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散木：手书小学语文课本的艺术大师

    邓散木（1898—1963），20世纪中国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罕有的集诗、书、画、印艺术成就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家。邓散木是真正的“名士”，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晚年自沪进京，工作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统编教材会战，为小学语文课本前六册书写了全部课文，并帮助制作了手书体字模，还撰写了学生字帖，对当时文字改革、简化汉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中国教科书中留下了一位艺术大师的深刻印记。对此，他在《六十自讼》（1957）中是这样说的：“国家百政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都门，书范备镕铸。殚思供一得，何敢惜衰暮。”

    “名士”“奇人”邓散木

    邓散木，上海人，原名菊初，又名铁，学名士杰，字钝铁、散木，别号粪翁、芦中人、无恙、且渠子、厕简子，因动脉硬化截去左腿后更号夔、一足，斋名叫厕简楼、三长两短斋。他出生于富足的书香门第，12岁考入英国人开办的华童公学，16岁那年写过一篇不错的英文文章，被英国老师怀疑非其所作而拿戒尺敲打他的头。邓散木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愤然把英文教科书付之一炬，从此休学在家自学作文、书法和篆刻，十分痴迷，朝夕不辍，进步神速。他曾写诗回忆道：“教师碧眼胡，贱我如奴星。我亦强哉矫，罢学归杜门。埋首故纸堆，无师自钻寻。”（《六十自讼》）后来受教于韩不同和李肃之，又向赵古泥、萧蜕习书法、篆刻，并自约极严，每天黎明即起，从事写字刻印，数十年从未间断。邓散木在20世纪30年代便以书刻而扬名海上，曾在江南多地连开个展或师生展12次，引起中国书法、篆刻界轰动，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称，也有“江南四铁”之说：一是“苦铁”吴昌硕，二是王冰铁，三是钱瘦铁，四是自谦为“钝铁”的邓散木。邓散木说：“我对篆刻颇有心得，因之可以说有把握的。书法不论碑帖，见好就学，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诗自问还可以，词则偶一为之。画无基本功，书应酬而已。前三者是我所长，后二者乃我之所短也。我之斋称为‘三长二短斋’即是此意。”

    邓散木的书法好，印更好，在篆刻界可谓如雷贯耳，其早年撰写的《篆刻学》更是业界钻研绕不开的名著。著名书法家、前中国书法协会会长沈鹏在《邓散木的书法和篆刻》（1981）一文中说：“现代老一辈有成就的书法家、篆刻家，一般说来都有比较深厚的传统功夫。其中有些书法、篆刻家，还能在传统基础上努力创新。邓散木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邓散木于书法，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一般的评论者认为，邓散木的篆刻成就高于书法，有人说他‘以秦汉为经，而纬之以皖浙，旁搜远绍，遂集大成’，是对他的篆刻所作的一个概括性评价。”

    就诗而言，沈鹏在《再读邓散木》（1998）一文中说：“诗、书、画、印全能，文人雅士一向当作追求目标。现代有些书画家也有兼擅诗者，可惜我看到的有些作品，不免有‘为诗而造情’之嫌，再是诗意常停留在书、画自身的小圈子里，境界不广。……读了邓散木之作，我以为即便单以诗论，也应给予应有的位置。在此我要提醒大家：邓散木的‘三长’之一——诗，过去长时间内比较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被另外‘两长’所掩。我希望研究邓散木的朋友，乃至研究近现代诗词的朋友，不要忘记读一读邓散木的诗作，那里有着他桀骜的性格，雄健的气概，执著的追求，深厚的功力。有了这些，他为治印而写的绝句也非同一般。”笔者查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发现仅以“粪翁”“邓粪翁”为题的报刊文章50多篇，而以“粪翁”“邓粪翁”为名发表的文章则达60多篇，可见邓散木的“文”也是相当高产的。

    邓散木还是一位有良心、极富爱国心的艺术家。年轻时，他对“国父”孙中山极为崇拜，成为三民主义信徒，并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变后，他对国民党极其失望，遂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并取“粪除”之意，改名“粪翁”，将居所命名为“厕简楼”，以示要同污秽腐朽的世风分庭抗礼。对此，邓散木说：“粪字含有扫除之意，并不单指动物的排泄物，退言之，粪的本身也没有什么可恶之处。而且我还用粪字来测验人们的心理。”他在《六十自讼》（1957）中也说：“行年当三十，去姓字以粪。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抗日战争中，他多次组织书刻名家举办展览、义卖来支持抗战。当他看到山河破碎，人民涂炭，心头如焚，表示自己愿为抗日献身，并有题竹诗云：“西望夔州一泫然，莫惭无力报涓埃；一枝聊寄风前意，杀贼原知要箭材。”但抗战胜利，虎去狼来，事与愿违，使其痛感自己无能，便借用《庄子·人间世》“散木”之喻，改名为“散木”以自嘲。面对统治者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弃和求战，卖国求荣，大兴楼馆，花天酒地过醉生梦死的生活，邓散木在愤激之余，写下一诗：“白袷堂堂老楚囚，披荆来吊旧金瓯。下方鸡犬无丹鼎，胜国衣冠有沐猴。复礼新镌纲纪论，和戎早系庙堂谋。后庭玉树前朝迹，闲杀春江十四楼。”该诗表现出邓散木忧国忧民的热切情怀，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指出了这个没落集团必然灭亡的命运。1948年，曹聚仁在《前线日报》发表关于邓散木艺展印象记的文章，在标题上称他为“一个血性的男子”。

    艺术家大都很有个性，邓散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生清高孤傲，落拓不羁，愤世疾俗，淡泊功名，文坛流传有不少他的轶事。郑逸梅《写市招的圣手唐驼》中说：“其时尚有两位名书家，商店素不请教，一邓粪翁，这粪字太不顺眼。一钱太希，商店唯一希望是赚钱，这个姓和赚钱有抵触。”旧时文人生活清苦，写市招（商店招牌）取得润笔费是书法家借以贴补家用的重要来源。李昂《记粪翁》说：一次，一位富翁请他写一幅中堂，说愿付两倍的润资，为挂在堂上雅观，唯一的要求是落款不用“粪”字，遭其断然拒绝。1936年报纸上曾记载，当时国民党一名“中委”，仰慕邓散木的书法，托人送来巨资请为亡母写碑文，只是“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更易”。邓散木愤而答曰：公厌我名耶？ 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 我宁肯饿饭，不能改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粪翁取意“粪除”“荡涤污秽”，还含有“视金钱、权贵如粪土”的胸襟。

    邓散木好酒，且酒量惊人。漫郎《粪翁谈酒》言：所饮多为绍兴花雕，章东明出品，尤嗜好酸酒，故酒中必略含酸味，方投翁胃口也。据他夫人说，“粪老”曾与人打赌，一下子喝了一坛黄酒，足足有五十斤，吓得别人目瞪口呆。“粪老”家中的院子里分两边放酒坛子，一边是满的，一边则是空的，且他买酒从来不是像普通人一瓶一瓶地买，而是一次进好几坛黄酒，放在院子里，喝完了就扔在空的一边。“粪老”性烈如火，喝醉后常常针砭时弊，破口大骂，旁若无人。如此真性情的“名士”如今已不复存在，曾有七绝赞曰：“酒色才气是真人，雕虫小技也成尊，纵有千杯还不醉，人间不复邓粪翁。”

    上海解放后，一向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并无正式职业的邓散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居然做起了上海里弄的居委会主任。甚至像出板报、登记图书、办扫盲班、治安巡夜、读报宣传等琐碎工作，他都是亲力亲为，做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其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绍兴道墟参加土改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画篆刻一度无人问津，他不去从事书、刻，也就断了家庭经济来源，平时生活就靠卖掉一些旧存书籍、家具维持。虽然工作繁忙、生活拮据，但他乐在其中，以为这才是自己为新社会、为民众所应该做的。对此，邓散木在《六十自讼》（1957）写道：“开门喜解放，初见天地清。长揖迎父老，胃我容颜新。诏我以天责，组织里与邻。所赖群众力，三年薄有成。常恐落时后，钝步追飙轮。聿免掉队耻，终知鲜补纫。”

    1952年，经他高足单晓天推荐，为一家专制印刷字模的厂家书写了一批字体，很快受到了业界的注意和赏识。1954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邀请他参加课本编出、汉字改革的有关工作，他才算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活上有了保障，就带着家眷，迁到北京，度过了他艺术人生的最后八年。

    课本“书写者”邓散木

    从1954年到1957年，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由中组部、教育部陆续从全国各地选调了150多位教育干部、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汇聚于人教社进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集中编写一套中小学国家统编教科书。为了提高教科书装帧设计质量，并使其插图、写字更为美观，又邀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阿老、刘继卣、王叔晖、陈沙兵、林锴、沙更世、肖林、毓继明、费声福等，与中央美术学院的戴泽、靳尚谊、萧肃、汪志杰、邵晶坤、王恤珠、詹建俊、蔡亮，以及张振仕、姜燕、潘絜兹、王之江、傅乃琳、郭振华等一批画家参与其中。之所以想到和敦请邓散木，是因为主持这套教材编写的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与主持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原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都想在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采用手写体的形式，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印刷体。他们认为，入学儿童应该学习和认识规范化的手写简体字，要进一步改变繁体字的印刷体成为简化的手写体，并改换原是印刷体的字模。在这个时候，国务院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主要是解决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问题，这对于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全国书报刊的出版，都产生重大影响——全部由过去的繁体竖排，改成了简体横排的方式，数千年的传统规范和习惯被全面替代。这就要求新制作一套完整的简化字模，其中简化字手写体的字模制作这项工作，就需要既精通书法又擅长篆刻的人来从事。于是，这两位过去一同长期在上海出版界工作的老朋友、老同事商量后，便决定请在沪的两位合适的艺术家马公愚、邓散木来京做手书印刷体的书写工作，并让也曾在沪工作多年的人教社社务委员、出版部主任吉少甫专程去上海请他们。对此，吉少甫在《怀念老师胡愈之》（1986）曾经有一段记载：

    大概是1954年的下半年，我代表胡愈老到上海去请两位书法家。马老（马公愚——著者注）因体弱多病不习惯于北方生活，没能如愿请到。另一位邓散木，生于1898年，因激愤于旧社会的冷遇，自号粪翁。他对楷、行、篆、隶各体皆精，熟谙中国的“六书”，懂得汉字演变的由来。他更精于篆刻。我总算靠胡愈老传授给我的一些关于文字改革的知识，加上自己的一片赤诚，才把他请到北京，这大概是打破了怀疑文字是否能够改革的顾虑而投入这项运动的第一位书法家。那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新编建国后第二套中小学教材，正式使用简体字。”（《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邓散木对出版社的邀请一口应允。根据人教社编写出版的《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1955年6月第一版），可以推断邓散木开始为新编教科书的书写工作时间，大致是1954年底或1955年初，这时候他还在上海里弄担任居委会主任。人教社并没有要求邓散木移居北京，可他因其爱女家齐在北京矿务系统工作，配有一套公房，便决定携夫人到北京与女儿同住在邱祖胡同，这样更便于与出版社联系工作，可以想象他对于到北京工作后有多么积极。人教社档案记录，邓散木是1955年9月19日正式报到任职的。他在人教社工作两年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作为小学语文课本的“写字者”，为前六册手书了精美的课文（包括注音符号）、封面书名和插图说明，并为制作新的汉字手书体字模提供了范本。以前的课本均为印刷体、繁体字，新编的全学科统编教材在内容、形式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高要求。其中小学语文课本按照主持人叶圣陶的设想，初级小学全部采用手写体的形式，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印刷体。于是，邓散木就用“波罗”牌钢笔尖（金笔头）和黑色墨水，经过多次试写，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精心写了初小第一册到第六册语文的全部课文，从而使这套课本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选材适宜、内容丰富、装帧美观、插图丰富，这套新中国首部统编小学语文课本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课文手书体这一点，可以说后来的语文课本均未超越，甚至也未发现课文再采用手书体的教材版本。其原因除了成本大、费时费力之外，与没有合适的书写者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邓散木的书法水平和艺术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邓散木为这项工作正式书写过两遍，即形成了两个版本的手书本。第一次是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之前，按照小学语文课文繁体横排的方式手书了一遍；第二次是《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之后，汉字出现了515个简体字和54个简化偏旁，于是邓散木又按照简体横排的方式手书了一遍（见图“毛主席小时候怎样学习”一文的比较，但铅字简体字模尚未造出）。加上还要先后制作出两个版本的铜字模，可见这项工作是相当繁重的。

    字模用铜或其他金属制成，是凹型字符的铸字模具。其方法是先用电镀的方法，在手工雕刻的铅字上镀一层较厚的铜，然后把铜层剥下来，从背面浇铸铅或锌，再锯成小块，镶嵌在铜坯上，便制成了字模。用铸字机通过字模将铅合金制成活字，用来进行活字印刷。电镀字模，价格便宜、设备简单，但加工时间较长，使用寿命低。邓散木既是书法家又是篆刻家，他对手书体字模的制作就比一般书法家技高一筹。他为小学语文课本和学生使用的字帖手书的简化字，都刻成了整版铜模，为出版社制作简化字模提供了标准和范本。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邓散木被打成右派，加上心情郁闷、疾病缠身，没有能够写完一副全套的教科书的单个铜模字。

    二是为了促进学生练好简化字书法，邓散木还书写了配合语文课本学习的学生字帖，如《四体简化字谱》《简化字楷体字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等，在书法尤其是硬笔书法的普及教育方面有较大贡献。这类字帖，工整规矩，美观大方，主要供初学者习字用，也是我国第一本简化字钢笔字帖。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将大量的精力用于书法普及及文字实用书写的推广工作，也影响到他对艺术深度的进一步探索。1949年，邓散木与书法家白蕉合著出版的《钢笔字范》（万象图书馆），是中国出版发行的第一本楷、行、草钢笔字帖，可谓开启了硬笔书法之先河。而且，1955年香港上海印书馆还出版了邓散木《邓粪翁书钢笔字范》。这些书籍全面细致地介绍了钢笔的执笔方法，楷书的基本运笔和钢笔书写笔法，精写了楷、行、草的三体字范。

    在人教社工作期间，邓散木十分热心书法普及事业，积极参加组织中国书法研究社，举办讲座，编印讲义，广为宣传。他的女儿邓国治回忆说：

    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小学语文课本，邀父亲来北京工作，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活上有了保障。从1955年到1957年，除了书写小学课本、铅字铜模外，父亲还积极参加组织了中国书法研究社，主持书法讲座，参加筹办建国以来的第一届时人书法展览等等，为发扬光大书法艺术传统做了许多工作。（《我的父亲邓散木》，《人物》1982年第6期）

    记得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举办“中学生书法展览”，爸爸当时腿病已较严重，他不但扶病去参观，还把每一个作者的名字、年龄、学校、年级详详细细地记下来，回家后兴致勃勃地逢人就讲。（《剩有未干江海笔 衰年报国有余情——回忆父亲邓散木》，《美术》1980年10期）

    对于上述工作情况，邓散木在《六十自讼》（1957）中是这样说的：“国家百政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都门，书范备镕铸。殚思供一得，何敢惜衰暮。……往昔矜三长，诗书与刻画。造门多驵侩，伏案为粒食。今许效戋戋，始为群众役。书苑茁奇葩，浇灌诚有责。”

    晚年逆境之邓散木

    邓散木晚年境遇多舛，精神上、身体上、生活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1957年，在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中，秉性耿直的邓散木以民盟会员、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身份，上书提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是对文化管理部门不重视书法篆刻，说书法篆刻不是艺术的意见，作了《书法篆刻是否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的书面发言，为书法篆刻请命；二是认为不应随便给张伯驹等人扣右派帽子，随便下结论，这是压制鸣放、自造宗派。同时，由张伯驹主持，邓散木参加筹组的中国书法研究社也被定成了“反党”组织。张伯驹是大收藏家，对书画篆刻十分在行，是邓散木在北京认识的京都名流。张又与邓散木观点相同，两人遂成好友。岂料“反右”运动从天而降，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张伯驹。邓散木看了大字报，心里十分气愤，认为那大字报简直是一派胡言。于是他手握生花妙笔，用他那一手著名的书法也写了张大字报予以反驳。于艺术他造诣精深，于政治上却十分幼稚，他不知道在运动中反驳就是一条罪状，可能是违反了《通知》规定右派分子的最后一条标准：“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不多时，邓散木与张伯驹分别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成为中国美术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其他四位为刘海粟、庞薰琹、江丰、丁聪）。这简直把邓散木吓呆了。可他并不是人教社的正式职工，他的工作是特约、临时性的。他被交与街道居委会监管。受此打击，厄运迭至，政治上备受歧视，生活亦乏保障，以抄录供影印之书稿报酬为生，还扫过胡同。他在以前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消失了，整天闷闷不乐。随后几年，他手、足、胃三个部件都出了毛病，连续住了三次医院，动了两次大手术，尤其是因左下肢动脉硬化而截去一足，走路只能靠拐杖了。他从截肢起，就改名为“一足”。

    在重重压力面前，邓散木是坚强的，始终没有丢开他所钟爱的书法与刻印，其晚年作品功力不仅丝毫未减，反而更添奇崛之气。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赤心存”，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必坚持临池、读书；在人生最后几年当中，他忍辱负重、身残志坚、春蚕吐丝、不遗余力，以“堂堂霸气在，一足抵十夫”“剩有未干江海笔，衰年报国有余情”的豪迈气魄，译注了《荀子》二十三章数十万言，并诠释了《书谱欧阳结体三十六法》等古代书法理论，还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编写一些书法普及读物和字帖，如《中国书法演变简史》《怎样临帖》《草书写法》等。这些著述或手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问世，其全面成就卓然于20世纪艺术大家之林，恩泽后世，影响至今。仅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就发表过四条与邓散木有关的新闻报道：《邓散木金石、书法展观后》（苏伟堂，1980年8月29日）、《邓散木遗著〈钢笔字写法〉出版》（1982年4月4日）、《邓散木遗作捐赠仪式在京举行》（1983年12月3日）、《邓散木书刻艺术作品在上海展出》（1988年9月6日）。其中，《邓散木书刻艺术作品在上海展出》这则消息称：“当代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邓散木的书刻艺术作品9月3日起在他的故乡上海展出。故于1963年的邓散木，生前工作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丰富，所书篆、隶、真、草各体，自成一家。我国几代学生使用的字帖便是由邓散木先生书写，制成铜模的。1983年，邓先生夫人张建权将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及其他纪念文物计20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与此同时，其《篆刻学》《邓散木印谱》及其书法篆刻的普及读物，也在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和广泛传播，对发展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普及书法篆刻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散木全集》（庞学臣编），共52卷，收录了邓散术先生的作品近千件、收藏近400件，文房四宝、来往信件、日记、生活用品等340余件，分为作品、收藏、生活掠影、建馆题赠四大板块。该书以邓散木先生所创作的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印谱、著作手稿、文房、生活用具以及与同时期艺术家的往来书信，向人们展示了这位艺术家的风采，也向人们展示了这位艺术家半个世纪以来艰难跋涉的人生历程。“作为学者和艺术家，邓散木不仅在诗、文、书、画、印等方面造诣非凡，且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公益精神、他的书生仗义、他的爱憎分明等都具有独特性，也时刻彰显出人性的光芒，具有率先垂范后人的积极意义和榜样作用。”（梁鸿：《霸气堂堂在 一足抵十夫——回眸邓散木艺术人生的最后八年》，《荣宝斋》2019年第4期）