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与鲁迅的友谊与误会

    在上世纪30年代，田汉与鲁迅曾有过很多交往。在交往中他们结下了战斗友谊，也产生过一些矛盾。实际上，有些事情完全是因时代的关系由“误会”产生的。

    田汉同鲁迅的友谊

    田汉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7年。据《鲁迅日记》1927年11月23日载：“晚得田汉信，夜复。”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文坛的时期。鲁迅和田汉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斗争。鲁迅以杂文为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事业的罪行；田汉以戏剧为阵地，创办南国社，带领学生以穷干苦干的精神开展“民众的戏剧”运动，通过戏剧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内战、追求真理、向往自由光明的进步思想。

    1930年，田汉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与左翼作家并肩战斗，同鲁迅的交往也多起来。田汉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2月13日晚，他们共同出席在上海汉口路“圣公会”秘密举行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一起当选为该同盟的执行委员，并于15日同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签名。“左联”成立前，田汉和鲁迅都是发起人，在成立大会上，他二人与沈端先、冯乃超等人当选为“左联”常务委员。鲁迅和田汉都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此后，田汉和鲁迅经常在一起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及朋友们举办的聚餐漫谈会。1930年9月19日，田汉与茅盾、叶圣陶、傅东华等人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一起出席鲁迅五十诞辰庆宴会。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列出一个新的暗杀名单，其中就有鲁迅、茅盾、田汉等人。鲁迅最先得到了这个消息，赶忙通知各位朋友。田汉说：“鲁迅先生得着南京的消息赶忙告诉我，要我小心。……我因有鲁迅先生的警告徼倖获免，而同学黄衍仁先生因为住在我的屋子里，不幸替代我受了近两年的缧绁之苦，直到一二八前夜才释出来。”（田汉：《漫忆鲁迅先生》，《文萃》周刊第5期，1946年11月6日出版）田汉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之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感激与怀念之情。

    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革命者。他们仍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1932年2月3日，田汉同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42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7月，为“第三国际”牛兰夫妇在南京被捕入狱事，田汉同鲁迅、柳亚子、茅盾、陈望道等30多人集议营救，共同致电南京司法院院长居觉生，要求释放牛兰夫妇。1933年5月15日，田汉同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陈望道、洪深、丁玲等联合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对日本左翼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因为反对本国的军阀而遭毒手”表示“愤慨”。宣布“发起募捐，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之敬意”。

    1932年“一·二八”以后，田汉、阳翰笙等人打进艺华影片公司任编剧，创作《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进步影片，在电影界产生了很大震动。对此，鲁迅看在眼里，行动上是支持的。据田汉回忆说：“我们参加‘艺华影片公司’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次被邀来看试片和老戏表演，我们问他对老戏的意见，他笑着说他只晓得红脸杀进黑脸杀出。”（《漫忆鲁迅先生》）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用武力捣毁艺华影片公司时，鲁迅不顾白色恐怖的压力，立即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这种“全武行”的罪行。尽管如此，但鲁迅不太喜欢田汉的性格。鲁迅的性格是沉着、稳重、严谨的；田汉的性格是浪漫的，喜欢热闹。尤其是在朋友聚会之时，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有时在宴会上唱几句京戏。鲁迅对此很不习惯。每逢这样的场面，鲁迅便说：“看来，又要唱戏了。”随后便告辞先退席。然而，这种个人爱好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彼此工作上的交往。真正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矛盾的有两件事：一是“四条汉子”事件；一是“绍伯”文章的事件。

    关于“四条汉子”事件

    关于“四条汉子”事件，夏衍先生在《懒寻旧梦录》里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之后不久，有一天周扬到爱文义路普盖里来找我，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鲁迅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我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了鲁迅，我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了之后，他就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一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

    到了约定的时间，夏衍先生在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等候周扬和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田汉也来了。夏衍先生说：“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汇报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去呢？我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

    见到鲁迅之后，内山完造先生特意请他们到后面会客室去谈话。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工作的开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夏衍说：“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紧张了。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些别的事。”

    这次谈话到了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发表时，变成了如下这般：“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汉奸，官方派来的。”夏衍先生说，鲁迅答徐懋庸的信是1936年8月写的，当时鲁迅正在病中，“这封信最初是冯（雪峰）起稿的，因此有些事情是写得失实的。”第一，时间上的错误。鲁迅文中说“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中的“去年”，按写作时间算应是1935年。而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已被捕押到南京去了，怎么会有“四条汉子”去看鲁迅呢？ 第二，事实上的不准确。文中说“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当时，鲁迅是在内山书店的门市部里等周扬他们，怎么能“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呢？ 更何况夏衍、周扬等人并不是在内山书店门口下的车。还有，鲁迅把周扬等人向他汇报工作说成“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最使鲁迅感到愤怒的是田汉在那次“谈话”时提出的胡风问题。鲁迅在文章中说：“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还说：“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在这里，鲁迅说“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实际上并没有人说胡风是“内奸”，只说他“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引者注）。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参考。

    田汉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主要是指胡风从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这件事。胡风自己在《胡风回忆录》中说：“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译载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时论，（陈当时也是‘民权保障大同盟’的活动人物，又是红色记者。）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湖南人）在那里当秘书，陈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时事类编》翻译文章。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这样，我就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章。我提出只上半天班，他们也答应了。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少的，只一百元。”

    胡风在这里说“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但是，茅盾先生却说“不知道”这件事。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那是在一九三四年秋，我从陈望道、郑振铎那里得知（而他们又是从当时在南京政府做官的邵力子那里听来的），胡风在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内领津贴，每月一百元。‘中山文化教育馆’是孙科的一个宣传机构，也是他借以拉拢人的一个机构，它搜罗一批懂外文的人，翻译一些国际政治经济资料，发表在他们办的刊物上。这些人工作很轻松，月薪却高达一百元。但孙科又怕左派人士打进去，故须有人担保，他才聘用。胡风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不知道，但他把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保了密，却使人怀疑。”茅盾先生还说：“我把这件事婉转地告诉了鲁迅，因为鲁迅与胡风交往甚密，应该提醒他注意。可是鲁迅一听之后，脸马上沉下来，顾左右而言他。我也就不好再深谈了。鲁迅的政治警惕性是十分高的，而我又是他的一个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可是我向他反映胡风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他却一点也听不进去，当时确实使我大惑不解。后来听说在我之前，周扬、田汉、夏衍等曾经向鲁迅提过这件事而遭到了鲁迅的拒绝，我才有点明白。”

    从以上资料来看，胡风在“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每月拿一百元津贴，是事实。当时“左联”的人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做事、拿国民党的津贴，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更何况胡风又是“左联”的行政书记。据马蹄疾写的《胡风传》中说，基于“左联”党团领导人对胡风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胡风只好找周扬谈话，准备辞去“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而“周扬也未加挽留，只告诉胡风，因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再和胡风联系了”。胡风把这件事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胡风回忆录》）可见，鲁迅对胡风的这件事是清楚的。胡风身为“左联”的行政书记却在国民党的机构里拿津贴确是事实。

    关于“绍伯”的文章

    1934年8月31日，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绍伯”的《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文章就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即《答曹聚仁先生信》）与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同刊于《社会月报》八月号这件事发表评论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并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这篇文章引起鲁迅强烈的不满。

    当时，田汉正在《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担任编辑。在“大众语”讨论的热潮中，《戏》周刊也参加了讨论。田汉为了以实际创作参加讨论，实现“话剧的地方语演出”，他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把《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当一幕登完以后，《戏》周刊以“编者”的名义写信给鲁迅，请他“先发表一点意见”。

    鲁迅于1934年11月4日写了《答〈戏〉周刊编者信》，除发表自己对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的意见外，还回击了“绍伯”的文章。他说：“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但鲁迅并没有明确指出“绍伯”是谁的化名，只是说“一位绍伯先生”。

    那么，鲁迅后来为什么说“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呢？ 这恐怕与田汉对待“绍伯”的这篇文章的态度有关。

    鲁迅的那篇《答〈戏〉周刊编者信》是经田汉的手发出去的。看到鲁迅的信，田汉知道“绍伯”的文章使鲁迅生了气，因为他也曾看过“绍伯”的那篇文章，便连忙给《戏》周刊编者写了一封信，“想借这机会对鲁迅先生作一个简单的声明”。信中说：“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憨直的文学青年，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却决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正因为如此，他极不高兴鲁迅先生把文章登在以杨邨人先生的那一长篇创作为压轴子的《社会月报》是事实。……同时又听得说鲁迅先生的信原不是写给那月报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还说：“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备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这封信写好后，田汉并没有发表，他担心发表后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风波。所以，他又于1935年1月28日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也附上送交鲁迅先生。

    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田汉一方面解释“绍伯”写文章的用意；一方面向鲁迅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您写给《戏》周刊的信是经过我的手发出去的。当时虽觉得先生是有所指，但未加只字按语，后以说者纷纷，曾于十二月某期致编者信中涉及，卒以恐惹出更多风波作罢，原文今附上（见下页），一阅便知此事经过。总之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玩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明知先生或且震怒于绍伯，但该文只须先生抗议该志，实际于先生无伤，因为谁都知道先生不是调和派。”信中还说：“为着说明那一文字的经过与意义，我写这封信给您，希望您也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

    鲁迅在1935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得田汉信。”（《鲁迅全集》第15卷第209页）可是，田汉的信非但没有消除鲁迅的“愤怒”，反倒加重了鲁迅对田汉的怀疑，因为鲁迅是从此以后才在文章中公开说“绍伯”就是田汉的。

    鲁迅公开说“绍伯”就是田汉，是在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说：“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作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

    因为田汉的两封信（即《田汉致鲁迅》和《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人们只知道鲁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不知道田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一直把“绍伯”作为田汉的笔名。我在收集田汉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田汉的这两封信（原信载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版），了解到田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与鲁迅不同的。可是，读了田汉的两封信后仍有很多疑问。如“绍伯”究竟是谁？ 田汉与“绍伯”是怎样的关系？与“绍伯”写的《调和》一文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关于这些问题，我曾访问过很多人，一直没有解决。1993年8月30日，我根据田汉的两封信写了《“绍伯”不是田汉的笔名》一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因查不到“绍伯”的资料，文章结尾只好以“至于田汉说的那位化名‘绍伯’的‘文学青年’是谁，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证”来存疑。9月 15日，我收到易海云先生（原北京市海淀区文联主席）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其实，绍伯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也即是田汉的表弟。”还说：“我父亲名易绍伯，甲寅年八月初五生，即是1914年9月24日生。19岁（应是1933年）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1934年他刚20岁。”

    从易海云先生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事实：“绍伯”实有其人，叫易绍伯，他是田汉舅舅（即田汉母亲易克勤的弟弟）的孩子；明确了田汉与“绍伯”的关系——田汉在信中说“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这一点也是事实。易绍伯那时在上海读书，吃住就在田汉家。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田汉没有写《调和》一文，为什么他给鲁迅写信作解释呢？ 我认为，一是这件事也涉及到了田汉。田汉在信中说：“……然而中国的‘文坛消息家们’却颇有拈起这个做挑拨离间的材料。这次是甚至也射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所以，他才写了两封信说明“绍伯”写《调和》的用意以及自己与该文的关系，以澄清事实。二是田汉感到自己有责任向鲁迅作解释。那就是他没有阻止“绍伯”文章的发表而惹得鲁迅生了气。这与他当时思想上的认识有关。当“绍伯”写出《调和》一文后，田汉也明白这篇文章是“有意‘冤枉’”鲁迅，但同时又感到“绍伯”的这种“采取责备贤者的策略”，目的是为了阻止杨邨人的文章发表。可是，田汉只注意这件事情要达到的目的，而忽略了这种“策略”会给鲁迅带来的伤害。就如他在信中所说的，“明知先生或且震怒于绍伯，但该文只须先生抗议该志，实际于先生无伤，因为谁都知道先生不是调和派”。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才没有阻止《调和》一文的发表。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鲁迅看到《调和》后会生那么大的气。所以，他感到《调和》一文虽不是自己所写，但自己却负有责任。因此，他赶忙给鲁迅写信作解释。当然，“绍伯”与鲁迅不熟悉也是原因之一。当鲁迅批驳“绍伯”的文章发表后，“绍伯”“并没有响”，而是学着阿Q的“个人笔调”说：“反正一个人有时也未免要受受人家的鄙视与敌视的。何况杨先生的长篇巨制也停刊了，我也满足了。”（《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可见其“纯洁与憨直”。如果说“绍伯”写《调和》一文是因为他年轻气盛、思想单纯、感情易于冲动的缘故，那么，从田汉对这件事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不成熟。所以，就这件事情而言，并不怪鲁迅。但是，鲁迅把《调和》一文说成是田汉化名“绍伯”写的，却是一种误会。

    这种“误会”，当时虽然没有影响鲁迅与田汉的关系，也没有影响鲁迅对田汉的评价。1935年6月10日，鲁迅在《“题未定”草（三）》中谈到文学翻译人才的缺乏时很感慨地说：“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央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1936年4月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先生，请他介绍中国现代戏剧家的情况。鲁迅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但是，此事件在田汉与鲁迅的交往中毕竟留下了“阴影”。1935年7月，田汉在南京被保释出狱。鲁迅对此非常关注，他在1935年8月24日《致胡风》信中说：“田、华（指田汉、阳翰笙——引 者注）两公之自由，该是确的。电影杂志上，正有他们对于郑正秋的挽联等（铜板真迹），但我希望他们此后少说话，不要像杨邨人。”及至后来田汉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演戏，鲁迅很是“不满”，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一段就批评田汉“在南京大演其戏”这件事。

    而田汉对鲁迅的尊敬是一直未减的。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他都去参加并发表演讲，颂扬鲁迅的伟绩，提倡鲁迅的精神。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田汉写了一首诗：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为一代风。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树翁。

    诗中充满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抗战爆发后，田汉多次提出文艺界应以“加强团结”来纪念鲁迅。他在演讲中说：“鲁迅先生最值得效法的是对于旧社会旧习惯的彻底的憎恶。”他希望每个人都应以实际行动成为“鲁迅先生的真正继承者”。（田汉：《他——活在我们心里》，载1940年10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

    为了更好地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的精神，田汉还写了很多文章对鲁迅的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在《高尔基与中国作家》中，田汉认为鲁迅是与高尔基同样伟大的作家。他说：“鲁迅先生的成就是可与高尔基相比拟的。鲁迅先生不是在一种顺利的环境下工作的，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的每一篇作品是对反动派统治的枪刺，是对法西斯的手榴弹。”（载上海《时代杂志》第161期，1946年6月10日 出版）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田汉无比愤怒，哀悼烈士的牺牲。当时适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田汉写了《正义的声音》一诗，号召人们向鲁迅学习，同敌人展开斗争。

    这些文章不仅是对鲁迅先生的丰功伟绩的纪念和赞颂，同时也包含着田汉对鲁迅先生的深层理解和如何继承鲁迅精神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