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编辑出版的“新质”及其演变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拉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序幕，同时，开始了走向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具有近代特有标识意义的职业与行业，那就是编辑与编辑出版业。编辑群体，既是近代特有的产物，又是近代化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因而成为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有标识，从侧面映现着中国近代史的跌宕起伏。由郝振省先生主编，乔还田、范军先生副主编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一书，即全面、真实、系统地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编辑出版的基本状况、整体样貌及演变历程。

    古代中国的出版业极其发达，但是，一提及“编辑”与“出版”，人们则往往会将其与“近代”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有道理的。正如书中所说，不同于传统出版，近代的编辑出版具有“新质”。正是这种“新质”，将近代与古代出版在形态上区隔开来。这种“新质”，也必然内蕴着近代社会的“新质”。职业的新质与社会的新质相互作用、相互映现、相互叠加，使得近代编辑出版，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该书的第三章与第四章集中对近代编辑出版的“新质”进行了揭示，条理十分清晰，要素颇为周全，结论可称允实。从中可以想到，人们要研究或深入了解整个中国近代史，必然无法离弃近代编辑出版的各种文本，因为这些文本实为了解、走近近代历史的重要桥梁通道。即使认知编辑出版以外的事情，也必须通过阅读这些过往的文化产品才能进行。不可想象，假如没有近代的编辑出版业，没有先辈们留下的那些编辑出版产品，我们还当怎样去研究或深入认知中国近代史。

    所以，近代编辑出版业的独特性，实为其他任何行业都无法代替。反之，其他任何行业的发展兴衰，不仅全都通过编辑出版得以反映，而且还无一不与它的社会性传播息息相关。这样一来，编辑出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社会各界各业的交集点与集散地。编辑出版不仅处于文化的重要位置，还处于政治的重要位置；不仅指向新闻传播，还指向知识传授；不仅反映着革命者呐喊的声音，还记载着反动派丑恶的罪行。它不仅记录历史、留存历史记忆，而且还创造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从文稿结构看，全书采用纵横结合的叙述方式。纵的方面展示近代编辑出版的基本历程，横的方面梳理总结近代编辑出版的专题内容。就纵向而言，全书采用将专门史分期与社会史分期相统一的方法，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新文化运动，截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其依据，是科学的，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撰写原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写史，向来以此为原则。固然，专门史与社会史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贴合，但是，就其主体、主流与趋向而言，必然是基本吻合的。不可否认，在鸦片战争之前，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业已经出现，但是，如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封建社会一样，这种出现于整体封建社会中的近代因素，在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根本转型之前，只具有前溯的意义，不具有转型的界碑意义。因此，该书以鸦片战争为上限，是科学的。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新旧混杂的时期，书中将其称之为“初始期”。这个时期，传统出版业依旧强大，传教士出版极其惹眼。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旧式印书业趋向了衰微，传教士们的美梦日趋幻灭，而地主阶级洋务派和改良派走向出版业的主场，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的出版业开始发芽生长。初始期的编辑出版史，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属性极其鲜明，很典型地验证了历史辩证法的科学道理。本来，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其尽心竭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编辑出版报刊。于此可见，近代编辑出版的所谓“新质”，主要地不是中国历史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伴随外来势力的军事侵略与文化侵蚀而来。因此，就起点而言，“新质”虽“新”，却极不健康，而是具有严重的畸形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反映。其表现，不仅在于编辑出版的主体集中在西方传教士身上，还在于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通过文化侵蚀来变中国为西方殖民地。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在强化殖民地属性的同时，还强化中国的半封建性。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文化基因深深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总体上难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所以，历史也就不能不依照辩证法的规律，跟传教士所办的出版业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使得这些出版物反而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并在后续发展中逐渐改变起始阶段不健康的“新质”，使其日益沿着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演进。

    其后的第二阶段则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导，但革命派崛起并与之分庭抗礼、最初一批旧民主主义者开始冒头的时期，书中称之为“发展期”。在这个期间，不仅中国人成为了编辑出版的主体，而且这些出版主体往往集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于一体。这种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编辑主体特色，延续了很长时间，从而使得编辑出版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等同于近代文化史。这个期间编辑出版的书籍与报刊，大多出于名家大家之手，从学术到政治、从政论到文论，弥漫着晚清时期特有的气息，映现出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第三个阶段最为复杂，这不仅反映在出版物数量的众多上，更反映在人员构成的复杂、派系的交织以及政治背景的复杂性上。该阶段不仅有北洋政府主导的出版机构，而且旧式地主阶级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民营出版业稳步发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风行一时，买办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主导的出版机构与出版物竭力表现。正可谓八音交响，颇为嘈杂。梳理该阶段的编辑出版史，有一个基本线索，即政党的线索。由于近代政党的出现，此时的编辑出版业不能不具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乃至党派利益的符号标识性，从而使得出版物带上或轻或重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他各种似乎无党无派的民营出版团体与机构，实则无一不受政党政治影响，或轻或重地与不同政党具有关联。这个阶段编辑出版业的时代主题，就是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科学答案。因此，许多报刊成为了论战场所，许多书店则成为了左翼图书的发源地。各种力量合力胶着的最终结果，是编辑出版业走向了红色出版。最初的红色出版虽然弱小，但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故越来越强大。从广泛的左翼出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出版，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引领者。它所发出的，是最能够反映时代声音、指明中国未来的最强音。因此，书中将这一阶段称为“成熟期”，我们认为也是科学的。该书的第五章标明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出版事业”，映现的正是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的发展方向。

    当然，所谓近代编辑出版的“成熟”，还具有诸多必须考虑的要素，例如技术进步的要素，乃至稿费、版权的要素，等等。对此，全书基本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尽量予以充分展示。

    这本书经历了比较长的撰写时间，虽有其客观困难原因，但也使得慢工出细活，不仅在全书的主题安排、体例设置、论点呈现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而且在细节上精雕细刻。尤其不同于坊间已有的各种出版史，该书力图将视角较多地聚焦于出版主体，即编辑，然后从编辑的牵连性出发，带动其他要素的叙述，这是其独家特色，也是其在同类出版物中不可取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