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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辑出版，是为人做嫁的事业，需要工匠精神。叶圣陶先生毕生以“我是编辑”为荣。他晚年曾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他的编辑生涯是从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的。
1923年1月，经一位好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兼史地部主任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聘为国文部编辑。
为了工作便利，同时可以照顾家中老小，叶圣陶全家从苏州搬到了上海。当时，编译所里有300多名编辑，其中不少编辑都是著名作家、科学家、学者和教授，如任鸿隽、竺可桢等。
叶圣陶进入商务编译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顾颉刚合作，编写《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这套国文课本共六册，编纂者署名顾颉刚、叶圣陶，校订者是胡适、王云五、朱经农。
叶圣陶当过多年小学教员，又喜欢创作童话故事，正好可以把多年的教学体会和经验积累融汇在课本编辑中。可是，毕竟头一次做教科书编辑，所以第一次看校样时还是出错了。
当编辑看校样，不仅要看排好版的稿子，还要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地核对原稿。叶圣陶仔细校对了排好的稿子，没去核对原稿，结果，排好版的稿子里漏排了一小段。
编译所里负责校对的同事发现问题后，用红笔标注返给叶圣陶看。他十分羞惭，从此牢牢记住这次的教训。
除了给中小学生编写国文课本，这个时期，叶圣陶还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视角，为少年儿童们编写和出版了多种课外读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学生国学丛书》。
从1925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编辑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丛书按照不同的学科和知识分为五大类：一、总类；二、哲学；三、社会科学；四、文学；五、史地。每一类里收入多种单行本。这套丛书出版了将近100种，后来又改名为《中学国文补充读本》。叶圣陶除了参与这套丛书的编辑事务，还亲自编选、注释了《荀子》《礼记》《传习录》《苏辛词》《周姜词》等单行本。《苏辛词》，就是宋朝诗人苏轼、辛弃疾的词选，《周姜词》，就是宋朝词人周邦彦、姜夔的词选。
二
1926年8月27日，叶圣陶又得贵子，就是长子至善、长女至美的弟弟至诚。至诚长大后也成为了编辑和作家。
1926年，对叶圣陶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他结识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白马湖畔”的文友们。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有一所春晖中学。这所中学里聚集着一大批志同道合、热爱新文艺、喜欢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包括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后来，现代文学研究者把这个作家群体命名为“白马湖畔作家群”。1924年岁末，这些思想活跃、胸怀大志、年青气盛的青年老师，因为对春晖中学教育理念比较保守和封闭的“保守派”不满，就集体辞职，准备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创办一所新型学校。
不久，以匡互生老师为首，在上海虹口创办了一所“立达中学”。用现在的话说，大概他们采取的是“众筹”的方式。“立达中学”的校名，取自《论语》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学校实行民主办学，不设校长，由教师、工友、学生选出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进行管理。学校初创时期，办学条件虽然艰苦、简陋，但办学理念先进、开放，因此吸引了许多少年学子前来学习，还有一些原来在春晖中学念书的学生，也报名转学过来了。
叶圣陶虽然没有在立达中学任教，但他非常赞成匡互生他们的教育主张。当时，立达中学还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叶圣陶和很多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包括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刘大白、朱自清等，都相继加入了“立达学会”，他们自称为“立达同人”。“立达同人”共同的教育理想和办学理念是：一个人如果能从进幼稚园起，一直到念完大学为止，都在一个学校里，只要学校办得好，那么他所受到的影响，一定会比进四五个学校去念书要更好。
丰子恺为立达学园设计了一个十分别致的校徽：两个小天使，扶着一颗大大的红心；红心的正中间，是一个篆书的“人”字。这个校徽，象征着学园以人为本、用赤诚的心对待学子的教育理念。
叶圣陶与这些人结下了珍贵的友情，尤其是和夏丐尊成为挚友。他们后来合作编写了《文心》《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等语文和作文读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文心》。这本书到今天一直是一代代小读者学习汉语语文、学习如何写作文的经典读物。
1924年秋天，夏丏尊还在白马湖畔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名著《爱的教育》。这本书还有个副书名：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作家通过一个小学生安利柯日常生活的记述与描写，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这里面有爱国少年对祖国的爱，有善良慈祥的老师对孩子们的爱，有同学之间的深挚的友爱，有慈爱的父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也有各行各业辛勤的劳动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热爱。夏丏尊的译文清新、明快、优美、规范，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小读者喜爱。
夏译《爱的教育》里有10幅插图，是请丰子恺绘制的。叶圣陶很是欣赏和看重丰子恺的美术才华，后来进了开明出版社，又邀请丰子恺合作，一起编写了中国现代小学教育史上的一套著名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写文字，丰子恺配上插图。
三
《中学生》杂志是开明书店为比小学生年龄更大些的青少年读者群创办的知识性刊物。创刊初期主编是夏丏尊。《中学生》初创时，叶圣陶还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但也应邀为《中学生》杂志写了不少文章。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9月，是由曾在商务印书馆干过的编辑家章锡琛和他的弟弟章锡珊合办的“私营”小出版社。后来，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胡仲持等相继加入。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里回忆说：以一定年龄阶段的读者、即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开明”是出版社里的第一家。当时，其他一些大一些的出版社，都是综合性的，什么书都出。而且，“开明同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青少年教育都有些兴趣、主张和经验，有的在中、小学，有的在大学教过书，都比较熟悉青少年们的成长特点和心理需求。
开明书店创办后，聘请夏丏尊担任总编辑，陆续出版了《开明活页文选》《开明英文读本》《开明青年丛书》等在青少年读者中影响甚大的丛书，还有《中学生》杂志。
1930年底，叶圣陶应章锡琛邀请，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务，来到开明书店做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给叶圣陶的待遇比较高。到开明书店这样的“股份制”小出版社做编辑，在收入上，叶圣陶是要付出牺牲的。开明同人们觉得，叶圣陶为了这份事业损失太大了，就想给他提高一点薪水标准，但叶圣陶不同意，情愿和朋友们一起共担艰难。最后，开明书店请叶圣陶夫人也成为开明书店员工，协助叶圣陶做点事，这样两个人的薪水合起来，就与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时的薪水差不多了。
开明书店当时出版的好书真是多，例如美学家朱光潜的《谈美》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和《阅读与写作》，还有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茅盾的长篇小说《蚀》《虹》《三人行》《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灭亡》《新生》等。外国文学名著有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沈端先（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等。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工具书方面，开明书店也出版了《辞通》《二十五史》《六十种曲》《十三经引索》等。正是因为出版了这么多具有生命力的好书，开明书店一直在出版界、文化界和一代代读者中拥有影响力。
开明书店当时为少年儿童们编写和出版的语文教材类读物和科普读物，也成为后来儿童教育出版的典范。其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人就是叶圣陶。
叶圣陶最初编选的，是分别在1931年6月、7月出版的《开明古文选类篇》《开明语体文选类篇》。1932年，他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出一套《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全套书分“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大约有400篇课文。这400篇课文，大约有一半是原创作品，另一半是改写或编译的。几乎每一篇课文，都浸润着叶圣陶的心血。现在看来，这些课文的编写，非常贴近不同年龄段小学生的心理趣味和成长需求。
一提到这套《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就不能不说到丰子恺为每一篇课文配画的工笔白描插图。丰子恺不愧是一位童心未泯的大画家，寥寥几笔就勾画出课文里的人物、场景和意境，同时又照顾到孩子们的审美趣味，图画里总是洋溢着天真童趣。一幅小小的图画，却给孩子们带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美育”和艺术感染力。
编写小学课本里的每一课，叶圣陶都特别在意每篇课文的长短，里面的生字和新词有多少？ 它们重复出现的次数有几次？ 他都让夫人列表统计。随着年级的提高，每篇课文的认知范围，还有课文长短、词汇量、生字难字也渐渐加大。当时的教育部对这套课本的“审定意见”是：这是我国小学教材书中创新一例。《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出版后，不断印刷了40多次，成为开明书店最有代表性的教材之一。
除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叶圣陶在开明书店编写的其他教科书，迄今被尊为“经典”的还有好几种。1934年，他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为开明函授学校编写的《开明国文讲义》18种；1935年，他和夏丏尊一起编写的一套供“初中国文课教学自修用”的国文教材《国文百八课》；1937年，他和夏丏尊一起编写的《初中国文教本》；以及《开明新编国文课本》《少年国语课本》《开明文言读本》《幼儿国语读本》等教材。
1980年，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里回忆起他在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的经历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却深有感触地写到了自己的“文心”：“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四
鲁迅先生在1932年10月出版的杂文集《二心集》里，有一篇《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最初刊登在1932年1月1日出版的《中学生》“新年号”上。这篇文章是叶圣陶担任《中学生》主编时约来的。
1931年1月，叶圣陶到开明书店接替夏丏尊担任《中学生》主编。一向做事十分认真的叶圣陶，为了办好这份杂志，真是投入了大量心血。每期杂志的全部稿子，他都仔细看过，特殊栏目的稿子，还需要他动手去完成。例如“文章病院”栏目，就需要他寻找合适的“材料”，以便“对症下药”。每到晚饭时，他都要把杂志上将要刊登的故事和小知识，讲给孩子们，观察孩子们对此有没有兴趣，或者文章深浅程度是否合适。这时候，他们全家人都成了这份杂志的忠实“粉丝”。
1931年11月里的一天，眼看着离1932年新年不远了，叶圣陶就把大家找到一起，商量明年第一期的“新年号”怎么编，才能出些新意。他说：“现在，我们的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些还不大好答复，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青年们十分尊重的一些长者帮个忙，请他们来回答一些中学生的提问？”
他的想法得到了编辑同仁的一致赞同。主意既定，叶圣陶就给文学界、教育界、还有科普界的一些长者，开出了题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叶圣陶也给鲁迅先生寄去了一页信笺。11月2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了一笔：答开明书店信。这封信，就是答复叶圣陶的《答中学生杂志问》。
叶圣陶主编《中学生》，凡事总为读者着想。例如，那时候《中学生》的不少订户都是住校的学生，每期刊物出版后，就由杂志社把杂志送到邮局寄送出去。遇到学校放假，为了避免在假期中出现投递差错，叶圣陶就会提前把每年1月的第一期做成“特大刊”，好让住校生在寒假里带回家去慢慢看；从2月到5月，恢复原来固定的篇幅；到了6月，又是提前出版的“特大刊”，学生放暑假前可以拿到刊物，暑假期间在家里阅读。到了9月，新的学年开始，刊物又恢复原样，一直到12月。
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里，说到父亲叶圣陶与这本《中学生》的关系时，这样写道：“父亲是非常爱《中学生》的，除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凡‘开明’出的各期，他几乎每篇文章都看过，是个忠实的第一读者。看过还不算，吃完饭喝酒他还要跟我们孩子讲。西洋音乐家、绘画家的许多故事，我是听父亲讲的，后来才知道故事就刊登在《中学生》上，是子恺先生的作品。早期的《中学生》刊登过几个关于天文的连载。父亲买来了冲皮制的活动星图，还托内山书店从日本买来了一架天文望远镜。后来连载高士其先生的《细菌与人》，又托贾祖璋先生觅来了一台显微镜……”
五
1949年春天，淮海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
3月18日，叶圣陶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从香港北上到达了北平。数天之后，3月25日，中共中央也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叶圣陶和各界知名人士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中央领导同志。4月8日，叶圣陶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而成立的，叶圣陶成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教科书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已经发布，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会议上，鼓励大家要以解放大军的百万雄师向江南推进的速度，加快编写新教材的脚步。“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
在叶圣陶的主持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很快就分别编写出了初级、高级阶段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学国文课本》和《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等课本，由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书店出版了。崭新的课本，伴随着胜利的脚步，送到了孩子们和读者手中。
这个时期，叶圣陶在他亲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语文”的说法。因为在这之前，这门学科在小学阶段叫“国语”，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叫“国文”。这是因为小学课文全部都是语体文，到了中学，主要是文言文。叶圣陶认为，改称“语文”，既不是把“国语”和“国文”合称，也不是把“语言”和“文学”合并，这里的“语”指的是口语语言，“文”指的是书面语言，简单来说，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语文”学科，就是应该培养学生两种基本能力：一是接受，即听别人说的话，读他人写的文章；二是表达，即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从此以后，集合了“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语文”学科，不仅有了一个准确的定名，也明确了这门学科的功能和目标。
1950年11月，新中国的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成立了新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担任委员会主任。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简称“人教社”。这是新中国专门负责全国中小学教材研究、编写的出版社，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出任社长兼总编辑。1954年10月，叶圣陶又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
六
1953年12月，新中国第一本汉语规范字典《新华字典》正式出版。这是一本按现代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主编者是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印行第一版。这部小型字典诞生后，迄今历经了几代人、上百名专家和学者的10余次大规模的修订，已经重印200多次，成为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也是迄今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汉语字典。说起《新华字典》，就不能不说到叶圣陶。
1950年5月23日，身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给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哲学家汤用彤写了一封信，希望调北大中文系主任、语言学家魏建功到出版总署编审局来主持筹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计划中的《新华字典》。
这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社长。三个月后，新华辞书社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改称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主要任务就是编写《新华字典》。叶圣陶不仅是《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领导者，也是这部字典的最终审读者。
当时，《新华字典》编写组，集中了从全国调来的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每个编写成员根据《国音常用字汇》，每人分领了几个字母，按照各自的想法，分头进行编写。1951年夏天，初稿编写完成。编写组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后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召开了有专家、中小学教师、初中文化程度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当时，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来，参加了座谈。
结果，大家对编写出来的初稿都不太满意。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把初稿废掉，重新编写。
这一次，大家吸收了第一次编写不利的教训，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和原则，然后试写样稿。1952年夏天，编写组内部把编写工作分成了三个层次——初编、看稿、定稿。采取流水作业，平行进行。初编的人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交叉审读，提出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然后再交给看稿人，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然后交给室领导定稿。
为了检验编写效果，有人还想出了一个办法：选择最近的《工人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为例子，摘出其中的主要用词，然后检查字典是否都能解决。经过这样的检验，如果发现了遗漏的词或解释不周到的地方，再加以修订。
这次编写完成后，大家把油印出来的字典稿分送给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一部分读者，分头审阅，提出意见和建议。油印稿意见收集得差不多时，编写组又做了一次修改定稿。最后进行技术加工，检查体例，查对有关内容，平衡同类条目。
1953年春完稿后，由叶圣陶负责终审，逐个字、逐个标点符号地一一改定。1953年7月17日和27日，又经过了两次讨论，最终定下了《新华字典》的排版格式。校样出来后，叶圣陶又通读和审改了一遍。这一年8月22日，叶圣陶审读了魏建功和萧家霖起草的检字表之后，仍然感到不太完善，就和这两位专家又仔细商量了一番，做了修改。仅仅《新华字典》前面的那篇由魏建功执笔的《凡例》，叶圣陶就反反复复地改了十多处才定下来。
1953年12月，《新华字典》正式出版后，没想到又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原来，《新华字典》第一版的正文，是按注音字母音序排的，而书后的《笔形部首检字表》又是全新的。当字典在方言地区发行后，很快就收到了一些读者反映的不会使用的意见。
听到这些意见后，编写组立即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检字表》的补充说明，印成了小册子随书赠送。已经买过书的，也可以到书店来领取。这样总算解决了一些读者不会使用的难题。1954年印第二版时，正文又改为按部首排列了。
1957年，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编写任务繁重，《新华字典》就转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新华字典》出版之初，还有一个小故事：最初出版的那些年里，《新华字典》的定价一直是相当于“一斤肉的价格”。1957年的定价是1元，后来是0.7元，1998年是11元，2004年是12.5元。
除了主持编写《新华字典》，叶圣陶还审阅了《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等工具书。
编写字典、词典的人，被称为无私奉献的“编舟人”。正是有了他们创造出来的舟楫，一代代中国的孩子，一代代中国人，才能畅游在母语世界里。叶圣陶早年创作的童话《蚕和蚂蚁》里有一首小诗：“我们赞美工作，工作就是生命。它给我们丰富的报酬，它使我们热烈地高兴。我们全群繁荣，我们个个欣幸。工作！ 工作！ ——我们永远的歌声。”这是献给辛勤的蚕与蚂蚁的歌，也是叶圣陶等老一辈编辑家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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