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国学之瑰宝,它们以优美的文字和韵律表达着作者的情思与志趣。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体现出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在先秦时期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先秦以后,“诗”渐趋规范化与格律化,至李唐而臻于盛,后世遂有“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的评价。在此之后,作为“诗余”的词,逐渐受到士人的青睐,使其由世俗而入风雅,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体裁。可以说,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
因为诗教的重要作用,作诗成为士人必备的技能与素养,对诗(后来也包括词)的研究也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中专门设置了《明诗》篇,介绍了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与各个时期的形式与特点,与他同时代的钟嵘撰有《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而吸收了诗之菁华的词,在经过一段自由发展期后,至东坡一变柳七之风,而众人以“女郎”与“关西汉”喻二者之词,也已经带有词学批评的意味。到了易安居士《论词》文出,则词论也已大备。可以说,诗词与诗词评论,有其清晰的发展脉络与表现形式。
然而,如何作诗填词,古人似乎很少专门去论述。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彪炳文学史的诗词评论家,本身也是个中好手,但他们的诗词与诗词评论,是以一种完成形态和演绎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而创作的过程,则难觅其迹。虽然文学史上也不乏“僧敲月下门”“春风又绿江南岸”般炼字的典故,但良工不示人以朴,我们还是无法从这里窥得创作的法门。前人有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诗词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通过对经典的模仿而初窥门径的。《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学诗,也是从精读王摩诘五律一百首、杜工部七律一二百首和李太白七绝一二百首入手的。这种对经典熟读成诵的训练,对于如何立意破题、如何起承转合,以及熟悉韵律与培养语感极为重要,确为学诗者之梯航。但这些论述依然太抽象了,对于初学者而言,他们似乎更加需要一种如书法之提按使转、绘画之勾皴点染、古琴之抹挑撮拨般的技法训练。
李宜嵘、金晶夫妇撰写的《古诗词创作入门六十课》(以下简称《六十课》)一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部书的定位就是作为中小学生学习诗词创作的普及读物和国学类教材。书中分成基础课、进阶课、拓展课三个部分,设置60堂课程,介绍了汉字、诗词的基础知识。综览全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六十课》以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方法为依据,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遵循读者的认知规律,先从汉字本身谈起,以“性别”为喻,讲清“平仄”这个诗词创作的基本概念和诗词中“间隔相反”“对句相反”的特点,进而由平仄入诗体,入押韵,入禁忌,入句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科学合理。二是课程内容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一方面体现在诗词本身,书中对诗体、声律、对仗、绝句、律诗、词乃至曲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使读者能够较为系统地了解诗词的相关知识和技巧。另一方面,作者也并非就诗词而谈诗词,而是以诗词为抓手,呈现了很多国学知识,如音韵、成语、楹联、典故以及文学史知识等,可谓“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是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知识的实用教材。三是课程设计的实用性。《六十课》的课程内容,都来源于作者的教学实践,并根据其教学实践,设计了与本书配套的格律练习卡牌,列出了使用此书的教学建议。在每一次课程中,作者都尝试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说明诗词的基本知识,并设计了大量案例辅助教学,保障了教学效果。对于从事相关教育工作的教师而言,《六十课》是可以直接作为教案来使用的。
中华诗词美好,美在人人向往,好在代代传承。两位作者的《六十课》,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体到诗词教育上来说,不能只是停留在通过“教人读诗”完成诗词鉴赏的层面,而是最好进阶到通过“教人写诗”实现对诗词创作的掌握上,只有学以致用,日用而知,才是最好的传承。这里的“用”,既是传统文化给现代人带来的品性修养,也是现代人用古人之“法”而与自身情感产生的互动。
写诗填词,真风雅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而今难得有人细细来教,实可谓登堂入室之捷径,《六十课》一书在手,诸君子岂有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