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舒晋瑜）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生成发展，但基于学科专业体制中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割，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影响研究或比较研究的角度展开。8月15日，北京大学人文论坛举办“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活动，邀请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的知名学者，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批评和研究实践等方面讨论当代文学如何“内化”世界文学，并将其转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构成部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发布。该书中的论文发表曾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会议以此为契机，从问题出发，联合相关学者共同将相关讨论推向深入。
据悉，《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的最新一本，收入16篇近年写作的学术论文，论题围绕1950-1980年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洪子诚在书中提出，“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很不够，有很大的开展空间”。书中讨论的对象和问题涉及俄苏文学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伊萨科夫、苏联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等的讨论，也涉及法国、英国、南斯拉夫、东欧等重要作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电影、戏剧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实践中的接受、转化和相关性问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洪子诚指出，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在范畴、方法上”与现代文学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并具体谈到其明显的差异之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包括二战之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文学更直接、紧密地卷入这些国际政治事件和运动中。因此，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如果过于局限文学自身，就无法呈现事情的全貌”。
洪子诚在文章谈到了当代文学中的法国文学，重点讨论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等文章，引起了北大学者钱理群的回忆和共鸣。他表示，作品中很多文章“大概包括了洪先生的某些体验，也是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认为，洪子诚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史料整理和研究，而是从扎实严谨的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重要文本的重读出发，从一种共时性世界文学的问题意识出发，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主体性视野，重新探讨了诸多重要的当代性文艺与思想命题。中国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也是在全球冷战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革命的历史结构中展开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从1940-1980年代中国文学所内化的“世界文学”及其关联的问题出发，极大地深化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很多朋友惊讶于洪先生的巨大创造力，他在年过八旬之后仍然文思泉涌，仍有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但他从不做高调宣言，从不提出‘新的理念’‘新的口号’，也从来没有在当代文学‘另起一行’的‘雄心壮志’。这既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学者未被时代学风裹挟的明证。”沈阳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孟繁华教授说，真正的学术风光是在那些真正学者不问收获的默默耕耘中，他们没有、也不屑引领所谓的学术潮流，却一直在学术的潮头之上。这既是对当下某种学风无声的嘲讽，也是学术伦理内在的力量。
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对于洪子诚在俄苏文学于中国的接受情况做出较多发掘和研究感到震撼。他以《1950年代俄苏文艺的中国接受之悖论》为题发言，提出三个“接受悖论”：第一，1950年代的俄苏文艺对于中国来说是“外国”文艺，却被中国的接受者在思想内容、社会功能等方面当作“本国”文艺来接受，但是，在中国与西方文艺基本脱钩的情况下，俄苏文艺又被中国接受者视为西方文艺和欧洲文艺，被当作具有异国情调的“洋文艺”；第二，1950年代中国对于俄苏文艺的广泛接受其实仅仅持续了十余年，可是却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三，中国1950年代对俄苏文艺的接受是充满误读的，充满选择和舍弃的。这种接受有时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甚至祸福相依。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刘复生认为，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潜在或隐含的线索，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推想了理想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面貌。社会主义文艺，意味着更开阔，更有包容性的世界性，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真正扬弃与克服，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级的文艺形态。它将实现真正的人民性（为人民的，也是以人民为创作主体的），新颖性和先锋性，从而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寻找文学史写作新的路径，讨论和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内容。而《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可视作是一部主题性的著作，集中钩沉或讨论的是外国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或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将会或正在被我们认识。孟繁华表示，希望这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即能够尊重学科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借此推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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