范仲淹》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